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尋台灣最早販售的音樂卡帶（上）

有次作夢，畫面大概是間資源回收舊貨店，店主坐鎮店鋪最深處，一張櫃台桌後面擺滿貨架堆不下的舊書、舊雜誌、CD、DVD、錄音帶及種種二手生活雜貨團團圈圍起來的窄小空間裡，自己當 DJ 廣播給自己聽。我在夢裡逛了進去〔想來坐在文化圍城裡的店主看不見我進來了〕，適聞他對著綁在下巴市場小販叫賣用的麥克風頭自顧自發自顧自發言，聲音透過兩個古代電腦小喇叭最遠只能傳到店鋪門口：『現在沒有人買實體音樂產品了，幾個人家裡還有現役的唱片機，卡帶隨身聽和音樂用的 CD player？連電腦廠商都不再將光碟機算上必要配件......』接著聽他播了一個什麼音樂的開頭，很短，可能只有十幾秒，隨即見他用兩根手指操作一個只有三軌、功能陽春像兒童玩具一樣的迷你混音器讓淡出又繼續說：『你去查維基百科，卡式錄音帶被發明出來還要等到1970 以後才漸漸普及成為商品化的音樂載體〔原諒我只能醒來後依殘存的印象改寫他的說話〕，這卷很可能是台灣最早生產供販賣用的音樂帶了。』然後又繼續聽完剛才那段音樂〔在夢裡我依稀可以辨別是什麼音樂，但醒來答案已 blowing in the wind 了。哎，夢都是這樣。〕

接下來那位資源回收老闆所談當然就是有關錄音帶的終結，在夢中感覺大概是周杰倫或蔡依林剛開始要成王封后的那個時間點，在一個我不熟悉又似乎很常聽到之漸漸微弱淡出的節奏裡聽到那個自己當 DJ 廣播給自己聽的資源回收舊貨業者聲音激動如泣訴：『這就是最後的錄音帶了，此後再也沒有了。』

因為他是那樣激動地呼喊，遂驚醒。因為他是那樣如泣如訴地惋惜，遂好奇是什麼音樂。

隔些天經過以錄音帶為號召的感傷唱片行，進去坐了一會兒，離開的時候順便搭訕性質的把問題拿出來斗膽向老闆提問，台灣最早和最晚發行作為商品販賣的音樂卡帶是什麼呢？以為這個問題一定早有人寫過文章徹底揭曉分析披露過了，然而事情似乎並沒有現成答案擺在那裡可以直接取得不勞而獲。後來經過圖書館，心想也許可以進去找一找〔如果是當初第一批參與打造錄音帶這塊作為聆樂空間之快樂新天地的業內人士與早期消費者、或對音樂文物有興趣的文史研究家應該能提供較快抵達終點的線索，侷限圖書館光做紙上搜尋彷彿有點不著邊際，可是在我生活範圍內想不出來有誰可以訊問，圖書館就變成唯一可去之處。〕在圖書館翻看音樂雜誌，很快就發現早期音樂行家幾乎沒有人以錄音帶為載體聽音樂，沒有人談及錄音帶，無怪乎這個問題沒有現成答案。

一邊在紙上搜尋錄音帶，一邊對音樂與音響界人士避談錄音帶的現象學做了一點多半是基於胡思亂想的考察。

姑且拿沒有新歌的唱片行老闆介紹我買的翻譯小說《街角那家唱片行》當材料，「我不賣卡帶，卡帶毫無美感可言」，在故事中那間街角的唱片行裡處處可以找到類似這樣一個黑膠者對卡帶的歧視（頁 39、41、42、60、73、89、143、227，族繁不及備載）。首先就 stereotype 而言，唱片不能隨身攜帶忌諱碰撞刮擦亂丟，在展示家庭經濟實力之豪華客廳沙發座位聽唱片，必須先花錢備置整套音響，唱機、擴大器、喇叭，林林總總整體形象給人的感覺就是經理級，董事長級，起碼也是知識份子級。至於錄音帶則街邊夜市攤子隨處都有，只要一台吃電池的手提音響，上山下海野餐郊遊沒有收入的學生都這樣對付。大錄音帶又尤其不如小錄音帶，前者通行工廠車間，音樂品項多半限於台客語歌曲或輕音樂演奏，其形象牽涉使用這種載體聆愛這種音樂者之職業、教育與工作環境在社經評比與文化消費品味上的偏見，當時社會上一般人普遍認同辦公室白領工作比在工廠當黑手有前途。由此。容我直白底說，卡帶歧視之病理學的根源就在於從所謂「對房間的依戀」中再進一步剖析出的音響情結。

