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良心說謊的民族》

劉曉波，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本書則是作者對於中共政權以及華人民族的批判，也是對於犬儒主義的知識份子的批判。

在各篇中，作者對於中國的不同政治現象予以針砭，也諷刺了像是雖然太監在今天的中國已經不復存，然而太監精神仍然被傳延，也就是「精神太監化」—被迫的精神閹割和自願靈魂自閹。然而最主要的還是對於中國目前的統治：極權、集權、共產（今日已經轉化了）、獨裁、專制的批評。在這樣的環境下，為了維護統治權力就會控制言論，就像李綠松的人，被割掉舌頭一般，中國控制言論的方式就是先用小恩惠收買社會舌頭，不成的話再用暴力割掉社會的舌頭。對於中國的狀況（2000年時期）的描述是「當每個人的基本生活必須仰仗於政府之時，人就等於被剝奪了一切，只能充當馴順的工具和奴隸。」更且，不存在「法律」，亦即，只有法律的名，沒有法律的質的條律成為合法傷害的器械。「在中國的體制中，財富積累的多寡與合法傷害能力的強弱成正比，合法傷害能力的強弱又與權力的大小成正比。」而對於這些問題的根本癥結，就在於：制度（這個論點也可以在《國家為什麼會失敗》看到）。國家之間的競爭並非資源、技術的競爭，而是制度競爭，制度創新可以包容技術創新，但這條公式無法反向進行。又制度的競爭則是道義的競爭，今日則是憲政民主制度具有優勢，因其道義立場為實現並保障人的自由、尊嚴與權利，提供制度激勵給人的創造力之最大發揮。作為自由主義者的劉曉波認為，統治的正當性並非來自於政績，而是自然法的道義，在現代的意義即為由憲法規定，透過選民的授權所賦予。而中國的問題就在於其統治正當性訴諸非此，而是具有狹隘實用性與即時性之短暫功利的政績。對作者而言，人的自由和尊嚴是超越地域、國界、種族、文化、階層等界限的，換言之，天賦的。

中國的統治邏輯應該是這樣：「救亡就必須強國，強國就必須優先發展經濟，優先發展經濟就必須保持社會穩定，保持社會穩定就必須一方面拒絕西方的和平演變，一方面維持和加強現行政治體制。」換言之，秩序為上。

然而被賦予中國人權鬥士、民主鬥士的劉曉波，確實是個硬派，雖然現實上在監牢中，但是監獄能牢限的只有肉體，限制不住思想。他膽敢在這種體制下發聲、運動、主張，這種態度值得欽佩，也不外他批判沈默的知識份子為犬儒（但是否得當待論）。

然而，身為台灣人，我認為劉曉波是應該被我們批評的，他批評了中共罔顧人權、民主，但他的言論也忽視了活在這塊島嶼上的台灣人。他不僅稱（認為）台灣人是中國人（就此，他具有統一的思想更毋庸置疑），甚至意欲以統獨問題、台灣政黨輪替、民主化等等的政治主題上，作為中國民主化的示範、途徑、手段，他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中國，而這個中國，包括了台灣，這就是我反對的。這種言論，不僅侵踏了台灣，也侵踏了台灣人，台灣人的尊嚴。

什麼是台灣人？現代的國家是民族國家，民族主義（Nationalism）的民族並非由血緣（一般最常見的迷思）所構成，民族是一種想像的建構，據社會學家 Z. Baumann的話說：「想像的共同體」。上次去聽黃春蘭教授演講「五封遺書的故事」（有關白色恐怖受難家屬的主題）時，她對於台灣人的理解正巧貼合了民族的觀念，也很口語化的道出了什麼是台灣人。「不管你來自哪裡，只要你對自己是台灣人有所認同，你就是台灣人。」（非原文轉述，但大意如此）

又像是，作者認為蔣經國雖然人生大半為了蔣介石的獨裁服務，但在晚年開創了台灣的憲政民主，對於中國而言是一個良好示範，執政者應學習他，中國人也就會學習台灣人而不去追究個人與家族的歷史欠帳並記住他們開創新世紀的歷史功績。然而，這種說法是十分不負責任的，因為台灣人並無不予追究，再者這種說法也是非常功利的一種慫恿，而非理念的倡導，令我難以苟同。最後，以及在本書的最後，作者批判了中國人用1%的善政來為99%惡政辯護的作為，而作者在此，不也一樣嗎？

為此，我認為對於劉曉波不可忽略的一點是，諾貝爾和平獎所頒發的是他對於中國的貢獻，而並不及於對台灣的貢獻，所以他所說的人權或是政治主張等等，



就打了折扣，畢竟



他忽視了台灣，而我是台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