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未來戰略-7 (問題分析-政治面)

在筆者個人的PEMC模型中，當底層的三要素分析後，就可以自然得出上層的政治問題，反之亦可以用政治的狀況來反推下層結構。在分析完經濟問題與主要解決方案後，可以大致上得出政府必須全面性解除管制，除了水、電等戰略性質很高的企業外，自由化是唯一可以提升長遠競爭力的選項，而水與電的干預也不見得是全面性的，擁有最大的持股就足以進行一定程度的調控。而在軍事部分的問題與分析，最主要的問題在組織架構的調整，以符合台灣本島防衛作戰的需求，其次的問題都需要經濟面的發展來增加預算支出。文化上的問題，到頭來也是需要回到經濟的成長上，需要用實際的國力提升，來培養出國民的自信心。換言之，所有的解決方案幾乎都脫離不了經濟的開放，而經濟的開放並不是實行的問題，而是有內外兩大要因所干擾，這形成了當今政治面上的問題無法解決。（PS：錢錢錢，千萬不要忘記無敵的拿破崙是被英國用黃金砸死的。但看英國砸了多少黃金才扳倒一個拿破崙，就可以知道光想用錢砸死人，也要看對象硬不硬，或是口袋深不深。）

一言以蔽之，最大問題出在中國上，但台灣無法改變中國。以外在因素來看，如果中國是一個經濟、政治自由的國家，那麼資源的配置就會趨近最合理的分佈，也就是不會把資金流入台灣，連外資都對台灣沒多少興趣，陸資卻有很大的興趣，這本身就隱含很大的矛盾。若是台灣如此優秀，那自然輪不到中資進入台灣，老外搶著要，若是台灣根本不優秀，那為何中資肯來？那這又不脫兩大可能，一個可能是純粹政治性考量，中國要以不平衡的經濟資源配置，獲取政治或是軍事上的成果，另一個可能就是中國實力根本就沒想像中好，所以資金除了來台灣，其他地方根本就不敢收。結論就是，無論中國到底經濟是不是紙老虎，台灣的應對非常有問題，用見錢眼開並不為過。

內在因素，出在政府管制下所產生的競租行為，以筆者的認知，從過去陳水扁八年執政露出的金融、建設等弊案，只不過說明跟政府一起做生意，有比台面上更多的利益。這種說法並不過份，把事情反過來想，如果政府沒有想像的有效率，那企業也不會選擇走後門的方法，如果政府施政廉能毫無可趁之機，企業無競租的誘因，自然不會花費力氣找什麼關係來攀，顯然在時間就是金錢的商業戰場上，花不必要的成本去打好政商關係可以賺回來的遠高過正當生意的部分。而且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陳水扁時代八年造就了一批新的所謂「權貴」階級，不就正好說明本來就有一批「舊的」權貴？這除了說明台灣的政府向來可以提高極大的誘因讓企業走後門外，什麼都說明不了。

但是內在因素，為何促使台灣這麼多的企業，寧可賺錢出走，也不肯以土地為本的進行確實的開發？這只說明台灣民眾其實對台灣本身並沒有信心，與隔壁的強權中國對抗，絕大多數人都不抱持希望，當希望的寄託在國際的支援時，那為何不乾脆去當外國人？這是個人理性的最佳選擇，要確認是否民眾真的這麼愛這塊土地，只要看喊愛台灣的人多半有錢還是沒錢就一目了然，多半時間是不得已的。這跟猶太人復國以色列，有多少海外富商作足政商關係來支持應許之地的復國，就能夠看出一個民族的強悍與否，不是用嘴巴說的。（PS：要人去死比自己慷慨赴義簡單的多，世界上最好花用的錢就是別人的錢，看一個人到底是不是心口如一，看他怎麼作就知道。）

