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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亭夜夜歌——追尋日治時期新竹酒家的線索

文／謝爾庭

日治時期，台灣的城市樣貌大幅改變，新式餐飲店陸續現身，其中，酒樓的大量增加，讓夜晚的街道更加多采多姿。中研院曾品滄研究員的論文曾指出，新竹第一家專辦筵席的酒樓「醉翁樓」出現於明治三十一年（1899），然而兩年之內，酒樓數量就增加到十二家。除了專營酒席的店家，一般料理亭也多半供酒，可見到藝妓出入之間，甚至有梨園表演。換句話說，相較於過去，日治時期新竹文人雅士飲酒作樂的去處，選擇多了許多。

這些場所位於何處呢？根據《新竹工商名錄》和《台灣日日新報》等文獻，可得知當時新竹的酒樓大多位於現今的新竹火車站前和北門街、長安街一帶，對應到日治時期的行政區大約是北門、南門外、東門一帶。

「塚迺家」是新竹日治早期著名的酒家，塚迺家本店推測開幕於1896年，營運項目包辦了飲宴、歇宿、料理等等，位於後車路上（現今世界街、長安街交叉口）。店主人一度於火車站前另外開設了貨座敷群鶴樓，後來經營不善，改建為塚迺家支店，專營旅宿。1909年新竹名士謝介石在塚迺家本店宴客，觥籌交錯，現場來了百餘人，足見場面之大。當時塚迺家品牌響亮，1926年一度遭逢大火復又整建，更和白水旅店、田中屋並稱新竹三大旅館。

後期新竹較為知名的酒家則有味珍樓、樂仙樓、榮久旗亭（南門外）、竹意閣、新薈芳（北門）等等。新一代的酒樓規模又更加龐大，1916年落成的榮久旗亭，根據《新竹大觀》的記載，曾有15位美女藝妓，被稱為新竹第一流的料亭，在1940年出版的《臺灣鐵道旅行案內》中的新竹市街略圖中，也可看到「榮久」的字樣。而北門的竹意閣，整建後甚至有「噴水假山」。

酒家是當時士紳最重要的宴客空間。曾參與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創黨成員的黃旺成先生是當時新竹的重要士紳，在他的日記中，曾多次提到有人來訪時，在竹意閣、樂仙樓等地接待。例如1926年12月20日的日記，便記載：「一同往樂仙樓　用五角平均的菜八碗、白玉葡萄二本、三號紅酒一本　飲得興會琳琅」而1927年7月21日的日記，也曾記載台灣文化協會的重要參與者彭華英來訪，餐敘後兩人至竹意閣續攤至凌晨三點：「十一時半往竹意閣喚兩妓快飲　和華英回家已將三時矣。」

不只與人相會，各類團體組織舉辦宴會，也會選在酒家舉辦，從慰勞宴、惜別宴等等都有。而酒家出入份子複雜，喝酒鬧事的消息也時有所聞，有時甚至會有血光之災。酒客與藝妓之間也傳出不少風流韻事，從臺灣日日新報的記載中，有藝妓被內地（日本）情人帶出後，從此人間蒸發，店家急著報警的有趣故事。

酒家多元的娛樂服務，或許可從名稱的意義來觀察。當時酒家有各種不同的名稱，例如榮久在某些報導中被稱為「料亭」，也就是餐廳之意，但在其他文獻中，又被稱為「旗亭」。旗亭（きてい）的意思是外頭插有酒旗的酒樓，是日人常見對酒家的稱呼，也有酒家直接被稱為「酒樓」。而根據曾品滄的研究，當地人還會稱這些酒家為「多旨店」，多旨是福佬話，意思是專門為人烹煮宴會菜肴的廚師（類似總舖師）。

總體而言，日治時期酒家提供的不只是餐飲饗宴之所，更是當時重要的公共領域。大正年間，酒樓逐漸成為市民階層的公共空間，而更多廉價酒樓的出現，也讓更多市井小民能至酒樓享樂。文人雅士來此吟詩作對，談論時事，臺灣本地的仕紳也在這樣的空間，與日人統治階層交流、互動，建立關係。酒樓也就從純粹的大眾娛樂餐飲場所，演變為新時代的社會文化空間。

曾品滄，2011，〈從花廳到酒樓：清末至日治初期臺灣公共空間的形成與擴展(1895-1911)〉。《中國飲食文化》，7卷1期。
蔡明志，2011，〈臺灣公眾飲酒場所初探：1895-1980s〉。《中國飲食文化》，7卷2期。
李維修，2018，〈消逝的逆旅：竹陽軒與塚迺家〉。收錄於廖志堅編，《從清代到當代：新竹300文獻特輯》。新竹：竹市文化局。
蔣竹山，2014，《島嶼浮世繪：日治台灣的大眾生活》。台北市：蔚藍文化。
新竹市役所，1941＊昭和16年），《新竹市商工人名錄》。新竹：新竹市役所。
高木正信，1928（昭和3年），《新竹大觀》。新竹市：臺灣經世新報新竹支局。1939（昭和14年），《臺灣鐵道旅行案內（昭和14年版）》。台北市：日本旅行協會臺灣支部。

本篇文章出自《貢丸湯》Vol.16「風城不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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