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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人權發展70年：從白色恐怖劇場體驗，反思香港抗爭事件

2019年11月27日晚上，美國總統川普在當天下班前，正式簽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及「保護香港法案」，企圖以經濟制裁作為對中國的施壓手段，為香港近9個月以來的抗爭注入一針強心劑。冥冥之中總有無法解釋的巧合，當晚我正參與一場由師大學生會、三語事劇場及饕餮劇集共同舉辦的戲劇體驗活動──《1949：留白的記憶》體驗劇場，試著從藝術參與的角度進一步理解香港議題。

那是一個天氣突然轉涼的夜晚，師大禮堂外牆的黃光在幽垂的夜色裡顯得特別溫暖。坐在禮堂紅椅上等待時，我注意到身旁參與者的年齡落在二、三十歲，大學生不在少數。比較特別的是坐在我身旁的中年女子，看起來不像同溫層裡會出現的人。為了排解開演前空白，在四目交接的剎那，我鼓起勇氣搭了話：

「請問妳是老師嗎？」

「我看起來像老師嗎？」

「妳看起來是師大的校友，是嗎？」

「呵呵！有那麼明顯嗎？」

中年女子推了推銀白色的細框眼鏡，圓滾而明亮的雙眼著實藏不住溫柔的笑意。她整了整身上的桃紅色羽絨背心，將坐姿稍微朝我調整了一下，接著用平和而沉穩的語氣輕聲地告訴我，她是高中的公民老師。

「我認為參加這樣的活動可以幫助教學。不管是對過去的歷史或是世界正在發生的事，這能幫助我更理解現在的年輕人的想法；或許能從親身參與的過程中激發更多感受，進而讓我上課的內容更深入且更貼近現實需要。」

驚訝之餘，心底淌過一絲暖流，「這樣的老師正是學生們所需要的啊」我不禁在心中喃喃自語道。多數台灣人對社會運作的方式和自身權利義務的認知，幾乎是從中學時代開始建立，而升學主義下學習到的知識，如果少了發自內心的同理與與時俱進的應用，那麼一切不過紙上談兵。擁有成長心態的公民老師來帶領學生實在可貴，畢竟生活中願意主動跨進年輕同溫層、傾聽年輕人心聲的長輩實在不多了。

活動在一片漆黑中揭開序幕，如同下半年上映電影《返校》的設定，整場戲劇以白色恐怖為歷史背景，結合師大濃厚的學院氛圍進行演出。有別於過去演員在台上、觀眾坐在觀眾席的鏡框式舞台，演出的空間界線被打破、演員與觀眾的連結更為親密，每個參與者被賦予特定角色的同時，彷彿被吸入一個平行時空，回到了事件發生的那個當下。

起初，情境中的我感受到自己擁有兩種截然不同的人格，一個是警醒而客觀的旁觀者靈魂，另一個則是受制於主觀感受的當事者軀殼。隨著劇情的發展，大腦和身體按著演員的暗示做出相對應的舉措，他們要我唱歌就唱歌、要我拍手就拍手，依著每個環節的指令不同，在無意識之下，身體的主觀感受一點一滴盤據了我的意識層面，而旁觀者的我則越縮越小、漸漸「入戲」，如同看電影看得入迷而不經意地產生自己就是主角的錯覺。

眾人隨著愉快的氛圍而微笑、經歷戰慄的情節而四肢冰冷、因為不公不義的對待而義憤填膺──如同反烏托邦小說《美麗新世界》裡描述的五感電影，只是身體感覺更加私密而真實，且不單只是透過金屬球的電流在腦中產生幻覺，而是自己確確實實呼吸到空氣的乾爽、碰觸到布料的粗糙、聽到同伴急促的叫喊、感受到亟欲掙開束縛產生的疼痛，甚至是因為維持某個姿勢好一陣子導致肌肉的痠麻感──一切的感受只能被類比而不能被複製，皮膚上留下的痕跡則是自己的最佳在場證明；儘管人們能確信彼此之間能「共感」，然而沒有人能證明每個感受都完全相同。

看著飾演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演員翩然起舞，從抵抗到順從、從分岐到交融，先前被掩埋的旁觀者意識在劇情的高潮傾瀉而出，我的思緒被滿滿的無助、混亂、罪惡感給撐滿──或許那不應該被稱為「旁觀者」，而是感覺分裂出了一個新的自己，混合著急促的喘息、應對不及的視線、坐立難安的姿態，空中有個虛空而真實的我漂浮著。

我明白那是「怎麼一回事」，卻不明白「為什麼」，猶如從網路影片上看到大批的港警，朝著手無寸鐵的大學生發動攻擊那般不可思議又困惑至極。

「他們做錯了什麼，需要遭受如此對待？」

「我該做些什麼才幫得了他們？」

「如果一開始更勇敢，是不是能讓自己的良心好過一些？」

這些發自肺腑的捫心自問，讓我的意識逐漸和身體感受明顯地區隔出來，戲裡戲外，不論是在70年前或是現在，類似的情節於世人的眼前再次上演。我們需要的不是要評判某個政黨或某些人的好壞，而是必須更趨近於事件的本質──「人民放下生活站上街頭，究竟渴求的是什麼」？

活動結束後認識了兩個來自香港的女大學生，相貌清秀，堅定的眼神中透著清澈的光。彼此一番自我介紹後，我忍不住拋出了心中潛藏已久的問題。

「所以，你們現在的日常生活是怎麼樣的呢？我指的是沒有去抗議現場的人。」

「基本上大家結束了一天的行程就會趕快回家，因為在路上太危險了。現在很多警察不太聽上層的指揮。他們覺得自己是執法者，擁有處置人民的權力，甚至覺得他們所說的話就是對的。有一次我爸爸上街買東西，回家的路上被一群黑警攔下，他們口出惡言試圖激怒我爸。他要為自己辯解，而他們會當他是在反抗，好幾個警察直接把槍口近身指著我爸，威脅他如果不服從就等著『被消失』，問題是我爸什麼也沒做。」

