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南越國第四代君主趙興在位的時期，趙興的母親、邯鄲人樛太后意圖通過依附漢帝國來鞏固自己的權位，於是私通漢帝國，欲令南越國變成漢帝國的內屬，進而顛覆南越國政權。為了捍衛南越國國本，丞相呂嘉發動政變，誅殺了敵僑樛太后，是爲向漢帝國示以粵人不屈服於其強大兵威的意志。而此時，漢帝國也已收割了東亞封建力量的殘餘，這個新興的僭主帝國以全盛之姿，動員十萬軍士跨過南嶺進攻南越國。這場南越國的衛國戰爭在鏖戰數個月後，其國都番禺（今廣州）淪陷，維持了 93 年的南越國滅亡。
雖然歸化粵人趙佗創立的南越國模仿了秦漢帝國的典制，但沒有在嶺南系統地建立秦漢帝國的吏治體制，直接控制的領地也並不多。而之所以南越國沒在嶺南系統地建立秦漢帝國的吏治體制，系因粵人的部族星羅棋佈地佇立在嶺南大地，這些部族因襲東南亞民族古老的習慣法自治，而如果南越王趙氏選擇走軍國主義道路去征服這些粵人部族，則好比秦國斬除六國封建體系那樣，必須付出高昂的政治軍事成本，趙氏並沒有這樣做。趙氏選擇了堅定地行越化道路：與這些粵人的部族結盟，充分尊重這些粵人的部族的習慣法，並且吸納粵人到南越國政權來爲官。趙佗本人更是爲示歸化南粵，完全採用了粵人先民的禮儀、髮式、飲食習慣。因此趙陀的另一重政治身份實質是諸南粵豪酋的盟主，他也自稱“蠻夷大酋長”。這構成了南越國的國本，這樣的國本也正是南越國得到粵人體認與擁護的原因。而南越國丞相呂嘉正是這樣一位在南粵本土部族很有影響力並且也在南越國政權身居高位的豪酋。除了呂嘉之外，其他與南越國合作的南粵豪酋還有如歸義候鄭嚴、田甲，弛義侯何遺，湘成侯桂林監居翁，僚侯畢取，越郎都稽，揭陽縣令史定，甌駱左將黃同等等。而與所有粵人先民一樣，與其說像呂嘉、黃同這樣的名字是他們的漢文名，不如說是他們的古粵語名字的漢文譯音，而更多史上守護祖國的先烈更是連可以書寫下來的名字都不曾留下。呂嘉及其領導的衛國戰爭的意義早已超越了成敗，而成爲自古以來粵人抗拒嶺北侵略者、追求民族獨立的精神符號。
這場戰爭結束之後，漢帝國殖民者已經行政控制了粵江口上的城市廣州。不久之後隨即佔領今越南紅河三角洲平原，並在今河內東北部的羸𨻻建立了意圖統攝嶺南行政中心，亦即“交趾”。漢帝國這時正處在其兵威全盛的漢武帝時代，卻放棄軍事征服位於粵江口與紅河三角洲平原中間的這片地域，而對這片地域的粵人部族沿襲了南越國所採取的合作策略。這片地域即我們稱之爲彼時粵人先民核心領地的“兩河之間的地區”。由此，漢帝國只是參與了這裏沿海與沿江的若干個前哨點（如合浦、廣信）的聯合統治，以便於保證從嶺北通向紅河三角洲平原的商路的暢通與安全。漢帝國對南粵這樣的結盟策略是對南粵在戰略上的放棄，直至此後近八百年內，粵人在兩河地區各邦國逐漸成長如峯巒並立，讓華夏世界沒有全面侵略征服這裏的機會。這一歷史格局的形成系因南粵與華夏世界之間力量對比的消長變化，比如建康諸帝國政權與漢帝國相較起來，在與南粵部族精英武士的軍事較量中完全不佔上風。南粵的這一時代是屬於兩河之邦國的時代。
邦國是沒有道統或者說沒有規範性的權力、但是有事實權力的政治實體。邦國“沒有規範性的權力”指的是沒有理論將它的統治方式普遍化、合理化、合法化；邦國“有事實權力”指的是它是能對地方實行有效的事實統治。這一時期的南粵的部族、部族聯盟就是這樣形態的政治實體：雖然在絕大部分時間裏，南粵各邦國缺少自己的統治理論，例如普世性觀念以及藉由普世性觀念塑造的道統，就比如像華夏的秦制帝國那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普世觀念以及皇帝的皇權道統，但這都不妨礙南粵邦國的統治階級在他們的領地內實行有效統治。而之所以南粵的邦國遲遲未升級，發展出自己的道統，其中一個因素就是東亞帝國南下參與了嶺南殖民據點的統治，而南粵的各邦國就與帝國合作共處，這在一定程度上壓制了南粵自發秩序的發展。
這一時期裏南粵的邦國以東南亞部族自古沿襲下來的的習慣法自治，與東亞帝國互有合作卻未融入東亞帝國的政治體制。絕大部分的嶺南粵人也都依附本地部族勢力生活，這令他們的政治屬性與東亞帝國核心區域的、被帝國直接統治的編戶齊民截然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