文/ 林婷嫻（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編輯）
⊙從宗教看臺灣社會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康豹特聘研究員，當年來臺灣學中文，到臺南和鹿港看了一些廟會，覺得很有意思，便想了解這些宗教儀式究竟是怎麼進行、有哪些歷史淵源，一投入就超過二十年。
在康豹眼中，宗教並非迷信，而是「人們如何過日子」。無論是神判儀式、受難儀式，還是王爺信仰，宗教的存在不僅化解了人們的悲情，在地方社會上甚至發揮了調解糾紛的功能。
在廟裡的日子
在還沒有社區活動中心之前，漢人社會最主要的公共空間就是「廟」，因為廟前有廣場，有戲臺表演，有大樹讓大家納涼聊天；附近還會出現傳統市場和夜市，像是臺北的霞海城隍廟旁有迪化街，臺中豐原慈濟宮周邊則有廟東夜市。比較大的廟也有經濟的力量，例如新莊的慈祐宮前就有個石碑，記載著乾隆年間，廟方向渡船的人和店家收了多少渡稅、店租。
而現今，若要認識地方社會上「有頭有臉」的人物，到各地廟宇的管理委員會或董事會，看那些捐錢給廟宇的紀錄，就能在上面的照片找到他們「頭」和「臉」。
廟是信仰和權力的核心，也是充滿文化的場域，除了可以欣賞書法、繪畫、雕刻、建築等，神明誕辰時，還有戲劇演出和陣頭表演能觀賞，是電視機尚未出現前，欣賞表演的管道。
此外，廟也常跟政治有關係。例如選舉時，有些候選人發表政見都沒人關注，但一說要到廟裡「咒詛」、「斬雞頭」以證明賄選清白，就會有好多人跟去看熱鬧。隨著科技發展，現在還出現「線上求籤」，乩童也可以透過Line為信徒服務。比起其他宗教，這些都是臺灣廟宇的特別之處。
神明的功能：審判善惡
無論是清朝、日治時期或現在，有時嫌犯不認罪，警察會將嫌犯帶到城隍爺、東嶽大帝、地藏王菩薩、大眾爺這類「地獄司法廟」，讓嫌犯坐在那裡，自己好好想一想。晚上廟裡黑漆漆，又有可怕的七爺、八爺盯著看，嫌犯往往會在倍感精神壓力之下主動認錯。
很多宗教都有宗教審判，像是好人到「天庭去彈豎琴，壞人到地獄被火燒」，也有很多宗教叫人要懺悔。但城隍爺、東嶽大帝、地藏王菩薩、大眾爺這些主宰地獄司法神明的廟，最特別之處，在於其具有「神判儀式」的文化和功能。
所謂神判儀式，就是把地獄當成「衙門」，藉由神明來審判善惡是非，讓做錯事的人自我懺悔。除了做虧心事的人會被抓到廟裡，也有人會到神明面前「斬雞頭」證明自己的清白，例如政治人物有賄選爭議時，就在民眾面前發誓：「若我有錯，就像這隻雞一樣遭到天譴，身首異處。」不過因為太血腥，現在許多廟都已經禁止民眾到廟裡斬雞頭。
此外，廟裡神明的容顏也是值得注意的細節。像是城隍爺、大眾爺這種地獄司法的神明很凶、是非分明，人們若在這類神明面前說謊，會有受處罰的心理壓力。相反地，若是有人說要去媽祖面前詛咒自己不得好死，就是自知理虧、沒有膽量，因為媽祖是很慈悲、包容的神明。
神明的功能：調解糾紛
在臺灣，人和人之間若發生糾紛，通常有三種解決途徑：第一種是請里長、村長、社區主委調解，例如誰家漏水到誰家了，就「私下聊聊」解決。第二種是到法院按鈴控告。很有錢的人可以請個律師跟你告到底，但小老百姓沒辦法這麼做，寧願到廟裡去跟神明「告陰狀」，這就是第三種解決方式，也可視為一種廣義的法律文化。
許多有冤屈的民眾，會主動到主宰地獄司法的廟裡告陰狀，大部分是為了法院較難定奪的民事案件，例如複雜的夫妻外遇、家庭糾紛、沒有收據的倒會等情況。廟裡的「筆生」為了確保民眾所言屬實，避免助紂為虐，通常會要求民眾先去法院按鈴控告，或是拿出財務糾紛的收據，抑或先擲筊杯取得神明認可的正當性。