老派音樂雜誌裡面應該沒有樂評家公開自己寫評論根據的是錄音帶播放出來的聲音吧？行家普遍認為唱片 CD 高傳真音響聽到較多細節，若要說觸到音樂的 authenticity ，好歹得先完整聆聽呀。於是被認為聽得不清楚細節不完全的錄音帶自然而然被排除了。這裡搬出 authenticity 意味了一套經典須要反覆研讀的尊敬心態與制約崇拜，〔以前偶而翻某本重視器材的音樂雜誌，常見讀者投書抱怨撰稿推薦 CD的樂評人膜拜那些什麼什麼形容詞又什麼什麼複詞云云自己怎麼都沒聽見，論壇回覆總是非常高姿態列出撰文作者與更高一級出面仲裁之權威總編的聆聽器材，一律使用這一行的專業書寫格式，僅有三組英文字軌後面各跟著幾個數字，並不注明何指，然後將「聽不見」歸罪讀者的器材級數不夠。〕將音響為尊的聆樂美學，與經典注釋必須先花好幾年工夫研讀兩種形象用一種思考蒙太奇聯繫起來，認為錄音帶與平價音響釋出之訊號少，意義就跟著少──然而把在地經驗晾出來思考，相對音響訊號較為貧弱的聲音也許有些精緻的美學意義流失了，但那些聽不清楚悶了一點還夾帶幾絲雜音的惱人也可能反而多出引申包含提醒為什麼這音樂會漂洋過海出現在此的疑問？一張翻版唱片在唱針底下滑過，三重五股新莊那些依靠壓片工廠維生者他們在中心邊陲之依賴與反饋互動之關係架構底下的生活史就像電影畫面一樣也一併發生投射在聆聽意識環繞的周圍，諸如此類用發燒音響聽原版唱片反而不容易冒出靈感來接收的東西，唱片卡帶滑過唱針磁頭，實際上是經由聽者主觀解碼才釋放不同的意義，而不是事先錄進一個絕對的什麼本真云云，舉凡爭辯卡帶只能聽到唱片的六成，或更少云云類似這樣誰比誰精、純或高的問題其實了無實義。小說中去逛街角那家唱片行的黑膠迷鄭重其事以為聽唱片與聽卡帶 CD 有五點差別，其實說的都是他們認為黑膠聲紋裡刻進了本真，CD則沒有，錄音帶等而下之，說好聽是黑膠頑固主義，其實是黑膠帝國主義，黑膠膚色主義，黑膠法西斯主義。〔相對來看暢銷一時引起話題 nicle hornby 的 high fidelity（失戀排行榜），冠軍黑膠店裡的人就整天在聽卡帶、錄卡帶＝寫一封情書、送人卡帶＝寄出情書。hornby 認為從美妙音樂流通和推廣來看，錄音帶的功勞出力大過黑膠。即便這樣，冠軍黑膠店裡還是充斥著某種對芭樂品味的歧視──仔細一點講，並非一般常見rock對pop的歧視，而是作者模仿桑塔格的聲音，這是 camp，這不是 camp＝酷對非酷的歧視。〕

敏感的人可以在這間作者有心打造傳奇上市的街角唱片行察覺頑固的黑膠專賣者對卡帶的詆毀歧視，又隨時間軸線延伸為 CD、mp3 與串流歧視，因為黑膠涉及一整套符號與實踐意味穩定的私人空間，它的意識型態就在於他欲望錄進來的音樂──代表一種品味＝作為意義指涉物──是永恆的，堅固的，不會因環境而質變〔文化這檔子事可不能隨著聲源播放器的市場變動受干擾，從而迴避導致內部有解體之虞的危險因子。〕相對而言，卡帶可以攜帶上街，想想史派克李的電影與 cable 台蠻頻繁播放的橫行霸道、後來 MV 裡常見肩扛超大台手提卡式音響的黑人、walkman、街頭集體音樂活動 V.S. 坐在沙發上用要求必得四平擺放之前級＋後級＋一對笨重氣派高傳真大喇叭附帶穩壓協調水管粗的傳輸線往往旁邊還有個展示酒櫃品嚐音樂的私密空間，這些音樂社會學的意象及其指涉顯得多麼妙不可喻，剛好反映一種前世代菁英處在逆風處進行政治不正確之無效抵抗的孤芳心態。

