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物質少年時代：他們激進嗎？
2020/03/04閱讀時間約 27 分鐘
香港的《逃犯條例》爭議，延伸出青年衝入立法會大樓一役，和曠日持久的各區遊行示威及衝突，不同立場的朋友，自然有不同觀感。但政府在同溫層以「被洗腦」、「收了錢」、「外國勢力」評論前，總應該易地而處，並了解這是國際大趨勢的一環，就會明白這今日香港的一切，不過反映了全球「後物質時代」的到來，新生代和數十年前「物質時代」成長的一代，有截然不同的價值觀，而且因為資訊科技的發展，和香港的獨特情況，矛盾不過是剛剛開始。假如任何人以為一支警隊就能解決一切問題，局勢只會朝徹底的悲劇發展。
我們無須深究「後物質時代」這類名詞，而且名詞其實並不新，早在五十年前，就由今天的殿堂級政治學者Ronald Inglehart提出。簡單來說衣食足才會知榮辱，假定當一個世代成長時朝不保夕，追求基本經濟需要，就是人生的一切，由此而生陪伴終生的價值觀，相信賺錢養妻活兒「四仔主義」就是所有責任，認同任何能夠保障賺錢環境的強大國家和法規，現在的一切「存在就是真理」，每天都在盼望「收成期」。但到了下一個世代，由於社會的物質生活已相對富足，即使解決了「土地問題」，也不代表解決了一切，新一代會轉而追求民主、人權、自由、尊嚴等價值觀。就算不談這類普世主旋律，很多朋友除了年輕人、還包括不少同輩翹楚，都在體制下感覺不被重視，尊嚴受損，這是客觀存在的「情感政治」。
不少前輩始終就是一句回應：「總之衝突就是不對，為甚麼要犧牲社會穩定，追尋一己理想這麼自私？」然而所謂的「社會穩定」，是不能大而化之的，必須更細緻地談論。我們在香港式宏大敘事的「社會穩定」，是不是只關注上一代價值觀和精英階層，而未有顧及新一代？而「穩定」本身可以是物質的，也可以是心靈和價值觀的。作為示威主導力量的青年，也許是物質、心靈皆呈現危機，但情感危機比物質匱乏更嚴重。就算明天集體能「上樓」，他們的抗爭性格也未必會減退，就算不是在前線，也會用其他方式參與，直到範式轉而出現那一天。這波運動超越了通過「佔領中環」爭取真普選的單一範疇，而直接追求更高一層的價值觀；前者不少朋友會不同意「佔領馬路」和「爭取民主」的關係，後者卻直接呼喚每人心中最深層的信仰，因此雖然衝突更多，得到的共鳴和支持卻更廣泛，這正是單純強調「總之衝突就是不對」的一代人難以理解的。
由五四運動、英國脫歐到AO抗爭：「後物質主義」，沒有想像中離地
要回應「為甚麼要挑戰社會穩定來爭取理念」這問題，我們不妨先參考三個古今中外，彷彿風馬牛不相及，但本質一脈相承的案例：
- 在香港的《逃犯條例》爭議期間，參與群眾包括身旁大量中間偏建制的傳統精英，他們不會負責衝進立法會，但在各自的崗位挑戰自己相屬的制度。例如有在外資投行或中資銀行工作的高層朋友私下捐錢支援，甚至在內部抵抗機構的政治動員任務；又有政務官朋友用種種方式表達對政府處理修例行為的反對，親自撰寫反對政府DQ議員的樣板官僚信供網民修改呈交選舉管理委員會，並通過筆者這樣的友好社交媒體廣傳，讓社會不斷理解內部討論過程的獨裁與粗疏。坦白說，這些朋友都違反了狹義的專業守則和「政治中立」、顛覆了各自的秩序，而且間接損害了自身的物質利益，但他們知道根據所謂「行之有效」的既定程序，改變不了政府與中資銀行，動搖不了潛規則；他們雖然高薪厚職，卻感到自己精神蒼白，甚至認為對下一世代有所虧欠，亦慢慢明白自己對社會的官方主流價值觀（if any）有所不滿。