所以，歸根就柢，問題還是出在中國太近也太強大上，而且更糟的是中國對待台灣並不是美國對待加拿大、墨西哥的方式，比較像西班牙對付獨立的尼德蘭七省，這更會促成台灣內部的民眾，在心理上容易走極端。所以，要從政治面去看待台灣的問題，其實基本上就是前三面向的問題綜合，但以分析的角度來說，政治性的問題仍然可以歸納出一個結論。所以我們要從幾個政治上的項目來一一解析，好便於回歸出真正關鍵因素。

要在政治面向做出改變，組織的調整一定是第一個要動的，人都有慣性，說白一點就是懶惰，在一個位置作同一件事情久了，會產生不願意改變的習慣，更有甚者會積極的抵制一切的改變，這又起源來自台灣的政府是不會隨便開除員工的。換言之，若你手上有一個鐵飯碗，今天要你換一個會破的，通常你會抵死不從。所以期待在道德面上作改變，根本就是緣木求魚，這就回歸到國父 孫中山先生當年對馬克斯主義的說法，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如果人人道德優越，循規蹈矩，那不必講一大堆廢話，自然一切都很OK。就是因為不是如此，才需要法令規章的制訂與執行，好讓沒道德且想踩在他人頭上的做事小心點。」今天政府會沒有效率，官員甚至會污錢，絕對不是道德太差，而是政府組織的自我修正能力太爛。（PS：簡單說，道德治國必死無疑，那一套只能用在超大的農業帝國，必須依靠原則而非細節，不然沒辦法管理。現代國家的基礎都是建築在數字上的，用另一個方式說，就是要變成數字中的一部份去管理其他數字，簡稱去人性化）

沒有效率的執行，多半出現在疊床架屋的組織上，由於組織的上下訊息傳遞都需要時間，每一個傳遞的訊息都會多一個人接觸，越多人傳遞訊息就越可能失真或是被扭曲。所以成功的企業，多半都會設法使組織扁平化，或是制訂嚴密的規定與嚴格的執行，來確保每一個環節不會出錯。前者是組織改造，後者是監督執行，台灣的憲法與法律，基本上屬於國民黨來台灣時帶來的大陸法概念，這也不是說這套不可行，而是多年下來因為組織的不合理，造成太多不需要的人員，並阻礙組織的運作與推行，這都是摩擦的來源。

所以從組織的方面來看，現今台灣實質管轄區域根本就不大，統一各縣市的資源管理是最重要的，這代表必然牽涉到直轄市的存在，因為在意義上台灣根本沒有直轄市概念存在的空間，當直轄市的人口與土地都跟非直轄市沒有太大的差距，這個階層就沒有存在必要了。更由於台灣的中央政府與地方縣市的相對大小關係，還比較像是美國的聯邦與各州，或是中國的中央與地方省市，故從此角度看，地方政府的權力還相對太小了。要在組織上進行改造，第一個要解決的就是這種不合時宜的權力結構。

理論上，廢除直轄市的存在，將資源依照實際地理與人口狀況分配，這牽涉到財政劃分，會於後面大致提到。其次是中央政府的權力下放，除軍事、外交等中央政府權限外，盡量將權力放給地方政府處理，由於這相當於放手讓地方各縣市政府進行彼此之間的競爭，故稅務也需要一併改革。最簡單的改變，就是將國稅只定義為所得稅或是遺產稅等項目，其他的土地、房屋、營業稅改為地方縣市收受，於此同時包括電、水與地方義務教育之基本開銷，統一中央管理。易言之，利用稅務的改制，讓地方縣市政府進行有機的競爭，同時中央除了水電與義務教育等開銷，其他一律不予負責，交由地方管理，地方的財政問題由地方自負，中央政府不負責替地方擦屁股。

這是長期需要但短期不可能行的通的政策，這問題又出在組織本身的不合理，直轄市的資源以及政府官員階級都不同一般縣市，所以直轄市本身缺乏改變的誘因，又因為其資源較多，實力較為雄厚，更難以實力推動。其次是賦稅改變，不合台灣民眾習慣大政府管理的觀念，地方政府競開支票導致財政破產，最後逼使中央負責的狀況一定會出現。所以在看政治組織架構的改變，很難用純理論的合理來作現實的推動。

