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蝸牛在荊棘上：路翎及其作品研究》？──張業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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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業松（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
路翎是一九四○至五○年代最孚厚望、同時也最令人惋惜的中國作家，後以「未完成的天才」的形象留存在這一時期的文學史上。路翎的故事，是迄今為止未被充分解讀過的故事，在他身上，凝聚了這一時期文學史上最富勇氣的追求和探索，也呈現了最為尖銳的矛盾衝突。上承魯迅的「硬譯」和堅持，中經胡風的賞識和砥礪，以「主觀戰鬥精神」之發揚，診療「語言奴役的創傷」，在「大眾化」和「主觀論」的縫隙中，努力走出一條自己的「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這是路翎的「主觀」，也是他的創作實績所呈現的「客觀」。相對於直接服務於革命宣傳的「大眾語」之塑造，路翎為人詬病的「歐化」語言，不啻於創造一種「新方言」，使成為推動新文學繼續前進的力量，卻不幸被他的批評者推向了「大眾化」的對立面，由此承受了語言和文學問題的政治化處置的最為慘痛的結果。在這個意義上，他自身正是背負著「語言奴役的創傷」的最為觸目的例子。自那以來，路翎這個名字，始終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個懸而未決的疑竇和啟迪，促使人們不斷回訪追訴那段歷史。玉雯的力作，正是這種回訪追訴的最新、也是迄今為止最為扎實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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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傳甲所撰的京師大學堂講義對於「文學史」一詞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在於中國人撰寫的第一本中國文學史由林傳甲所著，其第一本的地位在1930年代的文學史論述中有著基本共識。
《鹿苑長春》是一九三九年獲普利茲獎的名作，張愛玲形容它是一本橫跨不同年紀都能品嚐箇中滋味的讀物。故事講述一名孩子從「小孩」轉為成熟「大人」的過程，原作者以近乎日常的詩意筆觸，鑽進角色的內核，疊加著張愛玲纖細的情緒展延，自此，一名男孩和他的幼鹿便在讀者心中奔馳了起來。
到了1980年代則是天才的時代，詩人夏宇用《備忘錄》轟動文壇，夏宇的故事仍在傳唱，與主題也不相符，且按下不表。要提的是另一個天才──林耀德。
1970年代是戰後台灣文學研究的主題多著重在日治時期，因為1949-1970年代外省籍作家為主流，台灣文人要不只能如鍾肇政《文友通訊》窩起來寫，要不就是經歷長期失語（無法寫「國語」），作品數量有限。
林夕曾受到黃霑、盧國霑、鄭國江以及林振強等前輩詞作家的影響。在影響自己的作家當中，張愛玲是林夕經常提到的一個人。林夕的性格和造型，多變多樣，不受拘束。此外，文章內容還提到了林夕的電視、電影主題歌詞和他為電影創作歌曲的一些經歷。
張愛玲，在現代中文文學圈子裏，是大名鼎鼎的存在，不過老安很俗,只喜歡看熱血澎湃的爽文，像張愛玲這種被傳揚到幾乎成為標桿的名作家，老安一直沒有動力去拿她的書本來看看,覺得看這種女性名著壓力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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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界對於〔民國詩話〕的研究，向來偏於「個別詩話作者」的單一研究，或者偏向某些「特定議題」的討論；罕見到對於〔民國詩話〕既有微觀精細的研究，又作了宏觀全局的考察。林教授十幾年來，忙碌的教學和學術服務之外，付出巨大的心力，完成這部大著，不僅可以嘉惠後學，而且也是同領域學者不可不讀的最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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