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香港作家盧斯達的緣故，閱讀了《如水赴壑》的書稿，後有寫撰了一篇書評為：「讀《如水赴壑》──名為民族國家史的「中國」故事」（連結：https://paratext.hk/?p=3769）主要論及當代民族國家的建構方式是以逆溯考古式的，相對於歷史學正流而下是對反，故而書中以自「中國」遠古向下敘說的方式，可說是對「中國」這個20世紀新生的民族國家的解構。
而出版本書的「山道文化」，在拜訪網站後對於數本著作皆有興趣進而購入閱讀，是為本文所提及的著作。
《石》一書為邵家臻議員於入監時所寫就，而對比於《陳》是佔中三子之一的陳健民教授所寫，可見得各人所面臨對抗暴政而入監時的心境與實踐是有所不同的。例如前者致力於改革囚權，不因入監而有所更易此態，後者則以較為自得的方式，認以入監作為公民不服從的代價，並希以此和理非期望能產生改革，並以此寧靜的獄中生活補足平日所匱之閱讀。任何一個地域中對於監獄生活的描述必然是困苦的，例如上開提及的作者都描寫到冬涼夏暖的監房與如同嘔吐物的伙食，不過同時也點出一個當代刑罰施行的矛盾：究竟我們是要威嚇（deterrence）還是期望復歸（rehabilitation）？那麼最重要的道德意義應報（retribution）又該如何擺置？且就前者以觀，要更多強要的禁制，或是加強囚犯與社會的聯繫？可或分別拿北歐的福利刑罰政策或美國的監禁政策對比，然而參雜在這之間的諸多國家包括我國或是香港，都是左支右絀不知如何是好，但將錯就錯只能上命下從。
這是一點。另一點是正好也讀完廖亦武《子彈鴉片》裡頭提到六四受難者的採訪，中國的監獄環境更是可怕，尤其令人驚恐的是疥瘡、疫病四散、毆打受刑人的日常，在相對的意義上，這絕對是比前述提到的監禁環境要更差的。雖然如此，這卻不是我們能去要求受刑者說：「想想看那些人，你已經很好了。」的這種廢話，這就像是對憂鬱症患者說你不要哭一樣的廢話。要不成為廢話，至少要先去思想過為什麼體制是如此？又「應該」如何？此後所言所行才或許不那麼廢一些。
從2014年港台的公民運動就已風起雲湧，例如太陽花運動或是佔中與雨傘革命，但是沒人能料到是「二零一九」這個數字是極權化的「magic number」，九七回歸所說的五十年不變，可能也是沒有錯的，所以「1997+50=2019」，這很難不讓人想到《1984》的「2+2=5」。而在這個年份的反送中運動以及其後的警暴，更是讓全世界恐懼，因為原本國家所代表的司法正義是對反於黑勢力的，國家固然是具有權力（power）中的暴力（violence）性質，但因其是唯一具有正當性行使該合法武力之組織而為國家，但當由此組織所宣布的價值標準變得能收納進「應」被判定為非法使用武力的組織，進而使得正邪合時，讓人恐慌之處正在於即便原先即非民主國家，但更可怕的是價值標準的消融使人變得無所適從。而這無所適從感更是在一國一制化的過程中，極權國家的恣意性（arbitrariness）彰顯。
尤其是七月的元朗襲擊事件，在閱讀柳俊江的《元》此書時，邊找尋那時的影片與圖片，兩年前所感到的恐懼又再一次經由網路的記憶而映入眼膜，在一個現代化的國家中的大眾運輸，卻充斥著明顯是黑社會的暴徒，在「無警時分」肆意橫行暴打市民，無論是身著黑衣的反抗者（非多數），或是路過僅為返家的市民，無論男女老少，都是這股喊著「光復元朗」的白衣人眾所暴打的對象，記者也不例外。然而警察與議員卻也都是同夥，無視、包庇也不作為。要不是人民的保姆成為掌權者的鷹犬，又或者這些「暴徒」不是「人民」涵攝的範圍。而所謂「暴徒」，更是在市民受暴之後被主流媒體給冠上的標籤，在面對這樣的超現實世界，如何不絕望？
我們實在很難去同理任何他人的處境，因為身歷才可能有所「經驗」，鏡像神經元並不運作那麼廣讓我們能去「設身處地」，這反倒可能成為矯情的作為。身處台灣真像是隔岸觀火，但只要去想像若我們待在大眾捷運出現大量流氓毆打乘車者，這所產生的恐懼就已足令我們畏怖，何況乎真實經歷的港人？
而最後的《我》此書則是港大哲學教授所寫既，對照閱讀到陳健民教授的文筆內容，有時都會不禁想著像是在台灣有著「維持現狀」的人，香港則也有那些對「中國文化」仍然嚮往者，新儒家即如是。然而我十分對此種說詞不以為然之處正在於，似乎始終要去復興偉大的中國文化，明明是外來、後來的民主，卻仍能跟孟子的民貴君輕勾上邊，明明是儒教的權術祭奠，卻變成禮法的準規。
而這些對中國（華）文化所嚮往者，有些則會把中國與中共分論。但是極權國家把原子（atom）給消滅，而存「整體（total）」作為至高無上的存在，且將現代社會的「規訓（disipline）」技術予以及極致運用。所謂「，一為全，全為一」，在這裡的意思是：「我就是國家，國家就是我。」然而，若是出於對偉大「中國」概念的美好卻虛構歷史的想望，這點當然可以忽略，是共產黨文革、是共產黨屠殺的，概念上當然中國共產黨不等同中國人，但實際上呢？
「認同中國文化，不等於認同中國共產黨。」《我》的作者張燦輝如是說。
當然1979之後都沒有真正「共產」了，這裡的共產主義者（communist）指的是非共產主義的的獨裁而已。更精確來說，所謂的中國共產黨思想—或說，中國人性，即是反自由、反民主的。而這正是對於19世紀末華夷秩序失落之後，自卑轉自大的當代進化。
但正是對此的忽視，才會說只有那小小部分是壞份子，其他都是被牽鼻的美善真中國炎黃子孫。但這種性善論又怎麼排除那些「壞份子」的「人性」之惡？就像中國人的概念如何排除「中國共產黨人」的概念？
說到底這只不過是種一廂情願。
當然我們必須肯定《我》的作者作為知識分子在黑暗時刻，對於反送中運動的香港本土支持，但其言論中無不透露著對「中國」的悲嘆。尤其三句不離「吾師勞思光說：」，而這簡直像極了「子曰：」但這種儒家式的「師承」文化不正是迂腐的根由？難道共產黨搗毀傳統價值，再因為共產黨壞透了，所以就要主張復興儒術？但不正是這種「老師說」才讓思想逐漸萎縮而中國無哲學？
於是，就政治而言，道德勇氣值得肯定，畢竟願發逆言於恐世，實非眾人皆能輕易為之；然於知識而言，就難苟同。兩年後的現在，事情沒有變好，只有更糟，從反送中到一國一制，權力的收攏讓香港已經不再有自由的空氣。
距離2049的中共建黨百年，以及中國主席習近平任內的正當性危機（非民主正當性，而是取消任期而無從再形成權力分贓），將使得以民族華夏精神為號召收復失土的侵略行動蠢蠢欲動，位在前線的我島，實令我擔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