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 粵江對決 - 饒富而雄

由《南齊書》這段文本顯見其時兩河地區的南粵邦國與帝國間對峙的國際關係，從“不肯賓服”可見野蠻的華夏帝國主義者不能接受擁有平等國格的其他政治實體。爲了攫取這裏的財富與資源，帝國還專門設置了西江督護、南江督護兩個對嶺南的侵略作戰指揮部以部署軍事侵略。“捲握之資，富兼十世”則描述了其時南粵邦國的饒富殷實，掌握的財富足足可以供“十世”都用不盡——這迥異於後世士大夫卑狹心理驅使下發明的歷史塑造的嶺南人跡罕至、荒涼貧瘠的刻板印象。生活殷實的粵人對自己的部族共同體非常滿意，不屑於放棄自己優越的生活，模仿螞蟻一樣卑微的北佬官吏和士兵。然而在華夏士大夫的觀念裏，粵人被視作“沒有文化”、粵地被視作“文化沙漠”，而這都不過是被科舉支配精神生活的識字無產階級對自由人的嫉妒和排斥罷了。

相反，中國人癡迷嶺南的異國情調歷史悠久。西漢帝國時期的書著《淮南子》便描述道秦始皇渴求嶺南地區所產的奢侈品，如犀角、珍珠、象牙、翠羽等，而也正因此令他起了軍事侵略嶺南的想法。《漢書》又提到粵地的奢侈品等商品“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湊”。儘管漢帝國或許有足夠的軍事力量征服兩河間的地區，那時候漢帝國卻並不太感興趣這樣做，只是集中力量殖民紅河三角洲平原上的交趾，同時也在一些平原、沿江與沿海的據點如蒼梧、交趾、合浦建立了駐當地的行政機構，並在這些地方與當地粵人合作、交易，因此漢帝國在兩河地區的直接影響力也僅僅主要侷限在於這些地方。而且待到漢帝國、吳帝國相繼覆亡之後，晉帝國以及後續的建康帝國無力經略除了廣州之外嶺南的其它地方，帝國在這些地方的影響也隨之消退。

南粵邦國對本地的有效統治使得他們在與華夏帝國的政治博弈中佔據較大的優勢，比如它們控制住了奢侈品資源，且坐擁豐富的金、銀等礦藏資源，也實現糧食生產的自給自足，並且它們還有一個優勢就是他們在地理上鄰近嶺南的兩個貿易都會城市即交趾和廣州，使得他們可以不需要經過長途跋涉就輕鬆地交易他們的產品。除了控制炙手可熱的奢侈品資源外，南粵邦國也控制了本地豐富的礦藏資源，如金、銀、銅，這些貴金屬也同樣在帝國炙手可熱。儘管當今考古已經證明南粵在南越國時代甚至甌駱時代已經有這些貴金屬鑄造的錢幣，但這些礦藏資源在漢帝國時期還應並不爲帝國所知。到了建康帝國時期，黃金、白銀在廣州被用來當作主要流通貨幣，南粵邦國便因坐擁了其時整個東亞次大陸最豐富的黃金、白銀資源而愈加富實。那時在整個嶺南流通的金幣、銀幣之中，相當部分便源產自擁有豐富金礦、銀礦資源的兩河之間地區的南粵邦國。此外，由於南粵邦國的廣闊領土鄰接山地、連通海隅，地理上的優勢使得豪酋們可以輕易組織起粵人民衆採集本地特產，以滿足嶺北帝國的城市對嶺南本地特產的長期需求，進而獲取貿易利益。這都令粵人在經濟上十分富足。嶺南氣候溫暖，一年兩熟的稻種使得粵人在糧食上十分充足，衆多塊莖植物和豐富多彩的亞熱帶水果也更讓粵人的食品豐富多彩。除了一些地理上離海洋較遠的部族需要進口鹽之外，那時的粵人不需要依賴進口食品。建康帝國仍像漢帝國一樣，通過與南粵邦國聯盟來交換炙手可熱的嶺南本土產品，而從建康帝國交易到南粵邦國的產品據載只有如鹽、鐵、銅等，就商品類型數量而言相比於南粵邦國交易到建康帝國的要少很多。在礦藏資源方面，大部分南粵邦國的銅資源無疑是自給自足的，到了公元五世紀，更多的邦國更實現了鐵資源的自給自足。南粵邦國對帝國還有軍事上的優勢，使得南粵豪酋們在對帝國的貿易關係中處在有利的一方，因此南粵豪酋們常和帝國達成協議，保證他們以及部族子民免受帝國官員的剝削。長久以來，與包括建康帝國在內的各國的貿易合作令各南粵部族得以從中獲取貿易利益，最終成了各南粵部族得以在公元六世紀結成更強大的部族聯盟的關鍵因素。另外，部族文明的標誌物銅鼓的鑄造技術也在這段時期迅速地進一步在兩河地區擴散。大型銅鼓如黑格爾 II 型銅鼓是十分複雜的工藝品，其鑄造技術在南粵邦國中的擴散，表明南粵邦國內部形成的社會階級能夠支持較大的勞動團隊的協同工作。由這樣的技術發展可見，部族的酋長與武士紮根嶺南當地，長年累月地積累邦國的文明資源，令邦國日漸蕃盛。

