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人武士手執銳利的雙刃青銅短劍或十字弩，頭上絢麗精緻的頭冠上插滿羽毛，髮型或斷髮或椎髻，身上紋着部族標誌圖騰或泛靈信仰如鳥、蛙等圖騰的紋身，盾上刻畫着獸眼與獠牙圖案。他們以好勇輕生、質樸率直、珍視榮譽、尚守契約的武士精神著稱，彼此立約常刻木作爲符契，立下誓言則至死不渝。部族之間有糾紛過節的時候常常相互攻伐，因此漢文史籍稱他們“好相攻討”。部族在戰場上作戰的時候又必以銅鼓助陣，部族武士但聞銅鼓聲響起即雲集一處，以低烈度的戰爭一較高下——這便是南粤武士的日常形象速寫。熱愛自由的粵人勇敢而驕傲，傳統上以部族爲單元進行低烈度的戰爭，這樣性質的戰爭與秦制帝國治下東亞北方的人們所習以爲常的毫無博弈底線的超限戰、總體戰截然不同，不會十分暴烈嗜血。這樣的低烈度戰爭體現了粵人高度的政治道德：他們不會輕易破壞政治博弈的底線。也正是在這樣的低烈度戰爭傳統的薰陶下，粵人養成了陽剛尚武的品質。這樣的低烈度戰爭傳統在後世演化成了械鬥傳統。而相形之下，被東亞帝國武斷權力支配的順民則常常狡詐尚智、陰柔怯懦。此外，粵人的軍隊的軍士就是部族共同體內部的成員，亦即部族武士，而帝國軍隊則常由帝國徵發順民組成，這也是彼此軍隊的組織形式的截然不同之處。
桂林平樂銀山嶺墓葬出土的圓首雙箍銅劍，銀山嶺墓葬群是甌駱時期至南越國時期的墓葬（圖片來源於網路）
不同於吏治帝國治下的順民因沒有政治共同體生活經驗而喪失政治自理能力，粵人以“勇敢自立”著稱，他們擁有東南亞百越部族相沿襲下來的古老的習慣法，這些習慣法賦予了他們政治自理能力，維持他們的社會組織不至於輕易垮塌。也因此東亞史上屢次因爲社會組織垮塌而發生的系統的人口清洗，在嶺南史上沒有發生過。粵人是自由的部落民，雖然部族之間時或聯合對抗外敵，但是直到公元六世紀前都並沒有產生較大的部族聯盟。而公元六世紀之後產生的更大規模的部族聯盟是爲了聯合對抗東亞帝國的軍事壓力。即使是這樣規模更大的部族聯盟，也是各部族的自由聯合，毫不具備大一統吏治政權的形態。大一統與武斷專制實是一體兩面，粵人深知大一統自來就妨害他們熱愛的自由傳統，而他們這樣的小共同體的社會組織形態也天然地就排斥大一統。粵人也厭惡僭主，將酋長以“羣情推服”即社區擁護推舉的方式產生，酋長通常是在部族裏作戰中表現最出衆或最有領導能力的武士，或者對本地貢獻最大。部族酋長置諸封建王國之中便是貴族，在西歐的日耳曼部族史裏，便由部族演化爲封建國家、酋長變成了貴族，再演化出了民主議會的代議制，成爲現代民主制度的濫觴。
花山巖畫上粵人先民舞蹈的形象（圖片來源於網路）
銅鼓是粵人的部族文明的符號，也是部族財富和權力的象徵，日常功能是作爲部族的祭祀神器，在部族的祭祀、戰爭、農事活動中皆是必不可少的號召物。銅鼓鼓身上常常刻畫着鷺鳥圖案、雕刻着立體的蛙像，而鳥與蛙都是粵人泛靈崇拜的對象。這樣的泛靈信仰從來都不普世，卻可以幫助到部族共同體隔離異己，增强部族共同體的凝聚力。到了近古，粵人部族共同體則披上儒家的外皮，將契約紐帶不完全地替換爲血緣紐帶，也從傳統信仰衍生出了祖先信仰。帝國順民早已習慣以生存理性解構非理性的信仰或認同，帝國對社會的垂直管理也剝奪順民之間自發進行互信合作、協調訓練的機會，由此帝國順民無法擁有相互合作協調的紐帶。相比之下，粵人先民社會組織紐帶的強大許多。銅鼓的鑄造本身就需要複雜的社會組織，根據估計製造一個 72 公斤的銅鼓所需要的銅礦石大概在 1000 到 7000 公斤之間，然而，一個人在一天之內只能提取 10 到 20 公斤的礦石，而且兩河地區的銅鼓以黑格爾 II 型銅鼓爲代表，往往是黑格爾 I 型銅鼓的兩倍大小，意味着相同的效率下需要兩倍的人力。