- 英國脫歐公投後，政壇從未穩定，目前執政保守黨內正進行新一任首相選舉，根據YouGov的民調，保守黨員的取態非常值得研究：他們當中的61%認為，就算脫歐會「嚴重損害」英國經濟，也應該落實脫歐，反對的只有29%；63%及59%認為就算脫歐令蘇格蘭及北愛爾蘭獨立，「分裂國家」回到小英格蘭，還是要進行；有54%保守黨員甚至認為，就算脫歐摧毀自己所屬的保守黨，也必須支持。這樣的「焦土」邏輯，顛覆了「留歐派」的一個主要理據，就是公投時「脫歐派」誤導脫歐能改善經濟，才令公投通過，但事實卻是不少人的選擇是以「後物質」凌駕「物質」，為了自己相信的理念、尊嚴，自願承擔物質生活的風險。
- 百年前的五四運動期間，學生也有溫和派和激進派，後來的歷史學家傅斯年是當時的溫和學生代表，左翼學生領袖匡互生屬激進派，並帶領示威學生燒毀了被指「親日賣國」的交通部長兼財政部長曹汝霖的大宅，毆打在場的駐日公使章宗祥，史稱「火燒趙家樓」。北洋政府即時反應是「嚴懲暴徒」，但後來在群眾壓力下，釋放了全部學生；匡互生則獲毛澤東高度推崇為「革命苦行僧」，正是他後來提拔沒有大學學位的毛澤東為教師，間接影響了中國歷史。這些學生都是全國精英，北洋政府的管治也有其社會秩序可言，但學生相信根據官方程序，不可能令外交政策改變，同時相信即使一時改變不了，也要通過通過挑戰「物質秩序」，向全國傳達「後物質」訊息。因為比起衣食住行，外交問題和國家尊嚴，自然是一般大眾較難觸摸 （特別是北洋時期，中國作為現代民族國家仍然在建構初期），但學生堅信國族尊嚴比起個人安危、利益更重要。每年參與愛國團體紀念五四的長輩，如能勿忘初心，就會明白「後物質」總有比物質重要之時。
這些案例之間、與香港的抗爭青年之間，自然存在大量不可比性，但都反映了一點：經濟溫飽、社會穩定、「存在就是真理」，並非所有人全天候必然選擇。每人由「物質」轉向「後物質」追求的臨界點都不一樣，共同點卻是當他們意識到現有的穩定秩序，正正是破壞種種「後物質」追求的同一秩序，盲目做一個模範生，同時等同性格分裂的摧毀自己的理想；而秩序內部容許的渠道，根本不可能改變那個秩序本身，頂多是形式主義的小修小補。於是他們慢慢發現，追求的意識形態和理念，根據循規蹈矩的政府框架，贏的機會永遠是零；今天建制要捍衛的物質世界，和自己追求的後物質世界接近完全對立，既得利益之外的一大群人，只會被追求「物質穩定」的一代無限期壓抑，唯有用自己的方式反抗。結果，「物質世界」的秩序被衝擊的視角效果，又令上一代躁動不安，加強以「廢青搞亂香港」的文攻武衛回應。整個社會如何回應這種嚴重撕裂，選擇王道還是「群眾鬥群眾」的歪道，全賴當權者一念之間的抉擇。
十點代表未來的「後物質年代」：It’s Just the Beginning
「後物質少年」不一定是少年，也包括了任何不願接受「四仔主義」、不甘心被一層價值嚴重扭曲的房子綑綁一生的同代人，與及追求思想自由多於純物質享受的成年人。雖然矛盾不是今天才出現，但隨著全球化來臨、資訊科技發展、國際關係變幻，即使不認同這些追求的朋友，也應該正視客觀現實：物質時代屬於過去，後物質時代屬於未來，後者數十年內會逐漸成為主流，以有限度的物質衝擊前者，會得到越來越多理解和認同。就像香港的衝擊立法會事件，並不如不少長輩所料，會令民情逆轉和喪失支持。為甚麼？
我們可以參考以下十點觀察，這也是滲入未來學的「國際關係2.0」和物質時代的「國際關係1.0」差異所在：
已沒有甚麼可以再輸：當物質的winners，也是losers
