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圖：Yo Chen）
現代符號學需要受到全新檢驗… 將意義切割成毫無交流之能指和所指，可說是語言研究的真正沉淪（véritable naufrage）。
－阿甘本，《哲學是什麼？》
1️⃣「語言結構，不說空話」
義大利哲學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於2018年於法國出版的著作，《哲學是什麼？》（Qu′est-ce que la philosophie ? ），正面批判當代後現代論述的核心問題，「語言結構」（langage）。阿甘本認為，數十年來西方論述「以技術手段，將『人類需以語言結構來理解』，視為理所當然」，義大利哲學家更明說：「多種跡象顯示，此西方結構已耗竭其活力」（p. 27）。阿甘本批判後現代論述邏輯，以漂亮技術手段，將「能指」、「所指」完美切割，並無限想像「能指」之象徵功能，視為一個無關「所指」意義的一個自身完美封閉系統；義大利哲學家認為這樣的切割邏輯，不僅無視西方哲學自柏拉圖以來，思索語言結構的兩千多年歷史與理論細緻脈絡，更可能引發某種論述「暴政」（tyrannique, p. 150），以自認完善的邏輯技術，導向「空無」（vacuité, p. 173.）。
阿甘本以考古與理論的精神，爬梳自古希臘以來，西方哲學對語言結構的千年思索與演化。如柏拉圖不斷思考，「面對事物本身，書寫的不足性」（l′insuffisance de l′écriture par rapport à la chose même, p. 79.）；一旦認識到命名不等同本質，要如何思考語言與真實的關係？如同其一生思索的「理想」（l’idée），柏拉圖哲學的「可說性」（dicible），「不是一種精神，也不是物質，不是感知，也不是思想，而是一種『在之間』（entre eux, p. 76.）。」阿甘本研究，柏拉圖的「理想」在於中和截然劃分的對立，而其思考的「可說性」，完全不限語言學上的邏輯推演，更是一種漫遊探索，不斷來回於命名與真實、「能指」與「所指」之間，尤其奠基於「強烈客觀性」。
阿甘本提出，亞里斯多德一方面繼承柏拉圖的「理想」，中和相對對立，一方面卻以語言的文法結構，規範「能指」與「所指」的強制連結，並以此務實主義方法，利其知識生產的實踐。如同阿甘本2019年於法國出版的著作《創造與無政府》（ Création et anarchie）之核心探討，若西方文明以「太初有道」作為語言的誕生，一方面，柏拉圖以此不斷探討如何連結人類起源前的神祕宇宙，另一方面，亞里斯多德則把這樣的語言發生，論述成區分人類與動物的分界點。語言於是在亞里斯多德，成為人之所以為人的前提與條件，此方法觀念影響力之大，以至於西方千年來的菁英基礎教育，名為「文法學校」。阿甘本批判，亞里斯多德以如此先入為主、截然劃分人類與動物的「政治性分裂」，以語言將人類完美切割於動物性之外，造成歐美文明的勝利、危機與終結，成就「西方的歷史命運」（p. 28.）…
總而言之，盡管兩位哲人如何相異，如同拉菲爾壁畫《雅典學院》中，柏拉圖指著天，追求天上理想，而亞里斯多德指著地，追求在地務實，阿甘本認為，自從古希臘以來，語言並不自我分裂成象徵與意義，而是自發連結了主體和客體，與生命共存共生，阿甘本更進一步強調，自人類起源，「語言結構永遠意有所指，不說空話。」（ne parle pas à vide, p. 17.）
二十世紀以來，菁英論述以科學進步為名，嘗試以邏輯「淨化語言」，不僅強制分割「能指」、「所指」，完美切割其動物性和神秘性起源，更試圖展現其可分離出詩性與哲學性的機械運作，然而阿甘本認為，「正是在人類語言統合場域之內，詩與哲學展現一種無法分割、無法化約的兩股張力，我們可以說，有了語言，有了詩與思想。」（… tant qu′il aura du langage, il y aura de la poésie et de la pensé. p. 49.）
2️⃣「語言結構撞到限制」
對比二十世紀以來眾多菁英論述，視語言為自身完美之結構，「人類只能從語言結構理解」，阿甘本卻以考古學家的細心與理論家的大膽，明確提出：語言結構有其「限制」、「缺陷」與「不足」。
阿甘本探索古希臘文本，發現「人類起源（l′anthropogénèse）並非一蹴可幾，頃刻完成語言事件，瞬間從原始猿人變成說話的生物。」或許需要「數世紀的耐心分析、詮釋與創建，才能回答這個原初事件的問題。」（p. 21.）
從人類起源以來，阿甘本認為「語言於本體屬於最弱的」，因為語言永遠需要說話者的存在，而說話者永遠感知無法言說、「未曾言」（non dit）的部分。更有甚者，阿甘本認為，「生命不是預先設定，而是人以一種前語文的直觀感知。語言命名是一個遭遇與預先設定的模式。」也就是在這種「預先設定結構」中，語言展現其「本體弱點」（faiblesse ontologique, p. 26.）換言之，面對生命，語言有結構性的「不足」；在事物當中，「語言結構撞到限制」。
阿甘本長期研究，柏拉圖正是意識到語言如此的「弱點」，並讓理性哲學開放於太初神秘，意即一方面認識並且尊重語言初始作為宗教需求之神秘源頭（如「太初有道」），一方面更以面對生死的神學需求，作為其共和國「理想」的思考起點。即使西方語言誕生可說為一種宗教要求，柏拉圖思想的精髓在於，「語言結構既不是人類發明，也不是神蹟，而是介於兩者之間。」在柏拉圖眼中，「『理想』並不是一種共通性或獨特性，而像是一種第三者見證」，如何面對兩極，如人性與神性，自然或超自然，內心或外在，真實或想像，「將對立中和。」
以柏拉圖「理想」連結原始、中和對立出發，阿甘本指出：「思想的冒險」，就是在於當代語言學截然劃分的「語言」與「言語」，「能指」、「所指」之間，「在分裂鴻溝中，見證一種接觸。」這位義大利哲學家最後更明確地寫下其對「語言真理」的定義：「真理對我們而言，不是真實事件，不是完全內在心理本質，也不是一個外在『意義世界』，而更像是一個『理想』，一個純粹的可說性，激烈中和了貧乏的對立，心理／真實，存在／不存在，能指／所指。」（p. 143.）
阿甘本最後批判後現代論述邏輯，一方面，後現代師承柏拉圖「理形」論述合理性，另一方面又背棄柏拉圖「理想」的接觸方法，卻以漂亮技術手段，不斷切割與遺忘，先將人類文化自行裂解成難以交流的「語言」／「言語」，「能指」／「所指」，「共時」／「歷時」，後又有意識或無意識遺忘，人類前語言的原始動物性痕跡，與語言太初神聖性要求，相反於柏拉圖如何謙遜認知「語言結構撞到限制」，後現代自嗨於語言結構之無限權力想像，終成為班雅明所批判、不無後果的「空無神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