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川本三郎；譯：賴明珠
(編按) 日本戰後代表評論家川本三郎先生，年輕時的夢想是當記者，卻碰上日本的學潮，時代的浪潮與敏銳的情感，讓他決定站在革命青年那邊，卻意外捲入謀殺自衛隊隊員的「赤衛軍」事件，遭到逮捕，居留23天，遭到所屬的《朝日雜誌》解聘。從此無法回到新聞工作崗位。
這個故事表面上是川本先生的傷痕，事實上，也讓人看到日本戰後嬰兒潮的一代首度面對國家權力的年輕人，看到記者挺身與公權力相抗衡的時代熱情，看到人心會自主地唾棄國家暴力。身而為人，即便有各自不同感情與信念，在面對香港遭遇時代風暴，我們選擇支持，並透過閱讀沉澱出自己該有的位置。
看了《沒有陽光》那天
遇到六○年代的影像，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無論如何都令我想起當年的往事。
那天，一九八六年四月，我在新橋一個試片室，看到一位法國獨立製片導演，克利斯．馬克（Chris Marker）拍的電影片名叫《沒有陽光》（Sans soleil）。
那是一部詩意的紀錄片，馬克在東京所拍攝的風景，沒有特別的故事情節，電影猶如流水般映出又消失。在貓的墓前祭拜的老夫婦、新幹線、橋的勞動者、貓頭鷹招牌、電視中的妖怪電影、蓋在大樓屋頂的神社、鬧區的居酒屋、電車上睡覺的乘客……
在這樣平淡的日常風景中，畫面突然出現戴著頭盔的學生們正在示威遊行。原本若無其事的東京街頭，突然插進這異物般的示威遊行場面，因為太出乎意料而讓我感到大受衝擊。
頭盔、遮住臉的白色毛巾、棍棒……一幕幕好似機械式地處理過的負片剪影拼貼畫，讓現實中發生過的示威遊行看起來也像幻想中的事一般。只有這一片段看起來不是現在拍的，應該是六○年代的事情。地點看起來是三里塚，那是場反對成田機場建設的鬥爭。我已經快忘記了，不，一直努力想忘記那段過去的我，突然無緣無故地被迫回憶起來。「真是的，我可不希望想起那些事」正當我想跳過這個場面時，傳來像是要蓋住映像般的女聲旁白。
《沒有陽光》的旁白是馬克自己寫的，有些是日記中的用字，有些是寫給朋友信中的句子。這段經過機械式處理的學生示威遊行影像，配上了如下的旁白：
如果不懷抱幻想去愛，就是所謂的愛，我，可以說愛過那個世代。我對他們的烏托邦理想國雖然並不心動，不過，至少他們以原初的聲音喊出了自己的主張……
學生之中，有以肅清之名在山中互砍對殺的；有因過度研究應該打倒的資本主義，而當上最佳核心要角的。跟其他運動一樣，這裡有陰謀家也有功利主義者。不過這個運動，就像切．格瓦拉說的那樣，讓所有『對任何不義而氣憤填膺的同志』都站起來，這溫柔，可能比他們的政治行動本身擁有更長的生命。所以，我絕對不允許別人說，二十歲不是最美的季節。
《沒有陽光》裡學生示威遊行畫面時所配的這段旁白語句，深刻地烙印在我心中。「我，可以說愛過那個世代」、「這溫柔，可能比他們的政治行動本身擁有更長的生命」。一面看著《沒有陽光》，我一面不斷地反覆唸著這兩句話。而且在試映室的黑暗中，這兩句話讓我開始試著回想學生運動到處盛行的「那個時代」，重新憶起一九六八年到七二年這大約五年間的事。
有很長一段時間，我拚命地想忘記「那個時代」，因為發生了太多負面的事，所以不願意去回想，而且大家都認定那是一場噩夢。
許多示威遊行、暴力內鬥、政治挫折、死亡……而且那個世代的人不論是誰，對於聯合赤軍事件，可能到現在都還不知道該如何面對才好。在八○年代中期異樣開明、富裕的時代裡，那樣黑暗的記憶顯然太不搭調，似乎無處容身。我自己心中也不知道該如何處理「那個時代」才好，就算能裝出忘記的樣子，卻忘不了。「那個時代」的自己，和「現在」的自己，完全分裂成兩個，搞不清哪一個才是自己。想改頭換面重新做個「現在」的自己時，「那個時代」的自己卻一定會提出異議。海明威在《太陽照樣昇起》中寫過「白天一切都可以很輕易地保持冷酷無情，但夜晚卻是另一回事」，我的情況是「白天」和「夜晚」也經常分裂。就算「白天」能在八○年代的東京過著優雅的生活，「夜晚卻是另一回事」，六○年代的黑暗場景會片段地、突兀地浮現。