在昔日社會，社會結構的穩定、和物質世界的穩定，隱隱然是掛鉤的，因此上一代常常假設，唯有生活基本富足、個人又「九唔搭八」的「廢青」，才會追求理念。這理論忽略了全球化時代以來，資本主義令社會進一步兩極化，真正控制資源的一群，只屬於收入最高的0.1%，令不少集齊「四仔」任務的傳統中產、專業人士，都失去了本來在社會應有的地位，有車有樓、反而對社會更不滿；青年看到他們的上一代也不外如是，何況連上一代的位置也得不到，自然不覺得有任何希望。不少人以為特朗普一類極右政客、與及其激進「另類右派」支持者都是「losers」，其實不少物質上相當富有，也有如律師或大學教授專業人士，根據傳統定義都是「winners」，只是他們自覺不能達到自身的理念（例如自尊、公平），轉而認同自己是「弱勢」，就像前述那些情願英國經濟政體倒退、也要脫歐的保守黨員一樣。隨著全球化令資源累積在極少數人手中，不管有多少資產、也自居弱勢的人會越來越多，更因他們對「物質世界」的優劣瞭若指掌，當連他們也對社會制度失去希望，他們對衝擊社會制度的接受程度，自然比一般人大。
與（鄺）神同行之後：當傳統精英只重利益，不再彰顯價值
《英國政治與國際關係期刊》新近發表了一個研究，指過去不少英國首相均表明與社會「同行」，但當比較政綱與施政，卻發現句句落空，結果令反政治、反制度成為青年的最後選擇；歐洲綠色力量的崛起，即為後物質主義的典型。上一代相信，政府施政未能解決經濟問題，他們認定「年青人沒有責任心及同理心，只顧目的不論後果」，但其實傳統精英表面吸納年輕人的意見，但理念上並沒有與他們「同行」，才是動盪根本。就像法國的「黃背心運動」，光譜上居然同時得到極右領袖馬琳勒龐和極左領袖梅朗維支持，參加者雖然被燃油稅、富人稅等號召上街，但其實都在追求各自的後物質理念，不滿中間妥協的政府，唯有社交媒體能成為共同身份認同。鄺俊宇在反《逃犯條例》運動成為代表人物，被認為不像民主黨前人般只計算選票，願意承擔支持激進行動的風險而不切割，加上來自草根、非傳統精英出身，又是網民熟悉的愛情治癒系KOL，當上「後物質少年」代言人，自有其原因。
更典型的還是衝進立法會後發表演說的港大畢業生梁繼平，他港大畢業後到華盛頓大學攻讀政治學博士，可說是後物質少年中的精英，以「青年是loser所以作反」的邏輯，就無法理解他的行動。無論是否認同其行為，都不能否定他在嘗試通過激進行動喚醒社會的後物質思維，其行動不是為了某些具體利益，而對個人利益甚至是自毀型的。至於有年輕人輕生明志，變成烈士，更是大部份「物質老人」無法理解的外星物種，卻因真的出現了並成為風氣。以這些案例，再回看我這一代身邊的一群奇人異士，特別是我身旁那些已經經濟自主、有了社會位置、而依然在各自崗位努力的朋友，大數據、智慧地圖、機械學習、人工智能都俯拾即是，就明白每人心理始終有一個夢，只是在日常生活不顯露出來而已。
虛擬世界：當抽象概念化為現實
根據物質世界的定律，一些東西受制於客觀現實主義，爭取不了、就是爭取不了，這也是不少傳統學者、運動前輩對抗爭的思維，因此會不斷根據自身經歷，提議青年只應爭取客觀限制下能爭取的事，即所謂的「又傾又砌」到運動要「見好就收」。數年前就說過，根據現實主義，成功爭取某些訴求的機會接近零，但是根據建構主義，卻恰好相反，這是成功的希望所在。雖然我們談過不少建構主義概念，認為只要改變規範、常態，最終也能改變現實，但對不少人而言，這始終太抽象，也太漫，當時不少朋友不認同，認為是太消極，但這正是水滴石穿的關鍵。
何況今天的互聯網3.0世界，提供了一個對「物質世界」有效的替代品：上一代認為那是和現實脫鉤的虛擬世界、是「假」的，但對未來世代而言，現實世界才是真正的「假」，虛擬世界卻越來越「真」。在現實世界即時爭取不到的理念，在虛擬世界卻能凝聚龐大社群，成為主導意識形態，參與其中，能夠得到價值觀的滿足、龐大群體的認同和實踐自我的肯定，這些都是在現實世界不能獲得的。何況在互聯網的點擊率經濟，廣傳的虛擬內容也能變成經濟產業鏈，虛擬的掌聲也能化作實質影響力，只要在這個世界成功爭取，就是在現實世界撼動不了，也比甚麼都不做符合人性。換句話說，平日我們看見不少人的衣食住行、按章工作，只是看見他們的肉身；他們的靈魂，卻早已在另一個空間生活，能夠改變「現實世界」的時空固然最好，但就是改變不了，也有了另一個世界的關懷，不會再覺得自己是零，相信只要略盡綿力，自然「好人一生平安」。後物質世界的成熟，從此有了自己的「超穩定結構」，和長輩橫行的現實世界，逐漸成為平行時空，直到上一代人「壽終正/內寢」為止。