音響貴族視卡帶如棄兒街友，卡帶屬於中下階層＝街頭＝開發中國家的次級象徴——雖然在台灣多數人小時候家裡平平都同屬大眾階級，已開發國家有人視卡帶低了一階的偏見不一定成立，例如我第一次看見卡帶就是我哥同學有錢人家小孩當新玩具四處炫耀，但就我自己的親身經驗來說，中學時代確實有過幾次在同學之間被教育聽卡帶比較 low 的經驗〔如果進行網路徵集的話，一定可以收穫大把案例〕，後來故事完全如同街角那家唱片行的翻版，一個男孩收到一張唱片當禮物，想聽卻不能馬上以聆聽經驗回應送他禮物的女孩，由於男孩恥於承認家裡沒有唱機，只能聽卡帶，遂連著幾次在收到禮物後暗地先拿給曾教育他唱片比較正統、正式的同學轉拷成錄音帶。《劍橋搖滾樂與流行音樂讀本》──幾乎每一頁都讀得到 frith 從前輩學者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霍爾（stuart hall）、霍加特（richard hoggart ）承襲而來在文化研究領域對所謂知識品味亟於解構強烈的反中產情懷──就對卡帶在音樂社會學上的意義有所著墨，其為卡帶辯冤的觀點後來進入維基百科，正視卡帶在開發中國家之政治與社會變革方面曾扮演重要催化劑的角色，甚致有些地下或實驗音樂的重要作品發表後過了好久都還僅有卡帶一種載體......云云。

・翻版、音響性與在地聆聽經驗

我從早期音樂與音響界人士避談錄音帶的現象學裡整理出翻版和音響性兩個著落點，可以現象描繪，也可以做思維深入；吸引我的則是個別或集體的聆聽經驗，翻版、音響性與在地聆聽經驗三者合起來＝定位「台版錄音帶」、「在台灣聽錄音帶」這個題目的三條交叉來去互相折射最終又會合在一起的思惟道路，目前搜尋暫時停止在1971年5月波麗公司成立後發行的第一批卡帶，共有六卷：世界電影主題曲專集、世界流行曲專集、舞曲精華、拉丁音樂專集、夏威夷音樂專集、世界名曲專集。這非最終答案，也還缺編號與圖像，許多資訊共同指出在此以前存在著一個正開始蓬勃發展起來的音樂帶市場。搜尋過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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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去圖書館時心裡懷著兩個時間指標：按維基百科，1965 年歐洲發明卡式音樂帶，1971年經杜比降噪及傳動改良後卡帶更適宜商業音樂生產，〔這句話什麼意思？第一天搜尋結束回家的路上漸漸開始有些明白，意思是說此前音樂卡帶聆樂效果差，音響品質與唱片、尤其與盤式磁帶相比尚有一段難以接受的距離，此後差強人意，算是勉強可以接受了。由實體照片得知，早期出版的錄音帶不管匣式卡式可能封面外盒上頭都寫著 cassette，匣式比卡式早幾年上市，先行普及，以雜誌上登載的美國資料而言，卡式剛推出那幾年音響效果尚無法與匣式抗衡、匣式在市佔與銷售比率上都以壓倒性優勢極大幅領先卡式，1970年代中期以後慢慢卡式獲得接受，才將市場生態逆轉過來。〕打一開始我就一廂情願設想錄音帶作為新發明的科技潮物，普及過程應該體現出一種我管它叫──辜且容我擅自發明詞彙──「高端效應」的社會發展律，一群喜歡體驗新穎產品、對潮流動向具敏銳感受走在時代尖端的人物〔與流行服飾體現的社會脈動相去不遠〕帶動消費，這群高端人物多半同時具經濟上的優勢與文化品味，所以想當然把在時間軸上剛好符合的《愛樂月刊》〔1966-1973，再苦撐到1974年中〕及《音樂與音響》〔1973年7月創刊後的前面幾期〕翻一翻，應該會有一幅某公司刊登打著台灣生產首批卡帶隆重上市的廣告，結果完全不是這樣。