較為合理且可行的改變，是從中央政府的組織著手，將總統的權責相符列為第一優先，由於總統已經開放直選，沒有道理不負任何責任卻有相對應的龐大權力，故行政院長幕僚化是必然的選擇，由總統親上火線面對國會才能符合直選總統的意義。由於台灣沒有兩院的傳統，故不能以美國的兩院系統來作比擬，在國民大會消滅的今天，同為民選的第一線行政官員、立法委員面對面才有實質的意義。隔靴搔癢，能負責的不出現，出現的負不了責，這問題會影響行政效率，進而干預到其他面向。

筆者不認為，現今的組織架構調整可行性很高，除了總統的地位修正比較有道理與具說服力外，另一個就是立法委員的席次問題，兩千三百萬人的台灣選出一百多個立委，平均二十三萬人選一個，這若是配合大選區制度，或許還有一定的道理，但在單一選區兩票至的贏家通吃上，通常席次不能太少，避免小黨無法生存。在概念上，筆者支持人口三次方作為立委數量的標準，這又牽涉到台灣目前國會只有一個，要有足夠的民意代表普遍性，恢復立委席次是比較合乎現實的選擇。台灣的社會動盪並不是藍綠對立，這是結果不是原因，最大的原因是出在太多人數十年被專制統治壓制的聲音終於可以發出，百家爭鳴各有立場的狀況才真實，只有藍綠兩種聲音才奇怪。立委席次太少，反而不立理性的討論，這是因為席次多或許有較多數量的極端政客進入立院，但相對的人數比較上，並不能對大多數非極端的政客構成太大的影響。反倒是數量少，比例相對多，再加上贏家全拿的特性，極端政客反倒有更多的當選機率。這是相對的比較而不是絕對的，重要的是結果，而不是光看原因。（PS：與一般人的想法相反，政治是只講求後果的，如果一套看起來很爛的選舉制度，可以造成更理性討論與中性的立法院，那這比一套看來很好，但老是選出爛人的立院好的多。重點在制度不能光看好不好，若脫離文化背景太遙遠，那就算天堂的政治制度，到了地獄也是會很黑暗的）

從總統與立院等民選機關的實際問題，可以歸納兩個狀況。第一個狀況就是台灣的政治制度改變，太過重視情緒的抒發，忽略調政治上冷酷與理性計算，其實更可以符合多數人利益的現實，這個情感的抒發導致現在政治制度結構，變成最糟糕的一種，負責的沒權力，有權力的不負責。第二個狀況就是民意的抒發管道太少，這源自威權統治下的慣性，導致媒體與政黨欠缺主動發掘的精神，更造成政黨習慣等人來支持而不是主動去爭取支持。每一個民主國家，無一例外的都是政黨深耕基層絕不馬虎，台灣的政黨卻有習慣等人支持的特性，這當然是多年來政黨鬥爭下產生的一種結果，但追究其根本性原因，則脫離不了階級式菁英觀點的慣性。（PS：階級的存在有很多方面可以說，認為階級已經消失那純粹是屁話。問題在權力與責任的交換上，菁英階級是否會進行比較對等的交換。凡是威權與專制民主化後的國家，多有不對等交換的問題，這原因多半來自於壓抑太久的情緒得到抒發，卻因為欠缺現代國家的基本概念，例如法治、人權等長期的文化背景，造成情緒容易走極端，被政客利用，產生一種不對的的權力與責任交換。簡單說，就是政客選輸了，會怪民眾不支持，而民眾還真的會去怪其他人不願意支持，而不是反過來說，為什麼這傢伙沒人氣）

