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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衝突1｜槍響與煙硝的追尋：從《逃犯條例》修惡談起

赤焰般的豔陽早已遠颺南海，日曆紙頁厚度行漸而去，大陸冷氣團隨之拂來，天體與氣象都已不再留戀在北回歸線，烽火與槍彈卻仍不願放過資本代言地的彈丸之域。夏已盡、秋也即將褪去，抗爭與死傷卻在維續。從維多利亞公園的六四三十週年燭光晚會以來，時至今日以五月有餘，《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從強硬闖關、到胎死腹中，乃至正式消逝，衝突仍在延續、武力繼續升級，一切彷彿已是無以停歇的戰局，引爆、燃燒，九龍半島與香港島的安寧，仍在無人得見之境，也難以探尋。

筆者身處正陷入每逢兩年必遭政治口水染黑的海島，遙望香港，冀望推出系列文章，從緣起、自歷史，淺談香港衝突，中港關係，再至號稱東亞民主模範的台灣，與這一切的紛亂的糾葛與牽扯。本文擬從本次衝突之起源為題，簡析使香港全境陷入如今的暴力與壓迫的《逃犯條例》，究竟如何掀起一整個世代的怒意？

2018年2月，在台灣發生潘曉穎命案。受害者潘曉穎與疑犯陳同佳均為香港人，兩人赴台旅遊。因女方懷有第三者胎兒而爭執，男方勒斃女方後，將屍體裝袋並棄置在捷運站周邊草叢。陳同佳嗣後獨自返回香港，而潘的親戚因聯繫不到潘，而向香港警方報案。香港警方於是逮捕陳，根據台方陸委會表示，曾多次向香港提出司法互助，但均未獲得回應。

香港政府因而在2019年2月提出欲修改《逃犯條例》與《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然而草案推出以後，不僅泛民派、法界譁然，在商界也引起極大反彈，港府對商界有些許讓步。

《逃犯條例》主要修訂尤其重者有二：

《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也配合了上述修法方向作出修訂：

如上，修的東西主要有兩部，第一就是《逃犯條例》，第二則是《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香港目前和20國簽有「逃犯移交協議」，但相關法律不適用於中國、澳門和台灣。香港政府提議，刪除此限制，希望與沒有簽定引渡安排的地方以都能個案方式處理，且不限於台灣，還包括中國和澳門等地。是故，最重要的內容就是逃犯條例中增訂了「特別移交安排」的設計，按照現行條文，逃犯條例只存在「一般移交」程序，也就是需「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做出命令，且該命令需刊登於憲報，並提交給立法會「審覽」，立法會可透過決議廢除該命令。但「特別移交」則只要「行政長官發出」，香港法官雖然也會審查，但這只是就「對於移交罪犯的程序合不合法」，不會對於「實質上到底有沒有犯罪」審查，也不會審查「要送去的地方司法水準如何」等等。

而在「特別移交」的條文裡，並沒有加入「中央人民政府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任何其他部分的政府除外」的文字，也就是說北京、台北或澳門政府，也可以提出移交申請（因為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香港法規認定台灣屬於「地方政府」）；另外在《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裡面，草案把「中央人民政府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任何其他部分的政府除外」的文字都刪掉，代表香港可以向這些地方提出刑事協助。

在這樣的脈絡下，可能造成的是不管是哪裡人，只要過境了香港，被中國政府認定犯罪（觸犯中國刑法，其中最讓人疑慮的是中國有名的「顛覆國家政權罪」），就有可能因北京向香港申請移交而被個案性送往北京。

「送中」其實不是一個專門新訂的條文，而是透過整個結構上的設計（只要違反香港或該地方法律、程序鬆綁），再加上地理範圍的解禁，達成實質上送你一張往北京單程車票的概念。

這次的修例雖然是因為陳同佳案而開啟，但這樣的草案，卻讓事實上移交臺灣根本無法發生，因為草案規定移交的申請必須由該地方「中央司法機關」提出，以台灣來說，提出的單位就是「中華民國法務部」，但在香港屬於中國一部分的情況下，有可能認定由「中華民國」法務部，來作為台灣的「中央機關」，與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形成地位對等的機關嗎？

反送中的起因是，香港人認為草案的效力，將自我閹割司法管轄權，政治犯通通往北京送，雖說香港保證「不碰政治犯」、「不送刑罰中仍有死刑的司法管轄機構」，但特別移交只需要特首的授權發動，而現行選制下，特首通過北京選舉委員會選任，透過基本法向北京負責，對於如此宣稱，令人信服的程度，應是只要具備意思能力者皆會質疑的；外國則是如同前述，只要過境香港機場，就送你前往北京觀光，即便條例中刪除了智財犯罪適用的前提（前述的對商界讓步，在中國的智財案件審理宛如與世界是平行時空，例如「喬丹牌案」），但普遍還是認為很可能因為被誣告有某某刑事罪名，最終還是「榮獲」北京Ｘ年遊。

以此為起火點，恐造成外資大舉撤出、外國觀光客不但不敢踏足香港，連過境也是卻步不恭，更導致加速一國一制的批評。正也因此，《逃犯條例》的修訂，將成為台灣大選裡，面對曾進過港澳中聯辦的對手，現任小英總統的最佳助選員。近來在輿論與爭議延燒下，更是衍生陳同佳的「被自首」與「自願投案」等等風波，而台灣當局執政政要對於本案的法律見解，更是令人大開眼界，不過此乃後話，有緣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