公元 378 年，晉帝國朝廷下詔重懲將銅幣交易給粵人的官商。而粵人之所以需要銅錢，是用來熔鑄部族祭祀重器銅鼓。爲何其時銅錢形式的硬幣爲嶺北人所趨之若鶩，卻在粵人眼裏價值如此低，以致於這對他們來講只是鑄造銅鼓的原材料？

漢帝國僅對南粵的異國風物如香料、珍珠、犀角、象牙等感興趣，並未意識到粵地有豐富的黃金、白銀礦藏資源，而當其後的建康帝國意識到的時候，他們也沒有能力征服粵地。隨着波斯商人的船舶越來越多地到達廣州城，廣州的海貿規模持續擴大，嶺南人的社會生活也如自古以來一樣經由海洋融入世界，如此時的嶺北是以銅幣爲流通貨幣，而嶺南卻是以波斯薩珊王朝的銀幣爲流通貨幣，今英德、韶關、遂溪便有大量的波斯薩珊帝國的銀幣出土。這表明南粵根本不在東亞帝國的金融體系之內，也因此解釋了爲何粵人熔銅錢鑄銅鼓：粵地既根本不通行嶺北的銅幣，粵人也對銅幣不屑一顧，於是爲了鑄造部族祭祀神器銅鼓從外地商人那裏交易換來銅幣來熔鑄。然而卻並不能就此推論出嶺南缺乏銅礦礦藏資源，這條記載中說嶺南缺乏銅礦資源毫無疑問是錯誤的。這應源於華夏帝國之於南粵作爲第三方觀察者，對南粵邦國的內部情況缺乏瞭解。銅鼓鑄造與嶺南銅礦礦點的關係也已爲現代考古學所證實。