具體來說，要改變政治組織，就是要克服民意與政客行動上的落差，不能差異太大，這以西方先進民主國家的概念來說，就是不管哪一個黨上台，所幹的事情都不會差太遠，因為大致上選民可以回歸到中間的討論，不會走極端。所以恢復立法委員席次到兩百名以上，並且重劃選區，將兩院制的概念代入。這代表所謂的「政黨比例」席次必須取消，改成大選區的競選，例如台北縣要選二十名立委，除了依照鄉鎮市人口選出的十五名外，另外五名就以分為台北縣東與台北縣西兩區的大選區選出，由於全數由民眾選舉投出，故可以使得原本政黨比例立委，必須聽令黨中央以免失去資格的狀況得以改善。這方案的可行性在於，立院驟減一半的席位，導致太多的政治人物失業，就算酬庸的位子也不夠多，可以利用這些失業的政治人物匯集民意，立院改革的同時直接將制度修正。（PS：別以為失業的就一定沒人要，某位失業的政客可能拿了49%，但因為另一個拿了51%才輸。所以，從另一個角度來說，當民進黨拿了四成的選票，但席次只有兩成，這就代表這個選舉制度結構上有問題，民意無法藉由適當管道發洩，會累積很可觀的矛盾，進而引發更嚴重的衝突對立）

其次，可利用立院改革的同時，徹底加強立法體系與政府體系的衝突，也就是行政院長的廢除或是虛級化，成為總統的幕僚長比較實際。這勢必代表五權憲法的根本死亡，但在憲法修正多次的今天，五院制幾乎是名存實亡，相互合作的初衷不復見。若以五權憲法最初的概念，總統可是虛級的元首，但在兩蔣時期規矩被破壞。換言之，蔣介石當初若擔任萬年行政院長，今天的憲法矛盾還不至於這麼激烈，那也可以比較方便過度到內閣制。而非是今天這種權責不清楚的「假」雙首長制。（PS：請參照筆者前些年大致列過的各國政府組織，雖然現在不少國家都修正過了，但還是可以參考一下）

就以戰略的觀點來說，權責不分最容易造成重大失誤。以一場戰爭來看，可以下決定的不負責，可能會形成亂下決定造成無謂戰損的可能，若是負責人不能或是不願意作決定，則會失去先機。這兩種都是戰場上的指揮大忌，蓋因指揮體系的不統一，拿破崙敗給聯軍，就退位被流放，德國打輸大戰，威廉二世就流亡，這沒什麼好抱怨的。政治組織上的改變，困難點在於多數人有慣性，不願意進行改變，所以必須依照經濟上的誘因概念，用民眾的選票來改變政客的支持方向，這在某一任政府的支持度特別差的時候最有實行的價值，問題在願不願意而不是可不可行。

筆者對於外交政策的評判不多，主要原因出在外交非常需要熟練外交官，這類外交官通常是菁英出身，與各國政要關係良好，或是從基層幹起多年，非常熟悉當事國的政情與民情。台灣現在有無這種高等外交官？很現實的一點，如果駐美代表正好是美國總統的大學同學，或是國務卿的研究所室友，他的聯絡管道或是便利性，遠遠超過本國派出的貴族子弟，換句話說就是駐日代表，勢必是對日本政經界有關係的，如果今天我們的外交對象是非洲等小國，那以現實角度來說確實不需要培養三十年熟悉當地的人才，可以從熟悉非洲事務的官員中挑選即可，但面對美、日等大國，駐外代表的挑選最忌諱「不專業」。但這幾年政府的作法，讀者自己心裡有數，這只表示政府並不重視外交，外交不過是表演給國內看的猴戲。（PS：地球上目前只有一個國家有資格，可以用出口轉內銷的方式，讓外交官表演猴戲來給國內看，那就是美國。因為美國的國內事務可以影響甚至是搞死一大堆外國，台灣今天算哪根蔥？可以這樣搞的）