「天啊！那後來你爸爸有安全回家吧？」

「有阿，後來他很生氣的把警察們罵走了。事後我們家的人聽到都覺得太可怕了，現在想起來還心有餘悸。」

儘管對香港動盪的現狀有所耳聞，親耳聽見香港女孩闡釋他們的生活現狀，那種命在旦夕和自由崩塌的危急感，至今仍令我久久無法釋懷。

「現在的警察包含內地和香港警察對嗎？你們如何區分他們的不同？」

「其實從口音和眼神就分辨得出來。內地警察比港警的眼神兇狠很多，那種態度像是從黨中央派來要鎮壓人民，而不是來緩解問題的。」

站在衝突的第一線，不同立場的雙方難免用不同的眼光看待彼此，然而我相信不論是什麼角色，對於長時間的動亂與不安，身心肯定是筋疲力竭的。女孩的一番話也讓我想起了心理學家菲利浦‧津巴多所執行的「史丹佛監獄實驗」，實驗結果又被稱作「路西法效應」。實驗中，一群大學生分飾獄卒和囚犯兩種角色，起初學生們只覺得好玩，獄卒們也沒有強硬的對待囚犯。然而隨著實驗時間拉長，獄卒們開始出現走火入魔的行為，他們甚至忘了彼此其實只是大學同學。

著眼於現今的香港，情況十分相似，一旦擁有了絕對了權力，人們容易看不清真實；當心裡建立了階級意識，壓迫的一方用盡各種使對方痛苦的方式，來鞏固自身地位的權威性。他們忘了所有人的本來身分，忘了大家都是人，忘了眾人生而平等，忘了他們都享有「人」的權利。

中國政府處理香港問題的方式受到許多人詬病，主因也是如此。為因應來自國際對武裝鎮壓的譴責，自6月以來，香港警方陸續使用非致命性化學武器，朝著示威群眾投擲了上萬顆催淚彈。這樣的方式並沒有真正解決政治問題，而是解決了生靈──前線的警察、抗議的民眾、採訪的記者，無一倖免地攝入了難以代謝的有毒物質，並且有很大的機率會遺留到下一代身上；空中的鳥群、巷弄裡的狗兒被迫接受催淚瓦斯的「薰陶」，煙霧散去之時卻被發現倒臥在土地上，橫屍遍野。

催淚彈像是政治侵犯後對抗爭者的噤聲威脅，讓人吸不進希望、吐不出真相，然而事件的每一塊碎片都被各式各樣的媒體記錄下來，將堅定無畏的精神傳播出去，是香港人民行在爭取人權的道路上，風雨飄搖的每一步。

回想起美國知名作家蘇珊‧桑塔格所著《旁觀他人之痛苦》一書中提及：「人可能因責任感去觀看紀錄暴行兇案的照片；人也可能因責任感去思考觀看這類照片的意義，去思考能消化此等照片內容的能耐。然而並非所有人都是尊崇理智及良知而去觀看這些照片，大多數表呈暴虐受創之軀體的圖像，都會撩起觀者心中的淫邪趣味。」

一座海峽之隔，香港抗爭事件可能是人們日夜關注的議題，也可能被當作茶餘飯後的消遣；有些人認為示威抗議者應該適可而止，有些人則認為港人的犧牲只是通往自由的開端。當人們從媒體上看到種種爭執、衝突和拉扯，我們可曾反省自己點進某篇文章、某段影片的行為，究竟是受到聳動的標題或截圖吸引，還是真的想設身處地的同理正在受苦受難的人們？我們關注的是高空拋屍的殘忍，還是受困校園的大學生心中的憤怒與恐懼？

我們不僅僅是隔著螢幕觀看的人，也是蝴蝶效應的接收者；體驗劇場是兩小時的平行時空，和現今所處的世界並無不同。自始至終，不論在虛擬網路或現實世界，所呈現的都是結構性的問題，一個在極權統治的狀態下，政權與人權彼此抗衡、相互拉扯的過程。

反觀海峽另一側的台灣，或許現行的政治體制有許多為人詬病之處，我們仍享有1948年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中規範的各種權利，揮霍著各式各樣的自由，多數人在理智上也明白相互尊重的重要性。民主政體之下，意識形態之爭導致的社會分歧需要族群間真正的同理，如同那位公民老師擁有開放的心胸，主動了解不同族群的聲音及對事件的理解，經過充分思考後，期望能在教學現場與學生更深入的溝通。

身為媒體閱聽人的我們也是一樣的，不論心中認同的觀點是什麼，廣泛接收不同的意見，了解不同族群的想法，有意識地避免單一的固化思維，才能使自己的思維更趨於客觀、更能夠看清事情的全貌，才能明白那些為了美好未來而奮鬥的人們，擁有的是多麼良善的心。

臨走之前，看著兩副淚眼汪汪的眼睛，我張開雙臂、緊緊擁抱了兩個女孩，輕柔的拍拍他們的背，告訴他們一切都會好起來的。就如1949年出版的反烏托邦小說《1984》中，歐布萊恩在溫斯頓的夢中所說：「我們會在一個沒有黑暗的地方相逢」──我們也懇切希望那個夢能真正實現，且它不是明目張膽的幻影，更不是獨立思考的囚牢。

(文章亦刊載於獨立評論@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