公元六世紀以前，嶺南關於金礦、銀礦的記載多出自沈懷遠的《南越志》。如沈懷遠提到寧浦（今橫縣）在晉帝國時期以金礦資源豐富聞名而號稱“金城”；蒼梧附近的遂成縣有一處“銀穴”，粵人將那裏的銀砂熔鑄爲白銀；四會縣有一座瀰漫着金砂的金山；廣州城附近也有一座散發着金砂的金山；蒼梧附近的戎城縣的釜塘可以找到金砂；岡州（今四邑地區）也正因爲那裏的金山稱爲“金岡山”而得名，史載“以地有金岡以名州”。而從帝國朝廷的貢品記錄上更全面地了印證了粵地金礦資源豐富。《新唐書·地理志》所記載金銀的產地記錄來看，嶺南的數量都遠遠超過其它地區：產金、貢金的地區總計有 73 個州，其中 39 個州落在嶺南，嶺南佔盡 53%；產銀、貢銀的地區總計有 69 個州，其中 48 個州落在嶺南，嶺南佔盡 69%。在唐帝國建立的初年時，杜佑所編撰的《通典》裏記載，兩河之間各地的南粵邦國更是幾乎都送上了二十兩黃金，其中新興（今新興）更是送上了五十兩。白銀作爲南粵邦國送給朝廷的貢品就更常見了，據《通典》裏記載的 46 個送上白銀作爲貢品的州中，25 個州對應的地理範圍落在粵地。也許以上由《通典》所記載的黃金與白銀有部分是從其他地方交易到粵地而並非粵人從南粵本地礦藏資源掘取的，則公元十世紀的地理學著作《太平寰宇記》就明確地記錄了白銀是粵地如鬱林州、桂州、恩州、新州等地的本地特產，還提到了在梧州附近的三個金礦。到了公元七世紀，潘州（今茂名）的南粵邦國豪酋馮子猷甚至帶了一船的黃金送到唐帝國朝廷。粵人貢給唐帝國的黃金白銀只不過是自己所據有的小部分，卻成爲帝國最重要的金銀來源。

從這些記錄中可以推測，至遲在公元五世紀以後，各南粵邦國坐擁了豐富的金、銀、銅等礦藏資源，而如交趾、廣州正是依賴金幣、銀幣作爲流通貨幣的城市，當與來到交趾、廣州的各國人們進行經濟來往時，南粵豪酋們就擁有了巨大優勢。又由於提煉這些金屬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各邦國之間不僅競爭擁有這些金屬資源的領地，也競爭將更多的人口納入邦國以滿足開採需要。而將金銀貢給帝國，也只是南粵邦國向帝國表示友好合作態度的行爲。

除了豐富的黃金、白銀等礦藏資源外，嶺南的山林與海洋的奢侈品特產及其相關的商業貿易也增添了南粵的富實。這些南粵的奢侈品特產輸出到嶺北，也在嶺北考古遺址出土的文物中已經得到證實，這也是南粵對嶺北的文化輸出。

翠羽常常被用來製作珠寶飾品以及服裝的藍色顏料。翠羽成爲粵地對帝國的奢侈貢品，在漢帝國時期已開始。史上相關記載有如南越國王趙佗向漢帝國宮廷進貢了四十對活翠鳥以及一千隻死翠鳥。這些翠鳥應是白喉翡翠、黑頭翡翠等，時至今日仍然在粵地生息繁衍。粵人很早便會捕獲翠鳥收集其羽毛，據成書於公元五世紀的《廣志》記載，其時的粵人喜歡將翠羽戴在頭飾上或笠帽上。另外，黑格爾 I 型銅鼓以及花山岩畫上似乎也使用了翠羽圖案。值得一提的是翠鳥是領土佔有慾非常強的鳥類，常遠離人羣密集的地方棲息，捕獲他們需要對廣闊領土的控制力，因此獲取翠羽或許也是令南粵邦國競逐擴張領土的動機之一。犀角與象牙則更是廣爲人知的嶺南所產的奢侈品，常爲東亞帝國宮廷所垂涎。公元四世紀時，亞洲象在嶺南仍然非常常見，直至公元十一世紀，亞洲象還生活在嶺南的偏遠地區。漢帝國、晉帝國朝廷都不乏收到亞洲象作爲贈品的記載，這些亞洲象便多來自於嶺南。其時在嶺南各地，大象是廣爲人知的本土動物，南粵的武士們在戰爭中也經常會使用大象來作爲坐騎。