台灣近年的外交政策，其實反應出的是兩個大問題，第一個問題當然是國力相對中國的降低，導致講求現實的國際對台灣越來越沒興趣，另一個問題則是國內主政者缺乏思考的訓練。陳水扁八年時期的衝撞外交，就以戰略的概念上，是屬於一種「改變」的政策，這種方向沒有錯，實行的手段也沒有問題，問題在於太常用了，國際舞台不是生死決鬥，險招可以賭一把的，同一種招數反覆使用，其他國家哪會笨到看不出來，陳水扁一樣犯了拿外交出口轉內銷提振支持度的毛病，就以此點來看，跟馬英九現在的投降式外交沒有兩樣。為何說是投降外交，講得如此難聽？基本上馬英九的外交政策走向，是一種「不變」的戰略思維，這同樣的概念沒錯，因為小國確實有必要，在環境不好的時候沈潛待變，但搞到要事事配合中國演出，這不能稱之投降式外交，那筆者想不出這有何到底，活路外交是一種笑話的代稱，凡是外交就是要打開一條活路，只是端看你用什麼方法。

以攻城作戰來比喻，這很像是中國把台灣這座城堡團團圍住，前八年陳水扁將軍常常出其不意的輕騎突襲，還真的常常給闖出去，帶給圍城軍隊打擊與震撼，但是其戰術一成不變，每次開城門突襲都有徵兆，更別提將軍回城既無帶援軍救援，也無攜糧草回營，那何必理你跑來跑去？專心攻城就是。馬英九的外交政策就是，每次要出城門都先跟圍城軍隊打招呼，每次出去都告訴圍城軍隊，自己城堡那邊比較缺人，那一段城牆比較脆弱，來換取圍城軍隊大方讓路，反正馬將軍回城一樣沒辦法帶糧草帶援軍，那就放出去也沒關係。衝撞外交跟投降外交，本質上都是虛耗資源，毫無意義，差別在於陳大將軍是把資源拿去塗牆，馬大元帥則是把資源拿去送敵軍。（PS：活路外交是笑話的理由就在，你本來就是要突圍而出，打開活路，現在敵軍自動放一條路給你走，還沿路搖旗吶喊狀聲勢，你覺得想幫你的其他盟軍，看到此情此景，會怎麼想。）

外交政策，跟台灣是否能夠加入哪些組織，以及獲得什麼奧援，是需要有完整配套的。若今天要進入某聯合國組織，這個組織只需要大會通過即可，不需要其他理事會甚至是安理會的同意，那就該找美國或是其他有最大影響力的幫忙。那些需要安理會同意才可以加入的，只要中國在的一天就別想太多了。所以，換個方式來說，台灣的外交到頭來還是跟能加入什麼組織無關，跟台灣能與哪些主要、相關強國培養良好關係才重要，今天跟中國打好關係，是一個必須且不得不為的選擇，但與敵人談判的技巧本就需要極高的技巧，陳水扁與馬英九都是在走兩個極端，這兩個極端的代表就是衝撞與投降。這兩種外交方式，其實並沒有問題，但只能存在紙上作業，因為這種推到極端的外交政策，本身只能作為幫助思考，而不能加以實行，就算加以實行也只能當作偶一為之的奇兵策略。原因出在外交講求的是一種勢力的平衡，在平衡的勢力中找到可以見縫插針的地方，來造成有利我方的局勢，俾斯麥能夠縱橫歐陸數十年，就是深知這種平衡的微妙，並從此微妙中讓德國保有安寧，不然一個崛起的大國，若不加以限制，周邊國家會怎麼想？

所以，過去十年的外交政策，可以說是最高層峰與其幕僚，根本上缺乏思維訓練，沒有認清在一個安定的國際關係中，需要的是一種穩定中求改變的作法，就論理上的討論，走極端的兩種作法，可以幫助我們釐清在極端中的各種中間選項，增加實務運作的柔軟度，但今天所見，不過證明外交事務都是由層峰與幕僚，而不是外交的專業團隊在處理。根據的是國內政治的需要，而不是國際上客觀的認知。只要看威廉二世的作法，就可以明確對應出他與俾斯麥的不同，中國很清楚現今的美國秩序無法在短期內被挑戰，所以都採取旁敲側擊的打法，例如援助美國第一線制裁與關係不好的國家，讓美國處在爭執的第一線，自己退居和平的第二線，來營造和平大國的形象。只要看中國穩定的經濟成長下，有極高的軍事成長，就可以清楚知道中國的外交政策，比台灣高明太多了。