向大眾推廣古典音樂的《愛樂月刊》1966年3月創刊自始有就有「台灣版唱片介紹」，後來且結集出版，以錄音帶前史的「台版」角度切入略作觀察：a.施炳健以筆名他方發表的文章後來匯集三冊出版，按曲目推薦唱片，明明只是選擇性的少量推薦，且屢遭其他樂評人評擊只侷限少數幾家出版商，勢有偏傾，一曲之下往往只列了一或二個版本，其實只能算是個人的音樂評論集，不知為何作者在別處說這三冊搜羅了當時所有台版唱片。b.小時候逛舊書店留下當時市面同類著作不只一種的印象，另有性質相似書名雷同由多人合著比較屬於密密麻麻目錄學資料書而非評論集的多冊本，搜羅比較齊全，但我不知塞到哪裡去了，網路查詢也無結果，暫時無法提供書影，就當作只是個人印象未經確定的資訊附誌在此。c.其它古典唱片出版社如嗚鳯、神鷹也都曾發行自家出版的詳䀆目錄，邵義強有次他被找去外國名音樂家來台演出後的飯局參一腳，他自我介紹為唱片撰寫樂曲解說，馬上被譏是幫翻版業者做事，一桌子都很尷尬，（我覺得）他日後為了甩去這份尷尬，並不將翻版視為羞恥的記號避而不談，反而在記述翻版史的頁眉空白處同時也寫下很多自己的討論。後來他也將自己為松竹撰寫的樂曲解說集結分冊出版──先是用筆名，再版時也安上了本名──任何人翻一下這些冊子──我來不及趕上翻版唱片最盛的年代，當時詳盡的目錄，在今天看來，反倒像是訴說曾經存在的身世不被承認──都可以從中讀出除了做生意行銷的計算，也真真實實涵蘊了業者重視自己在這塊園地──雖然有時候講起來確實不甚體面──耕耘的成果。

以上切入錄音帶前史中的台版一節所要點出的是：匯整所有台版（古典）唱片、翻版商整理自己出版過的唱片這種工作不乏前例，即使進入八十年代，在流行音樂的範圍內也有 nova 將自己與前身小雅零世紀木棉花種種系列唱片編成回顧性很強的目錄冊，印象裡唯獨找不到整理錄音帶目錄學的例子。

瀏覽這本雜誌的台版唱片介紹很快就可以看出，《愛樂月刊》的編輯在觀念上表現出以下幾點極容易察覺出的特色：

（1）對台版唱片較少後來經濟起飛跨入翱翔期才創辦之《音樂與音響》諸君子常會擺出的批判身段，一種指示、宣告或意謂什麼傅柯所謂的手勢。首先，翻版唱片品質低劣，說得彷彿劣質唱片會破壞音樂，其實只是擔心磨損寶貝唱針〔然而藍寶石鑽石何其堅固〕、嘶嘶雜音會燒掉擴大機震破喇叭〔跟電影裡幫有錢人開車的司機指斥許不了小彬彬的黑手摸到他老闆的勞斯萊斯會弄凹鈑金一樣操心過頭了〕，一心想避免被失真的偽音樂弄壞耳朵、害怕精神性的本真流失了〔小學時讀的世界名著，有錢人家的媽媽不淮小孩帶窮同學回家做功課怕被傳染病菌其實說穿了是不想家裡剛買的名貴沙發給坐髒了〕......以上基於種種憂心忡忡所擺出的姿態，其實癥結只是翻版唱片在心理上破壞了相應經濟能力慣養出來在聆聽上的美學享受，把對自己社經地位的認知或上升期許投射在文化的消費與體驗，西方先進的古典音樂委實太神聖了，容不得一點點雜音、失真和破聲，喪失細節是要命的：a.這是一種饒有意思的感覺，即使聲音數位化後以遠遠超過人耳極限超高解析度取樣的 SACD 仍有類比的基本教義派唱片主義者嫌它細節掌握不夠，本真流失太多。有什麼理由認為原版類比唱片上的聲紋經唱針拾音前後級放大喇叭傳動仍保持本真完全沒有誤差呢？何況你買的那張唱片很可能金屬模版壓過好幾千張已在磨損底限臨界邊緣正要拿去報廢？只能說這是一種近似宗教的執著與信仰。b.西方的古典音樂可以比擬宗教，正版才是真主，容不得他者偽冒。然而翻版唱片首先因為它是法律的他者，然後才被指為劣等？還是反過來，因為本身的劣性，才不獲承認呢？我倒是認為，先撇開法律和道德哲學，不管正版或翻版，音樂到底就在那裡，沒有哪個人聽一聽唱一唱就能傷害得了它一絲一毫〔小學上音樂課聽〈歡樂頌〉感動得不得了，放學回家的路上用五音不全的破鑼嗓子啍唱幾句，音樂老師剛好路過聽見用手指關節敲我的頭說貝多芬被我殺死了。〕當時經濟與文化教育上的一般民眾多數對翻版非常感恩，不斷有讀者投書到編輯室就自己的聆聽經驗反覆申明，〔外國電影裡上層階級去宏偉教堂作禮拜，下層庶民也有一座他們自己的克難祈禱室。〕無數個如此小我的微渺心情卻都在進入版權時代的大旗下被忽略了，在風中被驅散了，被時代的巨輪戮屍了，被往前奔的鐵蹄踏成灰了。

