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日報社論（2019.03.26）「以肺護權」降菸稅？別一錯再錯」提到：
政府對菸品課稅，主要是希望透過以價制量的效果，達到寓禁於徵的目的，租稅收入不應是其考量重點。根據經濟學基本原理，菸稅收入的多寡係決定於民眾對菸品的價格需求彈性。彈性愈大，亦即課稅以價制量的效果愈強，菸稅收入就愈少；反之，則愈多。
我在ETtoday「癮君子，請用更高的價格來買抽菸的人權」(2016.11.18)（註：標題不是我下的）提到：
在葉春淵等人的一篇「菸品健康福利捐對香菸消費量及產業之影響」中指出，國產、進口菸的價格彈性分別為-0.645及-0.818的前提下，假定菸捐再調漲5元，以2004年人口計算將使國人平均每人國產菸及進口菸消費再減少4.25包及4.93包，合計平均每人的菸品消費量減少9.18 包，平均每人菸品消費量減少8.58%。此時，新的菸品消費量減少至17.9億包，政府菸稅收益為390.32 億元，其中菸捐約179億元，即菸捐可多增收89.52 億元。
菸品是一種正常財貨，基本上都是有價格彈性的，當菸品漲價，消費者自然而然會減少菸品的消費，在國產菸與進口菸的價格彈性皆小於1的情況下（取絕對值），菸價因菸稅或福利捐上漲而上漲，整體的菸品支出對癮君子而言還是會上漲，但菸品的消費量仍會下降（進口菸品的彈性高於國產菸，下降更多）。因菸價是有價格彈性（在不同所得階層中價格彈性不一）的，對菸品收稅（菸稅與健康捐）的效果就是直接揚高了菸價，於是乎，抽菸人口當然會減少，結果，菸稅（捐）不就減少了。
所以，稅收增加又減少抽菸人口大概只會在一開始的時候，因抽菸人數尚未降低甚多，稅收會增加。
然當價格彈性發揮時，當抽菸人口減少甚多時，稅收當然減少，故，魚與熊掌無法兼得。
因為低端所得的菸品價格彈性低，菸價提高並無法有效的抑制抽菸的行為，正因為他們可能需要菸品來提振工作精神或者排解壓力與情緒，菸價一提高，直接被「剝奪」了可支配所得。
於是乎，
調降菸稅（捐）等於直接菸品降價，解放了購買力，在菸品消費量不變的情況下，可支配所得增加。
政府政策矛盾之所在，即政治考量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