所以歸納出的問題，其實是無解的，除非今天政府高層在人才的運用上，可以破除為國內政治服務的概念，但這個方法，必須先在政治面上作改變，換句話說，筆者認為目前的外交政策，依靠官方是沒有用的，不可能得到改變。民間能作的，說穿了還是老話一句，培養自己強大的競爭力，當你考進哈佛，宿舍室友未來當上美國總統，這就是最大的本錢。（PS：話說回來，台灣民眾現在好像很滿足太低的標準，考上台大就足以光宗耀祖了，就算台大考不上沒關係，中國還有很多學校可以念，好像有放洋過就很了不起了。）

具體的作法，筆者認為在短期內幾乎無解，這說白一點，就是菁英階層的老問題，能夠受到國家培養在國外長期經營的，若非國家刻意出錢栽培，就是自己家裡有錢可以這樣做，無論從哪一方面來看，這都是標準的菁英世家，但看一看現在國民黨的第二代是哪一些貨色，民進黨內的第二代連叫貨色的資格都沒有。就足以證明，台灣將近十年以上根本就沒在耕耘外交這一塊，更糟糕的是政黨的對立，導致在國外理應合作的國人，竟然把國內戰火延燒出去。雖然這一開始，是國民黨無法接受民進黨執政的問題，但時至今日，兩黨都在互相毀滅式鬥爭下，將外交的基礎打爛了。（PS：這一定有人不認同，但筆者並不認為這在大方向下有錯。不然就不會發生之前程建人、許世楷的問題，除了讓親者痛仇者快外，就只有讓自己核心的極端支持者很爽而已）

筆者在外交這一塊，幾乎不抱持現在可以作改變的期望，這必須從國內的經濟與軍事實力提升，喚醒民眾對自己的自信與認同感，統一的內部才有統一的外交政策，就以此點來說，筆者比較悲觀。

政治面正好是不需要談論太多的，筆者的戰略模型中，政治雖然是上層，上層可以進行對下層的影響，但本質上受到兩大因素限制。其一就是變化的速度，經濟上，時間就是金錢，鈔票不會等你的，故在經濟上的變化速度，往往遠超過政治上的管制，只要看看陳水扁說什麼有效管理八年，資金外流中國幾兆就知道，國民黨說的鎖國根本就是鬼話，打從蔣經國開始要解除黨禁、報禁，就象徵經濟的自由化只是時間的問題，沒有從頭到尾如北韓管制的國家，要管制經濟的流動，根本就不可能。（PS：這個模型有取馬克斯上下層結構的一部份，但並不是一模一樣）

其次是軍事上的變化，每一種軍事戰術的改變，幾乎都來自科技的進步，技術的改良與演變，促使使用者重新思考戰術的運作，這時間都要五到十年以上。所以我們可以看看購買F-16與M2000的決策，就影響十幾年的台海空中優勢走向，結果三五年前因為政黨鬥爭搞掉幾個項目，現在跟中國的差距就快速被拉開。就以軍事上的變化，雖然談不上用月當單位，但也可以用年來結算了。

相對上述兩種，文化的改變都是一代一代在變化，而且幾乎沒有例外的是，老一輩年輕的時候都在努力打倒權威，老了後就變成要被打倒的權威，從來就沒有反省過，今天台灣不過重複相同的道路。只是糟糕的地方在，台灣的經濟變化太快，以往文化的改變配合經濟的成長，大體上還可以說一代人的改變就差不多如此，但今天科技的變化在一代人中就改了好幾代，導致台灣現在有一種現象，農業時代思考邏輯的人主導政策方向，代工出身的老闆左右產業方向，但現在的世界經濟，幾乎無不走向標準化、科學管理化，我們在一代人的時間裡歷經了三個世代以上的變化，這是一大衝突點。

