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重大刑案後的集體療傷：從《我們與惡的距離》探尋「共生社會」之可能

「什麼是好人，什麼是壞人，你有標準答案嗎？」

這是近期爆紅影劇《我們與惡的距離》經典台詞之一，它是一部以無差別殺人事件為主軸，描寫社會大眾、受／加害者及其家屬在面臨社會刑案時，所共構、交織的心理狀態及行動實踐的劇集。而這句話在劇中之所以精髓，乃在於它貫串了觀眾自始至終「找不到標準解」的觀影過程。作為一種註腳與定調，大眾從而得有心理準備：傳統「抓兇手」、「拉對立（善惡、正反派）」的閱聽習慣，那些過往（經由教育、價值形塑與媒體呈現所習得）的思維、視角，在這裡都派不上用場了。

這件事很關鍵，它迫使大眾先放下憐惜／指責的「正義之劍」，放下殺人償命、應報主義先行的道德直覺。在高喊「殺人解決不了問題，卻能解決製造問題的人」之前，先用這些（飽滿）情緒氣力想想：那「問題」到底是什麼？因為，唯當我們開始承認「死刑就算能解決製造問題的人，也解決不了問題」，才會赫然發現，「只關注死刑（執行）與否」，其實本身也是個大問題。


1. 破口與社會烙痕

《與惡》全劇由「無差別殺人」、「思覺失調症」雙主線所構織，兩條敘事線都涉及社會刑案：李曉明、陳昌、應思聰與楊耀輝（楊姓國中生）。廣義而言，他們都是被社會定義的「病人」，是社會安全網的破洞，也都是犯下案子、讓許多家庭面臨破碎創痛的「惡人」。也因為這種事件對於社會形如一種烙痕式記憶，大眾遂將他們賦上惡的烙印，要求政府隔離、消滅這些人。劇中的他們最後的確都償命而亡了，而刑案自此成為社會默識避而不談的禁語；大眾用「反社會」、「神經病」的標籤拉開自己與惡的距離，代價就是連自己也不曉得一切如何發生，不願意、也沒機會理解更多。


2. 「要當一個殺人犯很容易嘛」

諷刺的是，這究竟是問題的解方還是禍因的開端呢？輿論、媒體自栩為正義化身，將這群加害者（與他們周遭人）趕盡殺絕的同時，不也正是在加速另一批人的陷落嗎？同樣是受傷害的人們，我們可憐受害者家屬，認為他們失親之痛難以抹滅，同時卻把「輿論殺人」的正當性用天理、正道合理化至最高，這些憾事、仇恨在加害者親友所留下的永久瘡疤，又有誰關心過了？

事實是我們也拒絕理解他們，就如同對那些殺人犯一樣。我們拒絕看見這些親友身處的瘡痍（自顧不暇、孤立無援的思悅、被校方及社會輿論夾殺的楊媽媽），拒絕承認社會安全網從一開始就沒接住他們的親人，現在甚至還要連他們也推下去。儘管有著相似汙名標籤的思悅相惜，當美麗境界事件爆發時，大芝都還是脫口而出了那句話；與其說是編劇刻意而為，我更相信這一幕所欲傳達的，是社會氛圍的確能養出殺人犯的精神震撼，而幕後推手，正是高舉「正義大旗」的你我。

輿論真相的照妖鏡：媒體

這是本劇梳理的第一個矛盾，畢竟平心而論，這些焦慮氛圍並非空穴來風。《與惡》透過大量「群眾」角色的心境描寫，嘗試烘托出社會在「破口療傷」之過程中，眾人紛雜卻其來有自的情緒構面。


1. 實務及刻板汙名的雙重交纏

不是每個人都像丁媽一樣寬容，或許如小清所言：「這不是對錯的問題，而是現實的問題。」大芝確實影響了「小確悅」生意，並挑起一些街坊鄰居的騷動，其實再往前回顧，她也是基於同個原因離開品味的。無獨有偶，「思覺失調」在社會眼中就是個麻煩，但就算他們狀態 OK ，我們的社會準備好接納他們了嗎？關起來或是放出去，這也是個現實（親友不願照顧的美清姐、照顧體恙的應爸、思德外，實無多餘心力的應小媽、擔憂「基因缺陷」將影響長子香火的金家人）與觀念（資源充足卻拒絕親弟出院的丁立委）的問題。


2. 無限上綱的失控再現

實務的影響當然是真的，但也絕對與汙名脫不了鉤，當這些正義驅使的情緒海瀾失控肆橫時，媒體的再現，便往往扮演著反映社會氛圍的那面照妖鏡。

劇中的新聞報導，不但暗諷了群眾對司法體制的盲化與扭曲（將辯護律師、法官視為是將「精神問題」當作脫罪保護傘，罔顧正義的魔鬼代言人），不少言論甚至根本不曉得死刑犯申請辯護律師只是一般的司法程序；西海幼稚園一案發生時，爭相將矛頭指向充滿爭議的康復之家，更點出精神疾病、精障者蒙受社會汙名化與鄰避的現狀。因此，看著劇集開頭「社群輿論」的意象影射，大家應該不難聯想「哈哈哥事件」與「處決李曉明」暗指的是什麼吧 XD 當逮捕或執刑淪喪為給媒體、輿論的安撫交代，甚至是執政黨遮羞的煙霧彈，追崇法治、公理的王赦會如此痛徹心扉，不言可喻。