其次，在智慧財產權的脈絡下關於法律與倫理學的討論。例如《音樂與音響》13期，當時有位在美國某大學教授倫理學的發燒友〔他的另一個，或說真正的身份是音響雜誌主筆〕有感錄音機日漸普遍，遂進行了一次錄音倫理學的思考，

認為不管是a.買了唱片回家轉錄一遍就把唱片拿回去秒退錢；b.一群人組成愛樂俱樂部互相交換轉錄；c.向朋友或公共圖書館借回轉錄；d.錄收音機的廣播節目等等，這些很多人都在做，而且原初不覺得有疑問的事情其實都有道德與法律上的雙重疑慮，唯一能接受〔這位哲學家兼音響主筆自己一直也這麼做〕的情況為保護珍貴唱片，〔認為每聽一次音軌多少都會磨損，留下刮痕──用放大一千萬倍不止的視覺圖像解說唱針滑過唱片溝漕就如同工程怪手挖掘山谷兩邊崖壁那樣破壞性的ㄎㄠ下一層泥土碎石屑──造成唱片無可彌補的傷害，連唱片上沾惹一粒灰塵都是極端褻瀆──先把偉大音樂和神聖性連在一起，再把神聖和清潔性扣接起來，看，又是「怕髒」的觀念──在崇敬的同時也遂行膜拜──這裡可以察覺一種類宗教的虔誠，為了維持對音響的信仰，用一種手勢排除他們認為不潔的事物，若將這段時期社會上一般人認為髒＝不潔＝噁心＝恐怖＝會傳染、致病、使你隔空受害的事物，擺在一起併觀──比如麻瘋病人精神病人清潔工人，比如道士屠戶殯殮業者魔神仔娘娘腔，比如青蛙蜥蜴蟑螂蜘蛛，比如放任小孩在泥巴地上爬（後來公園沙地學校操場都PU化了），比如經血（前年監視器還拍到一個女生把用過沾血的衛生棉丟進商店門口她以為是裝垃圾的桶子裡噁心叭啦當然被罵翻了），又比如最髒的就是等不及直接就讓小孩在大街上尿（如果這座城市夠偉大，其機制能像每個人處理自己小孩很偶而地尿在客廳地板那樣處理得來別家小孩或老人尿在街上的一泡尿就不怕髒。）最典型就是經由獵巫活動糾舉出的壞人──或許有可能看出社會意識中一整套「怕髒」的觀念真正排斥的是什麼──容不得被設想為本真之聲音的輝煌有一絲絲減滅、毀壞、詆損、蒙塵、被污染，這就是在這一整套怕髒之觀念叢集中用手術鏡精密取下的一環抽樣性的切片──終有一日人們會慢慢在觀念上獲得澄清，不再認為這些事情不潔，遂能接受它們自自然然就是存在於世的某個樣貌，這真真正正是一個社會的精神淨化史。〕習慣上會將自己買回來的唱片先行轉錄，使用錄音帶聆聽，聽舊了才將小心翼翼用層層封套保護防塵的唱片拿出來重新轉錄一卷新帶子，減少唱片被挖土機ㄎㄠ的次數。〔可這樣不是矛盾嗎？說翻版失真的聲音傷害音樂，怎麼聽自己用家用音響轉錄很可能品質更差失真更多的錄音帶呢？可見其重點在購買，全部講的是一套在系統內鑽研、被餵養＝被信仰化了的商業邏輯。〕在系統之內討論系統餵給你〔在那個時代流行說是中上階層保守性格濃厚的〕的套套邏輯，哪有什麼搞頭，可以猜想其結論不會有什麼意外之論，其思考的每一步驟都可以看作是維繫社會的一個節點，是反哲學的，哲學討論應該儘量找機會站到系統的外部或後面〔所謂meta〕，摻點龐克的作派〔先乒零乓啷只用簡單三和弦敲打一陣髪型衣著儀態完全不照你的規矩來還在要舞台上吃生肉拿吉他狂敲鼓動觀眾滿場砸汽水瓶〕進來。

