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叛蔣家「世襲專制」與「警察國家」的異議者吳國楨——讀《誰怕吳國楨》

這是吳國楨被迫流亡美國後，致信蔣介石，懇請蔣速行民主改革時，同時剖心對蔣介石懇切表白時，所吐露他對蔣個人的看法。作者殷惠敏認為這段話十分清楚地證實了一個事實，遂在本書副標題指出，蔣家統治特色是「世襲專制」。

吳國楨是蔣介石重視、重用的行政幹才，高學歷、清廉、受到國際（特別是美國）一致的肯定，私下蔣氏夫婦對吳國楨更是疼愛有加，而吳對蔣也忠心不二，形同近臣。這位忠臣為什麼最後會「反叛」蔣介石，逃亡美國，揭露國民黨政府一連串統治真相，形成外交危機？而吳國楨在美國的行動又為何失敗呢？

吳國楨事件也暴露了向有崇高聲望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胡適不堪的一面。素倡民主、自由、法治的胡適，為何替蔣家討伐有同樣想法，認為胡能懂他想法的吳國楨？這背後又有甚麼玄機呢？長期為蔣服務的吳國楨，為何來台後轉為支持民主？背後有什麼特點？

從二戰結束到國府逃亡至台，這段時間是本書「世襲專制」開展的時間，而蔣介石流亡至台後，開始精心籌畫傳子的「隱形議程」。

在國共內戰尾聲，美國選擇放棄蔣介石，卻表示希望由吳國楨出任臺灣省主席（也指示軍隊應由美方屬意的孫立人主管），並推行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才願給予中華民國政府美援。這使吳國楨無形中功高震主，引起蔣的不悅與嫉妒，更懷有隨時被取代的恐懼。

蔣介石因兵敗如山倒而逃亡至台灣，即銳意改造本來敵對派系眾多的國民黨，成為一個高度集權、控制一切、以蔣家為首的列寧式政黨，構造蔣家天下的「黨國體制」，並培養蔣經國作接班人，掌管特務系統。這不僅要進行激烈的政治鬥爭，也需要美援作為強化政權控制力量的資源來鞏固政權。

但是吳國楨認為潰敗至此，只有徹底改造為實行民主政治、而非一黨專政的國度，改善、促進臺灣人參與國政，才能得到美援，鞏固臺灣這座遠東反共橋頭堡。他認為由國民黨自我分化為兩個競爭黨派，共尊蔣介石為領袖，實行兩黨競爭，是最恰當的實行方式。

吳更反對蔣經國接替蔣介石，吳國楨從過往共事的經驗，理解到蔣經國喜愛蘇聯的極權制度與恐怖統治，更反對、鄙視民主與法治，認為非常時期要用非常手段。這和他提倡的自由、民主、法治、保障人民權利的國家完全不同。

至此，雙方對於「國家」、「救國謀略方式」等議題走上南轅北轍的道路，開始出現根本性的衝突。因此，當吳國楨與蔣氏父子不斷發生衝突後，蔣經國甚至想製造吳國楨「被車禍」而死。隨著政治鬥爭日益劇烈，加上美國堅定支持蔣介石，。為保人身安全，吳國楨不得不逃往美國。

吳氏夫婦在上海市長任內，與重量級傳媒人物、《芝加哥論壇報》報系創辦人羅伯特．麥考米克（Robert R. McCormick）夫婦結為莫逆。吳國楨將前往美國求學的三個兒女委以麥考米克夫婦照料。這成為吳國楨流亡美國，運用自由世界傳媒對抗專制政權的一大助力。

蔣家懷柔吳國楨不成後，開始抹黑吳國楨的名譽。作為珍視名譽的文人，吳國楨請求修改不成，這才引起雙方公然對抗，引起國府政壇的騷動。

此時，吳國楨認為與其跟糾結於澄清抹黑，不如作出有效的反擊：揭露國府的重大弊病，才能在「以一人敵一國」情況下，發揮以寡擊眾的效果。

國民黨唯恐吳國楨一事將會導致美國中斷美援，而美國確實有親蔣的議員與媒體界因此動搖。因此，國民黨也以抹「紅」、動員各界「聲討逆賊」等各種方式進行攻擊，更在臺北、駐美大使館成立專案小組應對此事。最後由親蔣的美國駐華大使藍欽（Karl Rankin）和外交部長葉公超，打出「民主改革有在推進」的太極拳來化解吳國楨指出蔣家「一黨專政」的爭議。另外顧維鈞領導駐美大使館的專案小組。也以「共黨威脅」為改革較緩之理由來引人同情。