「筆生」是何許人也？在新莊地藏庵，就有懂得六法全書的「筆生」，負責幫有需求的民眾寫「牒文」給神明告陰狀，粗估一年就要寫三千多份。十年前新莊地藏庵只有一位筆生幫忙寫牒文，現今增至五位，民眾甚至需要抽號碼牌，可見神明也是很忙的。至於牒文內容，就像官方文件，以白話文結合文言文，並記有一些法律用語和神明的名字，由筆生記載著：「某某人幾月幾號來跟我說……，請神明（地藏王、大眾爺等）幫忙來查這個案件……」
這些前來跟神明告陰狀的人，通常一開始都表情生氣、痛苦，但也不能在筆生面前謾罵，要講清楚冤屈的來龍去脈。講述過程中，口語轉化成了文字，情緒化的字眼也變成規範性的語言。這時，和神明告狀完的信徒會感到自己的冤屈被神明聽見了，同時也向神明證明了自己的清白，情緒也就變得比較緩和。
信徒跟神明告完狀，會不會去跟有糾紛的對方放話？一定會。因為當事人的情緒緩和了，對方也知道神明介入了，就有機會重啟談判。因此，等待神明受理案件的緩衝期間，也是當事人重新調解糾紛的機會。例如原本要不回來的一百萬，可能重新談判，先從三十萬開始還；或是原本老公有外遇不承認，現在知道有神明在看，就有可能乖乖回家。
神明的功能：化解瘟疫與悲情
生、老、病、死，人生在世有各種困難，除了前述善惡的對立、剪不斷理還亂的糾紛，人們還得面對瘟疫的考驗。而在醫療不發達的時代，傳染病也帶來了一些宗教活動。
以前臺灣移墾社會，建設還沒那麼完善，夏天一到，瘟疫就會更加嚴重，這時就靠祭祀五瘟神來驅除瘟疫。例如，臺南市在清代就有瘟神廟，裡面供奉來自福州的五福大帝，即五瘟神。五瘟神的誕辰是農曆五月五號，即是因為天氣從端午節開始變熱，蜈蚣、蛇、蚊子、蟑螂、螞蟻都跟著跑出來，傳染病也在這時開始出現。
除了氣候因素，瘟神也是世界性的現象，而且跟「港口」和「船」非常有關係——以前黑白電影中的吸血鬼，就是帶著「老鼠」手下坐船去感染人類，就像黑死病的感染途徑一樣。而十九世紀末的臺灣，在依據條約開港通商後，雖透過淡水、安平、雞籠、打狗等港口將銀子帶進來，卻也同時把細菌和老鼠給引了進來。
從歷史來看，許多傳染病都是從港口由船帶進來的。在此歷史與社會脈絡下，就發展出了東港迎王平安祭典的「燒王船」儀式：王船在地方繞道，由道士替大家懺悔，並請瘟神離開，最後再把所有髒東西跟著船一起燒掉，達到淨化功能。
到了二十一世紀，許多瘟疫已能藉由醫療控制，不再透過這些宗教儀式來驅除。因此，現今東港迎王祭典遶境時，改在曾發生過車禍、自殺、意外等事件的地區，讓畫著臉譜的「魔鬼特攻隊」──八家將、五毒大帝等陣頭，趕走地方上的厲鬼和災禍。有些家庭還會準備紙人替身，讓它替家人承受髒東西或壞運，再和王船一起燒掉。
不止於迷信的宗教信仰與受難儀式
以人類學家特納（Victor Turner）提出的「社會劇場」和「受難儀式」概念來理解，這類儀式其實是在回顧當地的悲情、驅逐不平安。同時，還有另一層意義是，讓民眾面對自己的痛苦。
現今有些人會到東港東隆宮改運，讓「班頭」拿著溫王爺令旗打自己的手心，或用板子打屁股，還有人會戴上紙枷當「犯人」。這些都是屬於王爺信仰的受難儀式，透過宗教儀式來解決自己的罪惡感。康豹在田野調查時就曾看過，令旗連信徒的手心都還沒碰到，那個人就開始哭了，因為他正在坦然面對自己的內心。
宗教有時會被看成是一種「迷信」，但透過這樣實地走訪臺灣各地廟宇的研究，讓我們對宗教有了不同的理解：無論是化解悲情的受難儀式、明辨是非的神判儀式，或是重啟調解機制的告陰狀，表面上是宗教活動，其實都是在處理人們的心理問題或是社會問題。
（本文出自《研之有物──穿越古今！中研院的25堂人文公開課》，寶瓶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