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蘭芬
那時學校一畢業進報社跑新聞，就認識在不同報紙工作的李維菁。我們同年，都是菜鳥，常常跟我和她共同的好朋友一起，三個女生相約喝咖啡逛街吃火鍋，盡情大罵職場中遇到的爛人爛事，彼此療癒一兩小時，再分頭回各自的辦公室繼續面臨同樣的爛人爛事。
她走氣質非凡高貴淑女的路線，一點不像我土頭土腦，永遠一輛機車像送貨員似風塵僕僕跑遍大台北地區，常常安全帽拿下來臉的下半截是黑的，真髮被壓扁成假髮。維菁絕對不可能放任自己如此邋遢，她妝容精緻，髮型跟衣服都走在時尚最前端，不是日本雜誌《non-no》那種時尚，而是維多利亞貝克漢會去參加的「巴黎時裝秀」那種層次啊。
最記得她逛街的樣子，似笑非笑地只掃一眼架上的東西，碰也不會碰一下，不管我們拿什麼試穿給她看，她就嘴角揚起輕輕說：「很好啊，很適合妳。」經過會反射影像的櫥窗或大鏡子時，二十幾歲沒什麼自信的我不然不好意思看不然就是偷偷瞄一眼自己走在街上的樣子，維菁則是目不斜視昂首闊步。如果要照，她一定是停下來，好好面對著鏡子，像開國際記者會的巨星面對台下閃個不停的鎂光燈那樣，謙虛又美麗地盯著自己。
過了幾年，我跟另外那位好朋友陸續結婚生子，經歷生活上工作上微小瑣碎的變動，漸漸沒機會常常聚在一起吐苦水，就算某些場合遇到了也都是匆匆幾句，快速的半杯咖啡，接下來我依然機車奔馳，維菁還是優雅地閃進計程車裡，分道而去。
只是，那個站在路邊招車的她的背影，怎麼看起來還是那麼瘦，而且那麼寂寞呢？
幾年前我們在臉書上聊天，她突然說：「蘭芬，小說要怎麼寫啊？」
蛤？！問我喔？我的小說是不會得文學獎的那種耶，妳是報紙的副刊主任啊，全台灣的大作家都會排隊搶著回答妳這個問題，妳問錯人了啦！然後我們就開始聊一些跟小說完全沒有關係的八卦跟阿里不達，到很晚，她突然傳來一句話：「怎麼辦？我都快要不能生了，還找不到可以跟我生小孩的人。」
認識這麼多年，這是第一次她讓我看見她的脆弱，覺得非常難過。
沒多久，維菁就出了第一本書《我是許涼涼》，接下來幾乎是一年一本的速度不斷看到她出書的消息。每本我都買來看了，《生活是甜蜜》的讀者見面會在青田街的餐廳辦，我還帶著甜甜堂堂去參加。
然而不管是《我是許涼涼》或是《生活是甜蜜》，都沒有她最後這本《人魚紀》更貼近我認識的那個李維菁。
「跳國標舞的人永遠處在沒有舞伴的恐懼中，絕大多數的人和我一樣，跳了一段時間也都還找不到舞伴，委屈地在團體課中，隨機和零散的陌生人，或者和舞伴當天缺席的倒楣鬼，手搭手跳一下。對方程度不好，你也不想和他跳太多次，怕跳了幾次成了固定搭檔，半推半就的人家就當你們定了下來。我的生活所有開銷，就只有跳舞，花下學習重金，固定跟老師練習。希望以東尼的訓練，我能成為一個程度好的舞者，學得正確的雙人舞互動觀念與基本功，基本水平就先拉起來了，幸運的話，未來我會遇見自己的舞伴。」
讀到這一段，想到維菁那些深夜跟我在臉書上聊天的話，那些即使跟她認識多年也不曾聽她當面說過的害怕，就像她寫了那麼多小說，也不曾告白這一切都是因為寂寞。
她知道自己真的是生病了，或許因為這樣，在《人魚紀》裡我看到最多最坦白的她，用國標舞男老師東尼的故事，來徹底說出她的不甘。
我難道準備得還不夠好？為什麼總是找不到對的舞伴？只是想好好跳支舞不是嗎？為什麼遇到的不是別人的舞伴就是驕傲不在乎我的舞伴或是根本搭配不起來的舞伴？
小說裡的父親母親角色，我看了又看，以前維菁每次講起她爸媽時的神情就一點一點更清晰起來。
她是不是想好好完成這個故事，跟過去的自己道別？然而不只我們，連她自己也沒想到，就這樣成了最後的吶喊。
讀著《人魚紀》，忍不住一再想起嚴歌苓寫過的一本小說《舞男》，同樣是講教國標舞的年輕男子，同樣是以雙人舞蹈來隱諭男女在愛情中的地位流變。
不同的是，嚴歌苓想處理的是大歷史裡愛情做為一種「權利」隨著中國經濟迅速強大起來的過程中的扭曲變形；李維菁寫的則是「我」這個雌性個體，就算擁有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經濟獨立與社會地位，但不論再怎麼掙扎都逃不了小美人魚那樣為了得不到的愛情終成海中泡沫的無奈心情。
嚴歌苓說過，她在《舞男》中想丟出來讓大家思考的是：「一個女人強大起來是悲劇，還是喜劇？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
維菁的《人魚紀》或許就是這個大哉問的其中一個答案。
「我始終沒有成為舞者，我成為了平凡的女人，用我受過傷的雙腳，在這陸地上生活行走，但我目光明朗，見過許多風景，我認識過許多人，我不穿金色高跟鞋了，我只穿平底便鞋。」——李維菁。
李維菁，小說家，藝評人。著有小說集《我是許涼涼》、《老派約會之必要》，長篇小說《生活是甜蜜》、《人魚紀》，散文集《有型的豬小姐》，與Soupy合作繪本《罐頭pickle!》。藝術類創作包括《程式不當藝世代18》、《我是這樣想的──蔡國強》、《家族盒子：陳順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