近年關於媒體的研究紛紛指出，「總白癡化」和新聞品質下降其實是互為因果的惡性循環，品味新聞很忠實的呈現了電視台每天面臨的道德兩難。被迫投入的市場競爭，逼著他們從監視器、行車紀錄與爆料公社抓素材，逼著他們捕風捉影式的相互逐仿，「怕輸你就報」的抉擇壓力，體現在西海幼稚園現場直播、普吉島爆炸的臨時快訊，甚至最後也讓他們賠上「假消息錯殺」的慘痛代價（以對話截圖反控輿論的馬方林、遭指模仿犯而走上絕路的楊姓母子）。News 哥與喬安姐替他們上香的那場戲，更是殘忍演繹出，沒有點閱、收視率的背書，要在這「七歲智商觀眾的交易市場」談媒體自律、品質改革，就永遠只是脫彈不出結構的獨人唱戲。但話說回來，這爛生態難道和我們一點關係都沒有嗎？（題外話：抵制、打爆無良媒體那段整個很神預言啊 XD 輿論先和媒體一起殺了人，再另外帶一波風向把正義之劍指向新聞台，仔細想想其實很狗咬狗一嘴毛）


受害方與加害方的身分疊影

最後，雖然《與惡》並不刻意營造正／反派，但刑案中的受害與加害方，不可免仍是社會在集體療傷過程中，非常關鍵的一環，也是本劇欲處理的第二層矛盾。觀眾應該會逐漸發現，其實這兩群人都很無助，不要說案發帶來的失親、輿論創痛了，犯人在成為犯人之前，不是早已承受社經劣勢、精神與生活壓力所判下的原罪了嗎？在你讀這篇文章的當下，又有多少人正在現實中無望的陷落呢？只差在有沒有陪葬品而已。

劇中的受害家庭，多少都對加害方出現報復舉動（跟拍李家住處與大芝的獨家新聞、小確悅店面遭蛋洗），「情緒」本身雖然難以論理，但我們也不該否認它存在的正當性，以及直面它的必要性；只是徒欠理解與對話空間的單向抒憤，雖逞得一時之快，但更多時候反而形如絆住自己的酒精麻痺。如同喬安所言，原諒與懲罰之間有時很難抉擇，但在（與自己）和解共生的療傷之路上，那場對談無疑是很重要的。

敏銳的觀眾可能已歸納出，劇中（當然戲外也是）大部分問題，其實都攸關我們一再重申的「理解與對話」，王赦與美媚的爭執很清晰帶出了這件事：「你不理解他們我不怪你，但你至少知道你老公是在做什麼的吧？」夫妻面臨衝突的當然也不只他們，喬平與一駿面臨醫院裡跨科專業做法的隔閡、僵持，如同喬安與昭國對新聞媒體不同的功能想像及立場，還有思悅與凱子天差地遠的家世及性格條件，都蘊含了太多各自人生觀、價值優位與現實因素的問題。重點在於，連屋簷下的枕邊人都難以彼此瞭解了，之於社會、之於社會安全的漏網之魚，我們又要談何「理解」呢？這不也是一種集體「病識感」的缺乏嗎？也難怪，曾指責大芝沒注意好哥哥的喬安，在意識到自己與天晴的關係後，會感到如此慚愧了。


未來的樣子：和解共生與行動策略

《與惡》一劇的可貴，在於它不刻意給出標準解，卻藉由各條主線的行動操作揭示了更健康的策略方向，並賦予受眾一幅值得期待的想像藍圖與實踐動能！


1. 社會輿論、汙名與媒體角色再思

紛雜的輿情及其隱含的刻板汙名，雖然是惡的共犯結構，其存在卻也其來有自。與其要求它消失，不妨轉焦於「更多理解與包容的可能」。唯當我們意識到自身所掌握的話語權及媒體風向，除了基於道德，更是「社會位階」的相對高點，才會意識到群眾更該有接住這些人的責任。且，當輿論開始將正義之劍指向自身，讓思辨力與識讀力帶起社會觀念的漸進改革，所謂「品質媒體」也才有望成為可能。


2. 眾生皆有病：人人都需要和解共生

當問題來臨時，情緒排遣固然必要，但在自懟「為什麼是我」之後，擁有承認、直面問題的勇氣才是解決的首步，這往往最難（想想昭國和喬安走進天彥房間、電影院的心防瓦解、美媚和王赦淚中帶笑的相互坦誠），也是本劇之所以不斷強調「對話治療（婚姻諮商、加／受害者對談、家屬支持團體）」的緣故。

笑開來，好運才會來吧！畢竟，我們無法拒絕被貼上標籤，卻可以選擇努力撕除它。當我們開始能與自己、與過往坦然「和解」，所謂「共生」社會也才值得期待。

「就是因為看不見，我們才更有機會去相信（希望就在雲的背後），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