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從這篇文章整理改寫。
本書與我的研究直接相關，也是重要的關於東亞鼠疫的經典作品。
我的研究題目是「臺灣鼠疫」，主要關注在臺灣漢醫治療鼠疫的行動、臺灣漢醫與日本政府與民間社會的互動等向度，這本書也是鼠疫研究當中的經典作品。全書共有16個章節，在此並不是要做個詳盡的書評或文獻回顧而是想把幾個有趣的重點以及個人想法紀錄分享。
第一次看到這本書的時候就注意到第5章「老鼠“消滅”了明朝」。許多歐美學者都不太認同明帝國時期的瘟疫就是鼠疫，但這本書透過許多地方志的內容，找到了「疙瘩病」極有可能就是鼠疫的證據。明崇禎末年，瘟疫流行，已經是醫學史家相當確定的一件事，但這本書的重要價值就在於直截了當的說出「老鼠滅明有功」。此書出版近15年，沒看到太多反論，「明末有鼠疫」應該已經相當接近歷史定論，只是在歐美醫療史研究的領域，這個論點似乎仍未成為普遍共識。
這本書另外一個貢獻就是指出鼠疫在「戰爭時期」與「和平時期」有不同的傳播方式。戰爭時期會有大規模與大跨度的傳染，而和平時期則是線狀小區域的傳播。這兩種傳播模式在方法學上相當管用，也適用於臺灣或其他東亞地區的鼠疫傳染研究。
第三個讓我感到興趣的內容是本書第15章「滅鼠拔源：20世紀50年代的內蒙古草原」。50年代，已經是中共建政後的時代，這個章節描述了一個全民齊滅鼠的景象，似乎在暗示「大躍進」由此開始。1954，哲里木盟發生鼠疫後開始實施滅鼠，1958吹「東風」毛澤東的大躍進之「滅四害」開始動了起來。這滅鼠行動其實不浮誇也不含糊，滅鼠時採取方陣前進，「四有數、三有號」（發藥有數、領藥有數、每洞投藥有數、投藥鼠洞有數；每隊有號、小組有號、個人有號）、「三查三堵下藥法」、「一磷二炮三掃尾」、「三包五定一獎」（承包面積給個人，保證滅鼠時間質量），等等充滿躍進味的口號也應運而生。比起一些農業躍進，滅鼠行動可以說相當確實也有成效。
臺灣鼠疫時期也有大滅鼠行動，但日本政府採行的是收購的方式，然而後期收購金越來越少，老鼠也越來越難抓，在一些日記中曾看到保正甲長對於警察要求「業績」的抱怨，繳不出老鼠就要繳「滯納金」，有種變相繳稅的感覺。而且後來隨著科學研究確認出特定鼠種帶菌率低，也就不再收購特定鼠種，「業績」也就更難做了。最後，政府在1917終於宣告全島鼠疫滅跡。
《鼠疫：戰爭與和平》是一本研究東亞鼠疫重要的書籍，其中關於鼠疫與大躍進的關係也許還值得更深多探討。這本書對研究中國瘟疫史也有相當大的幫助，介紹給對於醫療史、衛生史、甚至東亞史研究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