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警戒》、《永生樹》、《聖杯騎士》導演泰倫斯·馬利克（Terrence Malick）的新作《隱藏的生活》（a hidden life），是和《關於艾瑪》（ema）一樣，在這次金馬影展期間，奪得我心中五顆星的作品。這部大概不會太討喜的電影，我卻很欣賞泰倫斯·馬利克這次對生命觀照的體察，以及他如何以信仰叩問信仰，在歐洲長久政教相爭的歷史裡，引出一條很美的弧線，將思想與神性之於個人的意義，往自然的絕景中拋出。
能預料到即便上了院線，也不會像《兔嘲男孩》（Jojo Rabbit）一樣被觀眾認為是討喜的作品，但看完後我一直覺得泰倫斯·馬利克透過這部新作，處理了德國經歷兩次轉型正義以來，許多反省納粹和二戰歷史作品中缺少的觀點，也是理解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提出『平庸的邪惡』此一概念的另一種觀照，不是《為愛朗讀》（The Reader）那種直接對納粹執刑者的質問、批判和正義在時空遞換後的矛盾與衝突；戰爭、納粹、對戰爭的不信任、恐懼所形成人們心口不一的臣服等等，顯然只是《隱藏的生活》（a hidden life）裡的客觀事件背景。
在《隱藏的生活》中，我所感受到泰倫斯·馬利克意圖嘗試引領的視野，是無論在任何的大歷史時空之中，任何一個勞動常民，都能在小我對生命至善的信仰裡，為良知找到一份可相信的普世位置，以及這份至善是不為了滿足個人崇高的信念、行使對他人的批判，而是純粹對個人生命價值的貫徹，而正是這一點一滴微小的堅持，而得以穿透時間的距離，在暴政的對立面，找到人性中應當相信為善的可能性。也許正是香港至此，李明哲至此，劉曉波至此，我才更覺得這部作品體現了這些前行者，完整的生命樣貌，以及那份人溺己溺的道德堅守何以震撼人心。
電影中這份純然對善的信仰，也映照出恐懼是如何使人心在自相矛盾的行惡中，產生對己身的憤怒，又進而轉化到對異己的暴力之中，並形塑自身偽善的合理性，與極權的荒謬，使得人們顛簸於進退兩難的善與惡之間，逐漸瓦解心智。奧古斯特迪勒（August Diehl）與瓦萊瑞帕赫納（Valerie Pachner）所飾演兩位主角對於小我至善的堅守，與時空背景中納粹政局的大惡操演，在這兩造的極端之間，反而搭建起一個宛若鏡像的舞台，仿若畫面中的大量群演才是這部電影的主角，是我們任何一人。
而正是整個文本與核心思想的複雜性，讓泰倫斯·馬利克擅長的流動性、並置性的影像剪輯，看來更貼合與靠近了電影裡意識的延展；演員真實的田園勞動與壯闊山林水文空景的捕捉成為詩意的互文；語言上刻意所形塑的疏離感也讓『思想異己』的輪廓與對立更加清楚；對暴力下文明限縮的刻畫，被放進影像空間裡面對自由唯一的出口——那窗中、門裡、拱廊下閃過的晴光與剪影；信仰是苦難的智慧，神性的仰望是自身意念的經營，而書信則是對愛唯一所能的覆誦與傳承。
《隱藏的生活》（a hidden life）三個小時的時長，卻沒有帶給我體感的難受，而是一次對生命整體性的飽滿，也正是泰倫斯·馬利克走過對生命本質探詢的長路，才能給予『人性』這艱澀使人疑惑的命題，一個擁有踏實肉身及清楚導演意志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