嶺南綿延不斷的海岸線聯結着海洋，給粵人帶來了豐富的海洋作物資源。其時對嶺南的記載裏常提及的海洋所產的奢侈品則有珊瑚、珍珠、貝類等。當時的鬱林應是珊瑚集散地，在《太平御覽》裏多處提及：鬱林有珊瑚市場，四海的客人在這裏採購珊瑚；漢帝國得到來自鬱林的“珊瑚婦人”作爲贈品；劉宋帝國得到來自鬱林的“珊瑚連理樹”作爲贈品。珍珠就更是華夏帝國索求無厭的粵地所特產的奢侈品。珍珠不止從嶺南貿易到包括嶺北在內的世界各地，也隨河運貿易到南粵內陸，處於內陸的蒼梧的粵人也有使用珍珠作爲裝飾的記載。早在南越國時期，南越國宮廷就已經大量獲取到珍珠，據載在公元 226 年南越國第三代國王趙嬰齊的墓葬被孫權派遣的呂瑜盜掘，裏面就發現了數桶金蠶和珍珠。南粵尤爲著名的珍珠產地與集散地是合浦。其時合浦的粵人不務田農而依賴對紅河三角洲平原的珍珠貿易換取米糧，可見當時在合浦珠業已經有成型的產業鏈。除了合浦有關於珍珠的記載外，還有鬱林郡在公元 89 年發現 3 英寸大的珍珠、在公元 103 年發現 5 英寸大的珍珠並贈送給帝國的記載。值得注意的是以上關於其時“鬱林”的記載都表明“鬱林”應該是沿海的，然而更廣爲人所認同的觀點是認爲“鬱林”是內陸的。由於那時帝國並不擁有兩河之間的粵地的控制權，帝國在地圖上畫置的區劃邊界會是不確定的，諸多線索表明當時所記載的“鬱林郡”的範圍有時延伸到了東京灣（今北部灣）海岸，經由東京灣進入內陸的貿易或許都被歸爲在“鬱林郡”進行。

嶺南的土地也給粵人提供了衆多農作物產品。玉桂（即肉桂）常用作入藥、香料，是粵地的又一特產，既常隨海洋貿易出口到南洋、印度洋各地，也常作爲南粵帝國給予帝國的贈品，也因此嶺南的海洋貿易線亦被稱爲“香料之路”。桂林郡（今桂平）便由產玉桂而得名。另據《南方草木狀》載“桂出合浦，生必以高山之巔，冬夏常青”，可見桂樹當時也是合浦山地的特產。《林邑記》也記載到山地的粵人收集香料並與低地地區貿易爲生，也提到他們種植的更多的作物。還有多姿多彩的亞熱帶水果如荔枝、龍眼等更是自古以來粵地的特產，頻頻出現在各種記載中。其他更多的作物特產還有如何首烏等這裏不多述。

貿易方面，雖然東京灣的合浦、徐聞在南粵作爲世界貿易港口的地位下降，但欽州港漸漸取代合浦港，仍然是南粵聯繫嶺南西北的內陸地區及至巴蜀與東南亞各地的重要貿易口岸；高涼的粵人則由史載“（南海）郡常有高涼生口及海舶每歲數至”可知常常由鑒江入海口處去往廣州港而與海外諸國互通貿易往來。值得一提的是這裏的“生口”即是南粵部族之間的戰爭中的戰俘，粵人對於戰俘未採取處決等殘酷的方式，而是將他們運送到廣州以契約出賣作爲勞力，這與近世南粵土客械鬥中將戰俘“賣豬仔”到南洋、澳洲如出一轍。南粵豪酋們彼此之間鬥爭激烈，以至於竟販賣粵人子弟獲利，這樣內部的鬥爭的結果自然是令廣州的殖民權貴得利。販奴行爲自然應該譴責，然而那時的粵人分散林立的邦國並沒有統合起來，譬如在意識形態方面，豪酋們也至多只有樸素的文化愛國主義，缺乏一面嶺南大越愛國主義的旗幟，並在這面旗幟的統合下團結起來形成有效的政權機器來與嶺北帝國殖民者對抗。相比之下，吳越就很早地就在吳越愛國主義的旗幟下形成了與中國的對立。這是南粵歷史道路的失擇，更是後人應該汲取的教訓。此外，高涼的粵人還在海南獲取貿易產品，再運送貿易商品穿過瓊州海峽到達徐聞港，然後北運到達高涼的鑒江流域後中轉到梧州、封開或廣州，再向北穿過南嶺分發到東亞各地；梧州隨着廣州港的崛起而成爲嶺南聯結湘、黔、滇、越南等地的水路航運樞紐，邕州也因此成爲的新興商品集散地。由此，南粵諸邦國與世界諸國形成往來互通的貿易關係。