而蔣宋家族在美國多年經營的盟友「中國遊說團」，此時也從驚愕轉向「傷害控制」，以圖將吳國楨事件引發的傷害降到最低，並予以反擊。

「中國遊說團」是美國國內從國共內戰的四十年代到國府遷台的六十年代期間，一直支持國民黨政權的非正式遊說團體，成員包括國會兩院議員、退休高級將領、媒體巨頭和企業人士。中國遊說團財雄勢大，跨越政、軍、企，乃至宗教界，主要涉及為國府爭取美援、軍售等各種支援。國會議員藉杯葛其他對外援助等法，要脅通過援華（臺）撥款，軍售牽涉到軍火企業的巨大利益，也是軍方將領退休後經由「旋轉門」獲利的捷徑。

吳國楨事件爆發後，他們首先感到錯愕與驚嚇，再來是擔憂影響美國援助蔣介石，而且因為吳國楨曾與他們有過良好交情，又曾是美方重視的未來自由中國的領導人，因此採取了謹慎的行動。例如當時的助理國務卿饒伯森（Walter S. Roberson）、魏德邁將軍（Alfred C. Wademeyer）曾對此表達驚嚇、不滿與關切。而在林孝庭《意外的國度》一書中協助蔣介石重建在台軍事力量的要角庫克（Charles M. Cooke），則受託前往安撫吳國楨，並向國府外交部表達應盡快釋放作為人質的吳國楨次子，以免做出無法挽回的事。

另一方面，蔣氏父子從美國前駐法大使蒲立德（William C. Bullitt）處得知國務院對此事並不關心。蒲更給予「不理會為上」的建議。這引發了，國民黨內部糾結於是要聽庫克建議，釋放吳國楨次子，還是不予理會吳國楨的通牒，繼續留作人質的討論。

吳國楨苦候無音訊，因此在銷量極大的《展望》（LOOK）雙週刊刊登〈你們的錢已在福爾摩沙建立了一個警察國家〉一文，以前所未有的炮火，將蔣家王朝的一切暴露於美國民眾之間。此文一出，蔣家派雙方舊識劉文島前往安撫吳國楨，希望結束鬥爭，隨後並將其子送往美國，希望化解爭端。

但沒有想到，這篇文章卻又引起他人對吳國楨的口誅筆伐，而敵人竟然是吳國楨認為能理解他的主張，至今保有崇高名聲的「自由主義者」胡適。

這篇文章是吳國楨最後的立場聲明，他以懇切的語調，以一個曾主持過臺政的人的經歷，說明美國軍隊在韓戰戰場上誓死拚搏時，美國人的錢卻用來建造一個共產黨式的警察國家，充斥著特務、濫捕濫審濫殺，人民毫無自由，一觸犯統治者就會有牢獄之災。他表示自己過往對蔣介石忠誠，寄望蔣介石推動民主改革，不斷上諫，但後來他明瞭蔣介石只想傳子的心意，也知道自己只是取得美援的工具，當韓戰開始後，就沒有太多利用價值了。他身為圈內人，但台灣演變成這樣感到羞辱，因此他決定與蔣介石決裂。但他不希望毀滅蔣介石政府，只希望美國聽了他的說明以後，去施壓蔣介石進行真正的民主改革。這篇文章引起了許多美國人的共鳴。

但胡適卻發出一封信嚴厲批判吳國楨。說他毫無責任與道德感，文章充滿欺騙美國人的謊言，存心汙衊自己的國家和政府。胡適更以警備總部提供的檔案，痛斥吳國楨當保安司令，說自己對此不能置一詞，卻在他清華同學與朋友，台糖總經理沈鎮南冤案上蓋章，根本是胡說八道。他指斥吳最好要有道德良知，不要睜眼說瞎話。但胡適在沈鎮南案時根本沒有為自己的朋友做過任何努力與辯駁，但此時與殺害沈鎮南的兇手聯手對付揭露真相的人。

胡適又在小眾雜誌《新領袖》（The New Leader）上發表〈福爾摩沙是多麼自由？〉，肯定蔣介石治下的臺灣，有著中國任何地方都未有過的最好的政府、最多的自由，《自由中國》雜誌的存在就是例證，在那裏唯有共產主義不能宣傳。軍法審判都是涉及國家安全的例外案件。重要的是，蔣介石更沒有意願傳位給他那「勤儉、誠實、禮貌、愛國且堅決反共」的兒子蔣經國。指出吳國楨根本是藉由汙衊國家、政府來為自己博取名利，非常不道德。

吳國楨回信胡適，希望胡適利用他現在看到的檔案等等進一步追索真相，理解他說的都是真的。但是他不知道，胡適是使用駐美大使館專案小組提供的「材料」攻擊。

胡適當然了解吳國楨講的是真的，因為吳國楨在台灣時，早已跟他談過相關問題，胡適均表認可。而1953年，胡適親外甥汪漢航遭到誣陷的金融犯罪案中，胡適盡力尋找蔣經國等人協助開脫，更表達出胡適深諳蔣家的統治方式。[1]

然而，因為汪漢航事件最終得以圓滿落幕，加上1952年離開普林斯頓東方圖書館的工作後，胡適有著「總統府資政」和「國大代表」的薪資和各種福利，1951-1954年，每年還從俞國華處取得蔣氏父子五千到兩萬美金等數額的餽贈。胡適此時勢必「表忠」，說謊也要攻擊吳國楨。