所以，就以政治上來說，第一個限制就是下層三面向的變化速度不一致，變化快速項目的會對政治產生推力，但是變化緩慢的項目提供的是拉力，兩者會形成一個平衡，使得政治的改變不會太過快速，快速的政治改變通常不會只有上層改變，而是連下層結構都劇烈變化，這就是定義上所謂的「革命」，平穩變化絕對不會超出一個國家在經濟、文化與軍事上的基礎太遠。

第二個限制則是空間性的限制，人的思考會受限到教育與背景的影響，所以一國的教育政策幾乎決定了這一個世代未來三十年對許多事物的看法，就已極端上來說確實存在特例，但就醫各國家的平均值來說，其整體的格局與高度，還是與教育有關。教育先天性的因素，後天性的因素是科技的影響，正如同我們的上一代不會使用電腦，但當使用電腦的便利衝擊到他們，上一代仍然會有相當比例願意重新學習。所以在某一個時間點上，在這個時間點上的不同世代，彼此之間會有同一空間不同高度與廣度的思考方法與價值觀。整體來說，這種長期影響幾乎決定了某一個時間點上，在國家的某一個範圍內，所形成的政治態度。

所以，筆者認為，對於政治面的改變，只能從下層三個結構去一一進行。通常一個國家，如果不能內部進行這種修正，那通常也會有別人來幫忙，只是當事國願不願意罷了。這也是筆者認為，探討政治面意義其實不大的理由，上層政治面不過是反應出，我們在經濟面、軍事面以及文化面的結構問題。

但規劃上，仍然有一些值得去作的地方，首先就是政治組織上，必須符合權力結構的分配。當台灣現在的選舉制度如此，那麼就有必要進行修正，已符合實際的民意狀況，最佳例子就是這屆立委，民進黨囊括四成選票，但才拿到兩成席位，換算政黨選票來說，等於一個民進黨立委有數倍國民黨立委的民意基礎，但基礎反應不到民意上，如果在政策上又不能讓這四成的民眾感到公平，那衝突不過是早晚發生而已。故從包括陳雲林到517大遊行的狀態，筆者認為這不過是民意被積壓的現實，如果真的如國民黨政府所說，仍然有大多數人的支持，那麼就理論上，為何不能開放政策的討論？就實務上為何不敢開放立院的不記名投票與公民投票？衝突不見得要流血，這些彼此在邏輯上有矛盾的作法，只不過反應出目前台灣民意不能反應到政治面上的現實。（PS：整體觀察與某一黨角度觀察不一樣，著重的在矛盾點，如果說陳水扁政府是少數政府一意孤行，那馬政府連基本的政策辯護與開放討論都沒有，豈不是坐實了民進黨威權、專制與老大哥回來的指控？）

除此以外，筆者認為政治面能作的東西太少，就以價值觀上來說，台灣仍然受制中國的家天下傳統太深，這種家天下的概念如果可以轉換成對民眾的契約，例如日本的華族雖然被廢止，但其政治菁英幾乎無一例外都是諸侯或是高階武士的後代，觀察一些日本民眾，多半也認為政治等與小市民關係不大，只要經濟搞好教育辦好讓小還有未來就可以，這其實就是一種契約式的概念，菁英藉由提供下層民眾安穩的生活來得到權力與地位，但在台灣或是說中國傳統下，家天下的概念還無法從風調雨順的宗教概念跳脫。換句話說，台灣的傳統菁英概念還停留中國古代，對於家族以外的人死活是不在乎的，如果是經歷過啟蒙運動的歐洲各國，已經達成某種國家與人民的關係重定義，權力與責任可以等價的交換，那麼問題還不嚴重。壞就壞在這，所以台灣的大家族幾乎都是依靠政府管制，來競租公共資源獲得其權力地位，而非是依靠與國際強權競爭得來。換句話說，既然只要打好政府關係，家族就可以人丁興旺，那何必在乎所謂的社會觀感？（PS：請參考筆者的雜談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