後物質身份認同：從《魔獸世界》案例談起
上一代相信社交網絡是信任的基礎，有生意往來的比只見過面的可信，有共同組織背景的比外來人士可信，因此晨運客比不常見面的兒女可信，擺街站的比空降下來的可信。然而，在後物質時代，即使大家在現實生活中很忙、素未謀面，也可以因為共同的目的及價值，成為一生摯友，產生比起物質關係更穩固的聯繫。我們不妨參考這個活生生的故事︰2014年，一名《魔獸世界》的忠實玩家Mats離世，這位因為身體殘障而不曾離開奧斯陸家中地庫的玩家，其葬禮卻有來自不同地方、不同國籍、不同階層的人前來悼念；他們在現實世界均不曾認識Mats，卻因為同屬一個名為「Starlight」的公會，因為「魔獸世界」彼此相遇，最終在現實世界集合，紀念這位名為Lord Ibelin Redmoore的公會成員。這種身份認同，不是上一代可以理解，也不是上一代以利益分化可以瓦解。回到現實，蘇丹情報部門去年已滲透反政府人士網絡，希望瓦解他們的團結，最終適得其反，因為那份身份認同過了臨界點，是能夠超越物質利益語言的。
烈火青春2.0：突破地理限制的Nomad與VR
近年世界各地的運動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不少在虛擬世界的積極參與者，都無須身處現實世界的現場，但他們的「集氣」，卻能為現場的同路人提供足夠底氣。由於他們沒有傳統政治枷鎖，對抗爭目標的問題旁觀者更清，往往能突破前人不敢想的潛規則：在過去兩個月，全球不少媒體把蘇丹、香港抗爭相提並論，原因之一，正是兩者都是由「後物質身份認同」主導運動。其實上一代人也不是不懂這概念，例如八十年代的經典新浪潮港產片《烈火青春》，英文名就是「Nomad」，講述當時迷茫青年的漂泊心境，最終甚至聯繫上日本赤軍，我第一次看這電影時已是千禧年代，對湯鎮業與夏文夕電車上的一幕，至今難忘。
今天不同的只是，身份認同能通過網絡突破地域阻隔，此所以散居世界各地的香港人和後代，只要心生同一認同，都在參與反《逃犯條例》運動，他們可以通過文宣、登報、起連儂牆、翻譯媒體報道等，「以自己方式參與運動」；就像只要在網上社交媒體尋找「#BlueForSudan」、「#TurnTheWorldBlue」等hashtag，不同的圖片、直播視頻、演講等就會直接呈現面前，你是否在蘇丹、是否知道巴沙爾為何人，其實不再重要，因為直播影片及圖像，足以填充個人情感體驗的「虛擬真實」（VR）。質疑這一切又是外國勢力支持的長輩，恐怕確是活在另一個時空，而又不願意正視時代已改變，令人欷歔。在可見將來，「後物質」可能逐漸比「物質」更能觸動人，以虛擬的「第一身」透過鏡頭面對軍隊的暴力，比起利益的感召，反而更即時、更直接，甚至可能因為影片重播功能這個「VR」體驗，最終令重視利益及行動理性的人改變，完成社會動員的最後一步。
而作為一個群體的香港，透過網絡動員，令本來應該只是本地問題的政治運動，通過國際和移民網絡，擴散到世界多國。而事實上，不少朋友親身目睹抗爭現場的時候，會有很大情緒反應，產生實實在在的大腦分泌，這不是物質補償可以比擬的個人經驗。由於在極端資本主義世界，金錢或者物質補償的意義，已經被極限壓縮，即是說錢已經不再罕有，但與「戰友」出生入死﹐或者與素未謀面的「連登巴打」一起籌備全球登報「反送中」等，這些經驗在這個物質過盛的世界，令不少人感受到「現實生活」稀有的自尊覺醒和「自我實現」，因此「後物質」的邏輯，就壓倒了物質的邏輯。
Uberization與3D Printing，反映「物質世界」代表的「超穩定結構」是騙局