提取銅礦石尚且如此，更不用說工匠鑄鼓了。粵人部族聚集的大量社會財富以及高度複雜的社會組織支撐了銅鼓的鑄造，而鑄造出來的一面面銅鼓便成了載滿了部族記憶的魂器，銅鼓的入土則也應是粵人先民留下線索予後人尋回歷史畫面。而相形之下，在東亞史上長時期裏，吏治帝國的社會組織度貧瘠如沙地，無法支撐細密的分工，吏治帝國的官僚一再簡化技術難度與技術流程，致使技術常常輕易地失傳，更不可能支撐起像銅鼓這樣複雜工藝產品的製造。如今，兩河之間的銅鼓學術上稱之爲「黑格爾 II 型銅鼓」，出土分佈則以雲開大山爲地理上大致的中線，廣佈在兩河地區。而儘管銅鼓在粵地的分佈如此廣泛，卻又並非粵人部族所必須配備的器物，因爲比如銅鼓的鑄造頗受礦藏等條件限制，缺乏銅礦、錫礦等鑄鼓所需礦種的地方鑄鼓不便，所以在嶺南沒有銅鼓的地方（如廣州）從不說明該地沒有粵人部族，只是有銅鼓的地方粵人的部族文明必定尤爲蕃盛。
博物館裏的銅鼓（圖片來源於網路）
粵人自古以來就有藉由海洋貿易與世界往來的傳統。這樣的貿易傳統培養了粵人的商業精神，以致於他們在華夏士大夫眼中有商人“重利輕義”的乖謬儒家傳統倫理的印象，而帝國的官吏在粵人眼中則無異於打秋風的浪人，類似這樣的相互歧視由來已久。粵人部族也常常與帝國流官合作交易來獲取財富，共同經營地方上的如海洋貿易等事業。雖然有的時候粵人要給帝國流官送些珍珠或者地方土特產之類的禮物，帝國流官常常把這些事情理解成爲賄賂，但在粵人部族看來這恐怕是一種入股行爲。在帝國的角度來講，這是一種整合粵人部族的方式，帝國認爲粵人部族不是與帝國平起平坐的政治勢力，至少要比帝國低一級；而從粵人部族的角度來講，他們與帝國並沒有分上下的政治從屬關係，而是在合作經營同一項地方性事業。彼此之間對彼此的合作關係有不同的理解，在時運好、雙方利益一致的情況下，這樣的不同理解產生的矛盾可能被擱置，時運不好的時候就會引起正式的衝突。漢文史籍記述的某蠻“叛亂”、“作反”常常就源於此，而可能在粵人的視角看來，這只是他們在教訓流官罷了。
在漢文典籍裏，與越南先民早早就被稱爲“人”不一樣，粵人先民在漢帝國時期以及更早以前稱爲“駱越”、“西甌”，其後多稱呼爲“俚”、“僚”、“烏滸蠻”等，視爲南蠻的一種。而在漢文典籍裏被稱爲“人”就表明該處地方的人在華夏帝國視角里已經是同質化的編戶齊民，反之被冠以如“俚”、“僚”、“蠻”等歧視性稱呼則恰恰是華夏帝國對粵人不同於編戶齊民的政治身份的官方確認，表明粵人是獨立於帝國直接統治之外而擁有自由的族羣。而“俚”與“僚”大體上的分別是“僚”指的是與帝國來往不多、遠離嶺南主幹河道而居的粵人，“俚”則指的是熟悉與帝國打交道的粵人，“烏滸蠻”則沒有明確指向。無論哪個稱呼，所指的都是同一個內部或有差異但總體族羣屬性的連續性較高的族羣。漢文典籍都是以華夏本位對南粵作第三者視角敘事，所記載最多的只是粵人先民和帝國發生衝突的事件，對於粵人先民部族的內部事物——如文化、語言、政治等，漢文典籍的編撰者都無多興趣，因此粵人先民從來不是漢語世界史家傳統的關注對象。而粵人先民曾有的古文字傳統又不止一次在外力壓制不幸斷裂，因而將他們放在舞臺的中心來構建敘事常常需要藉由第三方視角的史料中挖掘材料。而如銅鼓、紋身、羽人、珍珠、印紋陶器、青銅利劍等這些關於粵人先民的悠久記憶，塵封在東亞帝國粗暴的敘事框架下，散落在殖民者武斷錯置的文化體系旁。拭去塵埃重新整理，粵人的民族記憶從未褪色，粵人也必然將從這連續的歷史脈絡中重新發現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