南粵邦國的富實自然不乏反映到文字記載上。公元六世紀陳文徹、陳文戒兩兄弟投降樑帝國時，帝國侵略者繳獲到了不計其數的戰利品，史稱“所獲不可勝計”，而只有當他被俘虜了才發現他有不計其數的財富，暗示了這樣的情況在南粵豪酋中應並非孤例。公元七世紀南粵豪酋馮子游拜謁唐帝國朝廷，竟滿載一船的黃金前往，史載馮子游“貞觀中，入朝，載金一舸自隨”。公元 740 年代楊思勖攻擊瀧州（今羅定）的南粵豪酋陳行範，在戰爭結束後史載“獲馬金銀鉅萬計”。孟琯《嶺南異物志》記載邕州的南粵豪酋寧洄“資產鉅萬”。唐帝國時期海南島的情形也頗具代表性，房千里所撰的《投荒雜錄》記載，“瓊守雖海渚，歲得金錢，南邊經略使不能及”。所謂“歲得金錢”則可能與西域波斯等國的商舶和金幣有關。海南瓊山的豪酋韋公斡還有專門鍛造金銀器的作坊，史載韋公斡“有女奴四百人，執業者太半。有織花縑文紗者，有伸角爲器者，有鎔鍛金銀者，有攻珍木爲什具者，其家如市”，而韋公斡將自家的金銀裝載於船上而竟致使船傾覆，史載“公斡以韓約士胥受代，命二大舟，一實烏文器雜以銀，一實呿陁器雜以金，浮海東去，且令健卒護行，將抵廣，木既堅密，金且重，未數百里，二舟俱覆，不知幾萬萬也”。與韋公斡同一個時期的海南振州的南粵豪酋陳武振同樣是鉅富，史稱“家累萬金，爲海中大豪，犀象玳瑁倉庫數百”。陳武振“家累萬金”的“萬金”可以理解爲其家財價值竟達一萬兩黃金。此外，豪酋們坐擁的鉅額的金銀又影響到地方政治。唐帝國的廣州都督黨仁弘“交通豪酋”，收取了南粵豪酋們的賄賂百餘萬而“當死”。蕭齡之曾任廣州都督，唐高宗指斥其與當地南粵豪酋私下勾連，收受大量金銀賄賂，稱“聚斂無厭，不憚典章，唯利是視。豪門富室，必與交通，受納金銀二千餘兩”。甚至不乏帝國的官宦將自己的女兒嫁給南粵豪酋家族之子，就正是出於貪圖南粵豪酋的金銀財富的目的。如唐高宗時，禮部尚書許敬宗嫁女於南粵豪酋馮盎子而“納資財數十萬”。

儘管南粵邦國這樣富實，士大夫卻喜歡稱嶺南在很長曆史時期裏爲尚待開發的荒涼貧瘠之地，華夏本位敘事的嫉妒與坐井觀天莫過於此。粵人身爲海洋民族，是全世界的鄰邦。藉由與世界互通往來的商業貿易，粵人積累了文明的資源。這樣的商業傳統在帝國士大夫的價值觀裏被視作"重利輕義”的墮落風習，然而這只不過暴露了士大夫對商業精神的理解無能。華夏吏治帝國治下的順民沒有自己的共同體，沒有彼此長期互信合作的紐帶，也缺少信守契約的商人與珍視榮譽的武士。而相反地，武士與商人的故事始終是南粵史上不斷的旋律，見證粵人走向海洋擁抱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