Re：好奇怎樣才能說服一個哲學思考者，本來眾人〔明明都是一干好人，社會的中堅〕自然而然會去做、不覺得有疑問的事情經過「教育」之後能夠改變認知，了然領悟或發現過去如此作為在道德上是錯的呢？〔就在這一刻，緯來日本台重播《妙國民糾察隊》介紹名古屋的咖哩烏龍麵，來賓中一個自許老派江戶人──其實出身偏遠外縣市──一直嚷嚷，認為拿鍋蓋當盤子吃麵未免禮儀失當，絕對不可，經眾人集體曉諭這是在地傳統最終給予認可。想起以前我去台南，在飲食店吃完飯不想油膩膩的筷子弄髒桌面增添店家擦拭麻煩就隨手架在空碗上，鄰桌不認識的客人看不慣過來拍桌怒罵教訓我觸人霉頭欠禮貌......不知是否純屬敏感，當一個社會恰逢世代與權力交替，媒體上就會頻繁出現日常生活的倫理教學；同時，任何事件、舉止與作為，其意義必須經由「在地理解」始能充份彰顯......〕這個問題能夠被提出來豈不已經預設了......也就是說道德的証成是......還是說凡道德法律都是後天的，只能在特定歷史社會時空經濟發展階段行之有效，申言之......是為維持系統運作〔運作即宰制〕的手段，此等云云，好像至少要這樣子才像哲學討論嘛〔蘇格拉底應該不會嗆我講得都不相干。〕雖然我的表達步伐零亂未免跳躍得太厲害......總之，我的感覺是：幾十年後回顧《音樂與音響》時期的討論可以立馬識出智慧財產權問題屬於經濟社會學領域，而不是道德哲學〔還是更誇張一點，道德哲學屬於經濟社會學領域，從而把哲學整個兒取消掉算了？〕

・智慧財產權與在地聆聽經驗

智慧財產權對翻版只是一種排除的手勢，排除使不見、使〔從歷史上被〕塗銷，偶見報章雜誌官網部落客發佈某某音樂家或作家從未登陸、或某年度某時刻被介紹進台灣，都只在版權的範圍內計算歷史，其實翻版年代早就稀哩嘩啦流行過一陣了。若只採計版權的合法歷史，那之前許多人的感動、崇拜、啟蒙的心情與體驗不是都被抺殺了嗎？〔我並非打算在翻版與尊重智慧財產權的問題主張用一套開發中國家低收的詭辯術，要求獲得免訴與緩處份，藉以脫逃責任。在涉及翻版的問題上，我所在意的是與智慧財產權有區隔的另一個領域，不妨暫時以兩碼事看待之。要言之，除了個人的學識經歷，社會的經濟與發展還會把你的瞭望高度再墊高一些，從一個比較高的位置，才看得見智慧財產權，這個問題才會出現在視野裡，美國蓬車時代個別來自不同地方的人們在野外相遇，圍著篝火唱歌，怎能想像法律或道德律不允許人在沒有付酬的情況下擅自學會人家創作的歌曲在明後天的篝火堆邊接著唱呢？可見版權觀念是社會分工經濟發展的產物，其出現依於特定時空條件，不是孟子康德在內心自反一下每個人都能普遍得到無條件成立的道德普遍律，一定要待工商發展達到一定程度才可能看到音樂家與唱片公司、音樂零售產業如何維持生存種種高度專業社會分工的維權問題，若沒有藉所處社會之助把你墊高一點，例如現時的我從低角度亂看回頭張望那個時代，只對「文化傳播」、「文本旅行」，特別是對「在地聆聽經驗」感到興趣。在《愛樂》時代，幾乎每一期都有一大票讀者來函表達他們藉翻版唱片獲得（他們自以為）寶貴的聆聽經驗與對音樂之美的感恩心情，在當時，1966 年國民生產毛額 GNP 不到 300 美元的開發中國家，從事同樣的工作，薪酬只有已開發強勢國家的幾十分之一，除了少數佔得先機的菁英，如何可能設想青年學生和受薪成年人在面對來自強勢經濟已開發國家一張三、四百元的原版唱片時會看到那位認為唯有自己花錢購買的 copy 才能轉錄──後來微軟帶頭的軟體業者狠狠打臉他了，這是當然，因為經濟與社會發展把比爾蓋茲的時代又墊得更高了──並且只限自己聆聽，其他都不可以的音響發燒友所看到的視野？把那篇文章讀一次，馬上就可以發現被墊在那麼高的位置，自詡為專業哲學家，長篇討論，卻根本沒看到那麼多不在他那個位置的人們在我看來其實貴重無比的聆聽心事──當然也包括他們聽到自己被人指為作賊時心臟一陣痙攣跳動──這些根本就不在他的視野內，同樣的，這些暫時在翻版唱片尋得一些些心靈慰藉的人自然也暫時看不到胸懷抱負的菁英爬上高處才能看到的那些遠大問題，關於文明、文化與產業的宏大敘事。以上，這是兩造各自盯著不同對象沒有交集的兩道目光，而不是對同一件事的不同意見。〕回顧這個問題的早期討論史，翻版作為一個關於「接觸史」的標誌，而智慧財產權的提出則是進入後接觸時期的另一個標誌，意味著你已進入〔人家的〕系統〔人家將你納系統〕。智慧財產權是非對稱、單向道式之經濟性的現代化話語被引入，其表達出這是唯一的道路，要去的地方也只有一個道德正當的強制性，隔絕並排除了從反方向投射之政治性的對抗思惟。應該要轉個方位看待智慧財產權，讓它變成一種招徠的手勢，納入早期文化傳播、或在地的聆聽經驗，從文化研究〔文本旅行、在地聆聽等等〕觀點討論翻版應該要和智慧財產權一整套觀念適時脫勾，〔讓「罪犯」的意義從現代社會鋪了好幾層工業瀝青的平坦大馬路壓得密密實實之地表之下──趁著幾個世代才有一次的翻修機會──浮現出來。〕只在產業脈絡底下或有必要時才須扣連起來，這前前後後是兩回事，不然弄得好像曾經聽過翻版是件不體面之事，甚致是羞恥的記號。〔網路時代透過全球互聯網搜尋黑膠，量多又便宜。有回見網友買了昔時憧憬的原版舊唱片後將原有的台版釋出，又將新買回來的唱片 po 上臉書，撰文說自己青少年時期多麼喜歡 “這張” 唱片，一天不知要聽上多少回，云云。〕