根據傳統管治思維，要捍衛一個保障既得利益者的隱形秩序，而又要令一般人接受，最理想是從視角效果入手，鼓勵所有人保衛這個秩序寄生的物質世界，因此破壞一塊玻璃，會比「超穩定結構」侵蝕一個社會的價值，例如民主自由，更容易刺激一般人的條件反射。但科技的發展，正潛移默化改變這樣的假設，因為現在我們知道，原來自己3D打印一座房子出來，可以如此便宜；原來繞過商場購物、繞過的士公會坐Uber，可以方便那麼多；於是我們對各行各業本來的壟斷性尋租，有了最落地的認識，開始意識到「存在不是真理」，反而是一場又一場的尋租騙局。新一代的思維，逐漸認為除了真正有文物價值的古蹟，絕大多數的「客觀存在」，其實門檻甚低，都是可以上傳的、備份的、複製的，過份強調後者的不能撼動，只是上一代人逾時的概念，反映了一份不願言明的虛怯。即使是一些同情運動的傳統精英，也會開始表示，玻璃可以換，但人命死掉就換不了。
物質貧乏世代或許會認為「香港」是他們「挨返來」的，所以「守護香港」對他們來說，就是「唔好搞我後面」，拉後腿窒礙物質香港的發展。但對後物質世代而言，「守護香港」更大程度上是「守護香港的靈魂」，如果毀壞建築可以「修復」香港的靈魂，他們會願意成為死士，只望留一個「有血有肉」的香港給下一代。「捍衛物質世界，去捍衛超穩定結構」這道公式，還可以長期奏效？不可能的。自從互聯網3.0出現，世界秩序已天翻地覆，即使是我們一代人，都有了心理準備，要有能力在任何時空短時間內重建生活，而不是依戀於一層用四十年心血換來的斗室，近年我們經常提倡創投、slasher生活，就是這原因。而對新生代來說，只要政治問題「理順」了，他們有信心在短時間內重建香港，也是基於同一邏輯。
Slasher的人生觀：當保障制度亦再不存在，何況玻璃？
對上一代而言，物質世界是有一定定律保障的，當年低價買入的房子、或輕易獲批的公屋，早年的退休金與長期服務金，這些結構，令他們的利益，和立法會那一塊玻璃，構成一個「命運共同體」。但在新世代眼中，早已沒有任何工作有保障可言，靠幾分工作養活自己的「slasher」模式，逐漸成為主流；至於房子，越來越多人覺悟即使終有一天能持有物業，也要完全受制於不可控的外圍因素，反而會為了按揭而勞役一生，情願漂泊四海，反而自由自在。《獅子山下》體現的超穩定社會，其實一早就不存在，只是對它的信仰仍然在上一個世代的人心之中，而我們的世界，早就變成風險社會。例如「長工」、「終身聘用」，對現在的人已經等如Fax機一樣是史前文物。就算是曾經出產「鐵飯碗」政府內部，也出現越來越多合約公務員，相信再多二十年，世上將不會有長俸這概念。
這心態的改變，令新世代對現有社會的超穩定結構充滿犬儒和先天不信任，不像上一代，會對「一物不能破壞」的現實社會，產生安享晚年的移情作用。政府建築物代表的是結構上層的破壞，而對上一代人來說，自己的利益和感情，都處於一個有先有後、有本有末的金字塔之中；但新一代想像中的世界，是去中心化的，個體才是重要，既然沒有「大台」，政府、大企業，也不是自己人生或公民權利的大台。未來的人生觀，接受了人生的無常，又怎會強求一草一木的永恆？
由個人心理到群眾心理：無力感、存在感、情感勒索的釋放
資訊科技的發達，也令一些個體在現實世界本來不容易被釋放的情感，能夠通過集體途徑，有效宣洩出來。例如個人的「無力感」，本來在現實世界的表達就是「無力」，但在虛擬世界，個人無力感互相印證後，在同溫層內就會廣獲共鳴，變成「一定要做一些事」的動力。又如「存在感」，對物質時代的人而言，基本上是不需要的，因為有了物質生活就是「存在」，「存在」就是真理，即使缺乏「存在感」的長輩，也可通過到公園「打賞」唱遊大媽，參與各式各樣的「蛇齋餅粽」團，得到備受重視的快感；但對新世代而言，後物質的存在感卻能在虛擬世界獲取，繼而大家會討論哪些行動會得到進一步肯定，於是幾乎所有群組，都有成員每天尋找新議題，行動不一定是為了直線結果，同時也是為了後物質層面的認同，每一個「LM」、「Pish」，成為後物質世代的一碗碗心靈雞湯。就算青年的行動不受上一代的認同、甚至被強烈反對，但也令他們覺得本來冷酷的世界，也起來反對或支持自己，因此長期被忽視的無力感漸漸消退，形成「大腦獎勵機制」。