《新領袖》看的人雖少，但是經由中國遊說團重量級角色亨利．魯斯的《時代》雜誌選摘傳遞而廣為人知，逐步抵銷了吳國楨文章的作用。中國遊說團認為，此時支持蔣介石比支持吳國楨、自由、民主、法治等都更重要。而美國國務院此時與蔣介石成為牢不可破的反共同盟，蔣介石是反共戰略中重要的棋子，儘管知道臺灣的情況，但不打算對蔣施壓。

因此，當吳國楨連反擊都無力（文章不被刊登）後，這場事件逐步淡出美國政壇和臺北的視線。而吳國楨定居美國後，最後引發事件的，乃是1984年劉宜良（江南）的訪問，劉宜良希望在《蔣經國傳》之後寫一本《吳國楨傳》，觸發國府殺機。劉宜良最後被暗殺身死，即有名的江南案。本案最終也迫使蔣經國公開表示蔣家後代將退出政壇（雖然又回來了），不會傳子蔣孝勇，這才終結了中華民國的「世襲專制」。

在戰後中國史與臺灣史，往往與中國近代史糾結而難以分離。

在吳國楨事件裡面，我們看到，不管是胡適還是吳國楨，他們都是當時代的知識份子，他們雖然認可民主政治的價值，卻因受到中國民族主義的影響，更認為民主政治首先是救亡圖存的工具，這與清末嚴復、梁啟超等中國第一代知識分子的想法是一致的，他們認為民主首先是最有價值的救國工具，之後才是具有其他寶貴價值的政治制度。因此，吳國楨認為推行民主才是鞏固臺灣這座遠東反共民主橋頭堡的出路，這是最主要的目標（吳國楨選用臺灣人出任官職，也是處於一種「鞏固」臺灣秩序的想法）。而這對胡適而言，也是一樣的，他們「先是民族主義者，再來才是民主政治的支持者」。

但是工具也會反過來影響使用者。吳國楨認為民主才能救國，卻導致他與蔣氏父子成為仇人，他們自然認為唯有自家「世襲專制」才能拯救國家。蔣對其雖有私恩，但於公雙方卻無法相容，所以最終產生無可挽回的衝突。

對比之下，胡適自然相形失色。胡適重情，因此對蔣氏父子的私恩知恩圖報，拋下了所有過去自己的堅持，站在迫害自己朋友、與自己過往信仰相反的人身旁，一道對吳國楨口誅筆伐。這與現今大家認為胡適崇高的自由主義者、支持民主政治的知識份子形象，大相逕庭。

另外值得注意的，就是「中國遊說團」。這個當年在美國一度具有強大影響力的政治遊說團體，對中華民國與臺灣的影響好壞參半。他們對蔣宋集團的協助，來自於過往的歷史、金錢利益與反共、基督教化中國的信念。他們也與麥卡錫主義有著深刻的關聯性。早年他們全力協助中華民國取得美援以鞏固中華民國在臺灣的統治，在美國政壇捍衛中華民國在國際的地位與國際機構席次。到了六零年代，遊說團雖逐漸凋零，仍影響美國保守派，促使美國對中華民國保持承諾。這個團體到七零年代才消逝，僅存一些堅持過往看法的人士，美國政壇對於這些人仍有所顧忌，他們敦促即使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美國，對中華民國仍應保持承諾。

而「中國遊說團」不分蔣家、國家、人民的福祉，將鞏固蔣家世襲專制統治作為第一要務，對保障中華民國在臺灣出了一份力，是蔣家不可多得的盟友，但對島上的人民而言，就多了難以言喻的苦澀。

當我們看到本書中的胡適與吳國楨，不禁促使我們思考，當我們面對有私恩於己的專制統治者，當他於公作出錯誤的行徑時，我們是該「報恩」成為幫凶，還是堅持操守，不因私恩、利益或強權而低頭服從？面對這些人所做的事，我們該怎麼下判斷？

過往，胡適與吳國楨等中國知識分子，將民主視作拯救、鞏固國家政權的工具，這是他們挺身對於時代問題做出思考後，得出的答案。那麼，我們該怎麼去思考，當現今民主衰退、專制再起的時候，民主化對於我們的意義？而吳國楨事件又怎麼讓我們去思考過去的時代？

當「世襲專制」在臺灣轉型為「民主政治」三十年後的現今，我們身旁的紅色極權政府，仍然隨時準備要吞噬我們，就像1950年代《時代》雜誌為吳國楨所做的封面一樣，綠色的臺灣，旁邊有一條紅色巨龍。

[1] 任育德，〈胡適與汪自新家族親緣考察〉，國史館館刊第43期（2015，臺北），頁93-138。

註：本文亦曾以〈「你們的錢已在臺灣建立了一個警察國家」──反叛蔣介石政權的異議份子吳國楨〉刊載於「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