Re：在描述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文學中，常見作者提及聆聽唱片，除了極少數情況，一般聆聽的多是台灣的翻版唱片。故事往往描寫音樂＝自由的羽翼，飛向世界的窗口。本世紀初網誌常見人以黑膠為題記事，透過網路頻頻從國外購得舊的原版唱片，終於聽見了翻版所聽不見的聲音細節而感人生之寬慰。這種「朝聖型的回歸採買」，反向投入音響美學的監獄，將聆聽所能感覺世界的大小，設定在公寓華廈幾坪大小的室內，世界不要那麼大，無須如此遼濶，費足奔波，世界只在一間斗室內，多好啊。

（2）對華人音樂家與本土錄音活動的重視。〔a. 例如第2期介紹榮星合唱團演出作曲家自己伴奏之呂泉生合唱曲集（合眾），第6期介紹許石指揮中西管絃樂團的台灣鄉土交響曲（大王），第8期介紹日本東京曼陀林音樂團來台演奏紀念第一輯（環球），11期介紹呂泉生指揮榮星兒童合唱團東南亞民謠集（合眾）及馬思聰小提琴獨奏集（四海），14期介紹多張中國藝術歌曲，15期介紹藤田梓中國現代鋼琴曲（幸福），18期介紹藤田梓中國現代鋼琴集錦（四海）及林聲翕西藏風光（四海），29期介紹林聲翕與林琳等人灌錄的中國民歌唱片（四海、麗歌、幸福），30期介紹呂泉生（合眾），34期介紹許常惠作品集（四海）、林聲翕＋藤田梓（四海）、呂泉生指揮榮星兒童合唱團、台北青年絃樂團於實踐家專音樂廳演出裴高賴西的聖母悼歌（海山），37期編輯部透露有意開闢專欄系列介紹華人音樂家，45期介紹戴金泉指揮國立藝專音樂科合唱團於民國 60、61年巡迴演出的紀念唱片（四海）、周書紳中國鋼琴小品（四海）等等。我並沒有能力找出當時所有台灣古典音樂的錄音活動計算被選入評論的比例，不管如何，我相信這位作者「意思到了」〔a.這個「意思」由某期評介的唱片全部是華人音樂家與本土錄音出版可以察知。b.可以發現所評論的台版唱片裡歌曲唱片佔比頗高，有一說指出早期學音樂費用昂貴，聲音性能優異的鋼琴小提琴價高不菲，開發中國家僅少數人能夠負擔或有機緣獲得贊助，相對於經濟門檻，只須有一付天生嗓子的歌唱藝術就盛行一時，容易推廣得開，古典吉他有段時間亦曾興盛一時，一併作為在經濟發展路線走「向中心看齊」模式之開發中國家學習西方古典音樂活動之一項社會的胎記。〕