還有另一個概念「情感勒索」，也在近年廣為普及，月前寫過關於衛斯理小說《背叛》的文章，就曾有所介紹。總之在個人層面，以往不少人被上司、老師、父母不自覺的「情感勒索」而不自知，或沒有宣洩渠道，直到和其他不認識的人在網絡交流，才發現這是世代交往之間的常態，也洞悉了回應之道。總之，傳統物質世界有不少潛規則，都是建基於「個人無力感不能和大眾分享」這前提上；前提一打破，物質世界的穩定性，同樣一去不返。
同溫層的輿論戰：「社會整體輿論」重要嗎？
傳統思維認為，任何激進行動都不會得到「社會主流輿論」支持，而任何一方要爭取「社會主流輿論」，最終都要訴諸溫和策略，所以社會最終還是要回復常態的。問題是，甚麼是「常態」，卻是建構出來的。在目前的網絡世界，上述假設已不一定成立，因為有了演算法主導的互聯網3.0，各方都情願活在自己的同溫層中，而不太在意所謂「社會整體輿論」，所以近十年在世界各地，都是呈現兩極化現象，本來的中間意見被拉薄了，兩極回音壁的聲音則加厚了。放回香港，在過去一個月，在兩極的同溫層當中，都是不斷流傳對方的「黑警」、「暴民」暴力片段，都自認為屬於主流意見，至於誰是「主流」，卻已經失去被理會的價值。青年行動者之中，更有不少人相信「根本沒有主流輿論，行動成功了就會塑造出有利自己的輿論，只要贏了就會有人支持」的看法，這卻是回應了上一代的基本價值觀：「存在就是真理」。既然結構如此，各方使用激進手段的制約越來越低，「後物質世代」一方如是，「物質世代」一方亦如是，差別在於前者更傾向針對物質的毀壞，後者則往往更直接針對追求後物質時代的人，而那些場景，又會反過來令前者產生烈士式的殉道情懷，乃至一發不可收拾。
5G時代：未來世界的平行時空
為甚麼說「後物質少年」屬於未來，而「物質老人」屬於過去？我們再前瞻一下，只要科技發展再進一步，VR、AR等更發達，今天的種種虛擬接觸，都能化為實質，猶如Mysterio可透過AR科技創造「元素眾」，再在世人面前將其「撃倒」，滿足自己成為後Ironman時代的權力慾望。對一般人而言，現實（舊）世界的不可取代性，就會進一步降低；而通過虛擬世界建立自己國度的可能性，也與日俱增。我們不必把思維僵化在政治層面上綱上線的「主權」、「獨立」等概念，事實上，今天世界各地的電競、手遊KOL，都在建立屬於自己的「世界」和「國度」，設定自己的社會階級和認同，這固然受惠於5G時代的網絡速度，但也同樣源自上述觀念的改變。試想假如十年後的香港，政治比今天更高壓，但只要互聯網的自由繼續，而科技按今天的趨勢發展，通過虛擬實體、擴增實體，新一代都能在自己建立的「國度」「生活」，偶爾「回到」現實世界的，感覺就像「出國」，認為那空間根本不是屬於我的。軀體活在斗室，心靈釋放到虛擬世界的宇宙，其實已經是日常生活一部份，就像平日在辦公室、課堂、會議室，有多少人肉身在內，靈魂同樣在室內？不過是科技讓「靈魂」的後物質部份，得到越來越紮實的寄託，那時候再把視野侷限在身旁的一磚一木，實屬可笑。就算在「現實世界」繼續維持超穩定結構，只要「後物質少年」找到自己的空間，就可以繼續發展自己的人際網絡、話語權和經濟生活，「超穩定結構」希望減少衝突、限制不穩定新一代的企圖，最終也會因為平行時空的戰線不斷增加，而徒勞無功。
物質世代 Vs 後物質世代：人生的選擇・人類的抉擇・我們的一代