想忘記「那個時代」的心情，和即使一連發生太多負面的事，我還是願意相信那時候的理念，不，當下這一瞬間依然想肯定，只有堅信超越理念之上的理念之心情，還一直錯綜地糾纏著。而且時代變得愈開明（不過真的開明了嗎？）我內心想救出「那個時代」的心情愈強烈，但就算想救出也不知道有什麼方法。
我覺得《沒有陽光》中克利斯．馬克的話，對我來說忽然變重要了。「如果不懷抱幻想去愛，就是所謂的愛，我，可以說愛過那個世代。」我也想坦率地承認，這件事就從這裡出發吧。可能因為那「溫柔」的關係，我也一樣「愛過那個世代」。如果再度借用馬克的話，「不過這個運動，就像切．格瓦拉說的那樣，讓所有『對任何不義而氣憤填膺的同志』都站起來，這溫柔，可能比他們的政治行動本身擁有更長的生命。」所謂「對任何不義而氣憤填膺」的「溫柔」，換句話說，正是追求「正義」的心，或想把自己視為社會性存在、歷史性存在的念頭。法國的沙特（Jean-Paul Sartre）提出的問題：「有辦法跟飢餓的孩子談文學嗎？」現在可能會被視為毫無意義，那個時代能帶給我們這世代衝擊，或許是因為我們與其把自己視為一個個體，不如想視為一個社會性存在、歷史性存在的念頭更加強烈。不過，那絕對不是指把「我」這個個人部分獻給歷史性或社會性。反倒是堅持足以和歷史性和社會性對峙的「我」的存在意義。就像全共鬥這組織主張從既成政黨和政治獨立出來，擁有自己的固有語言那樣，我們個人也要從歷史性和社會性中自立起來，擁有我們自己的固有語言。
時代本身一點都不溫柔，越南戰爭是發生在一個小國的重大戰爭。無論報紙或電視都沒有一天沒有越戰的新聞。有僧侶的自焚事件、有游擊隊的公開處刑、有害怕汽油彈而逃走的少女、有在雨下個不停的泥沼戰場枕著沙袋睡覺、精疲力盡的黑人士兵。這幾種悲劇畫面，可以說是那個時代的象徵。
時代一點都不溫柔。清水樂團（Creedence Clearwater Revival）。繼續唱著〈誰能讓雨停〉（Who'll Stop The Rain）。瓊．拜雅（Joan Baez）唱著〈暴雨將至〉（A Hard Rain's a-Gonna Fall）。那個時代的象徵，說起來就是經常在下雨，路障底下都淹水。因為時代一點都不溫柔，所以才反過來追求「溫柔」。而「溫柔」表現在現實中時，又只能採取頭盔和棍棒這種粗暴的形式。因為「溫柔」只是遙不可及的理念，現實中並沒有。在現實中的理念，暴力這東西成了非暴力，相反地，非暴力的東西卻成了暴力。當下存在著「溫柔」的悖論。「我們」在戴頭盔和持棍棒的「暴力學生」中看到真正的「溫柔」，在高舉「反對暴力」常識性標語的「一般學生」和大學當局，或媒體和輿論中反而看到暴力。
當時，在各種路障中的直立標語看板上經常看到的標語，取自沙特和弗朗茲．法農（Frantz Fanon）如下的訊息，不正述說了這「溫柔」嗎？
『非暴力』的諸君！
請理解以下的事實—如果暴力是從今夜起始的，而這世界過去的壓榨和壓制都不存在的話，或許可以高舉非暴力的看板來鎮壓紛爭。然而，如果體制整體甚至連諸君的非暴力思想，都是受了歷經千年的壓制制定的話，被動的態度只會把諸君推向壓制者的一方去。
我想起一幕幕的場景：三里塚的機動隊和學生的衝突；新宿動亂那天到半夜還擠滿年輕人的大街；頭盔上寫著「向明日攻擊！」，並準備參加阻止佐藤榮作訪美抗議示威遊行的高中生；占滿白山通的日大全共鬥示威團隊；電視畫面上的越南戰爭；從隱匿地點現身在日比谷公園集會中演講的山本義隆。
─文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