「後物質少年」Vs「物質世代」是永恆的矛盾，但科技的發展，提供了更多誘因，令更多人開始以「後物質」凌駕「物質」的態度生活。雖然「物質世代」也會使用網絡動員，但他們的價值觀是完完全全依附在物質時代的，一旦脫離了客觀現實環境，整個論述也難以存續，所以就是也有長輩圖的「網絡同溫層」，卻不容易有新生代的後來者加入，以譚詠麟、陳百祥為代表的一代價值觀，可能就是最後一代了。因此，在這個歷史轉折當中，世代矛盾會比從前更尖銳，這不但涉及兩套價值觀的正面交鋒，也捲入此消彼長的科技突破環境。
最令人憂慮的是，當「物質世代」試圖將「後物質世代」的衝擊簡化為「反暴民」這「核心價值」，同時卻不斷以「物質衝擊」的方式回應，例如撕掉甚至燒毀「連儂牆」上的告示、攻擊守護的民眾，警方以寧枉勿縱方式對待示威者與記者、展示被「後物質少年」衝擊的肉體等，結果只會令「後物質世代」豁出去，「拆一建十」、「連儂人」、「遍地開花」之後，相信唯有進一步的「物理衝擊」，才能保障核心價值，成為「物質老人」決戰「後物質少年」的悲劇。
既然如此，我們對社會上已出現、正出現、將出現的陣痛，更應該以同理心易地而處，代在盲目妖魔化和美化之間，認清客觀事實，尋回自己的初心。說起來，身邊一代人雖然遠離了前線的年齡，但從後物質少年，都各自找到自身的共鳴。以自己為例，自從回到香港，比起第一份工作，收入可能比十年前多了十倍，但快樂指數比起十多年前，則下降了十倍不止。昔日到一個陌生地方旅行，總能找到思想上的激盪，一切無拘無束，不像現在到了百多個國家，由於在某地難以名狀的枷鎖，卻總是若有所失。曾經很努力催眠自己接受準時回家看TVB、只為賺錢然後瘋狂享受的生活，但演技始終不足，就是做不到。朋友間閒談都有同感，不知道這是mid-life crisis，還是別的，結論其實是價值觀的空虛，單以物質生活填補，只是飲鴆止渴。「物質世代」並非來自單一政治光譜，正如兩極都習慣假定一切稍有不同思想的人，都是利益主導，例如在這裏寫一萬字的文章，不是收了美國錢美化抗爭、就是為求一官半職顯示理性，總是把自己層次的物欲投放在別人身上，心理上稱之為「self-projection」，而不明白那些有正常能力的人，又何須受制於這層次的枷鎖？再回看抗爭現場那些單純的青年，卻沒有這種酸溜溜的負能量，只有追求目的的行動力，要是回到他們的年齡、代入其心境，要找到不參與其中的理由，實屬不易。
最後，還是說回國際關係的大趨勢吧。面對「後物質時代」Vs「最後的物質時代」，世界各國的終極回應，不出兩大思路。一是像內地，國家富起來後，總不可能永遠保持GDP高速增長，「後物質世代」也會早晚出現，但相信政府會在他們成為主流前，已確立牢不可破的「智慧城市」，通過「電子信用系統」一類大數據管治一切，達到高度規劃化、高度效益主導的「美麗新世界」。二是像歐盟，通過明確規範資訊科技對個人自由、私隱及權利的侵蝕，和提倡追求GDP以外的慢活態度，變相鼓勵了對價值觀的進一步追求，逐步邁向通過科技帶動「無工作收入」，來解放個人無可取代的創造力，進入人類的下一種社會型態。選擇哪種模式，自然人各有志。然而香港這1,100平方公里的土地作為一個「物質概念」正被導引走向何方，和主流香港人心目中的「後物質香港」應走往何方，正朝往徹底南轅北轍的方向，非大智慧不能導向多贏結局，令人憂慮。這時候，政府官員做的卻是埋首寫網誌宣示「施政新風格」，依靠警隊作為最後防線，繼續出席酒會剪綵粉飾太平，關門問「何以至此」、和「何不食肉糜」前後輝映，並以為還有任何人care行政會議內的名字是張十一還是李十九…… 離地至此，未來如何撕裂，怵目驚心。
信報財經新聞2019年7月15日-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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