（3）讀者與編者皆重視這個專欄，幾乎每期都刊出多封讀者來函就台版唱片與編輯互動，尤其31、32期無台版唱片介紹，33期便有讀者訊問，焦急之情流洩滿紙。如前述，這是關於在地聆聽經驗十分感人的社會史材料。

（4）雖然對台版唱片給予一定程度的寬容與肯定，然而在我所謂「對錄音帶的歧視」心態上也表現得十足明顯。明明社會上就有一個作為商品販售的錄音帶市場〔a. 見讀者投書，例如1970年3月，讀者來函訊問市面有無姜成濤的錄音帶販售？ b.見新聞報導，1971年4月19日中時報導「益友錄音機公司門市同時備有音樂錄音帶1000餘種，並提供拷貝服務。」就我的暸解，這裡的意思指的是拷貝服務作為一種販售商品，也就是公開販賣自己用空白帶＋錄音機翻製的拷貝帶，是當時普遍可見的現象。c.1971年6-7月，政府決定加強對錄音帶業者的管理，嚴格取締地下工廠，規定必須辦理錄音帶出版業及錄製工廠登記，取得唱片出版業登記証字號──關於這個字號等稍後實際遇到須要判別錄音帶年紀的實例時再來探究──始能生產錄音帶進行販售（見聯合報1971年6月30日5版、中國時報7月22日。）

以上由 a 經 b 到 c，間接証明最遲在1971年中已經有一個生產販售台版錄音帶的市場＝使用錄音帶聆聽音樂的社會文娛空間。〕對此時台版持寛容心態的《愛樂》編輯偏偏故意避而不談，直到1972年12月海頓音樂圖書館成立，提供原版唱片或磁帶供付費者自備或購買空白帶〔這時錄音帶仍是新穎事物，以卡式為例，海頓收取的拷貝費是 30-45元＋市售空白錄音帶視時間長短效果等級費用約75-百餘元不等，合計把一張唱片自行轉錄到空白帶上的貴用須要 100-近200元，大約是原版唱片價格的 1/2 -1/3，但仍為當時一張僅10 餘元之翻版唱片 8-10倍。〕以自助的方式將音樂拷貝帶回家欣賞──要記得這並非創舉喔，前面查到錄音機公司門市就已經公開這樣做了──《愛樂月刊》始才同步跟進，在42期刊登啟事，宣佈開辦錄音帶業務，〔其實1969年6月《愛樂》就嚐試投入翻版業務，發行過愛樂唱片，見該刊14期，發行一套自詡品質與外觀皆獨步當時 Kempe 演奏四首貝多芬鋼琴奏鳴曲集，作為紀念贈品，之後有繼續出版計畫，但未具體展開，讀者來信敦促愛樂唱片工廠儘速開辦，云云。〕決定每月推出 5 種卡式四聲道錄音帶〔第一批交工廠代工錄製發行的卡帶是編號 SC 6101 之 Suk 演奏的貝多芬浪漫曲 No.1及 No.2＋Isserstedt 指揮維也納愛樂演奏貝多芬第5號交響曲；SC 6102 Isserstedt 指揮維也納愛樂演奏貝多芬交響曲第8號＋莫朼特與舒伯特的輪旋曲；SC 6103蘇沙蘭演唱聖誔歌曲；SC 6104 是3卷套裝 Karl Richter 指揮慕尼黑巴赫管弦樂團演出韓德爾彌塞亞全曲；SC 6105 卡拉揚與柏林愛樂合作穆梭斯基展覽會之畫＋拉威爾波麗露，封面與錄音帶實體照片未見。〕採預約函購制，每卷含掛號運費 80元〔不知何故，竟較海頓自助拷貝還要便宜許多。〕此後以同仁工作量大及代工廠商使用機器設備之配合問題為由，僅於1973年5月前分兩次3+2又再發行5卷〔SC 6201 史特拉汶斯基春之祭禮；SC 6202 維也納圓舞曲集；SC 6203 蕭邦波蘭舞曲集──以上演出名單可以查考《愛樂》44期，許多圖書館都有收藏，我未及得見──SC 6204 巴畢羅里指揮哈雷管弦樂團演奏佛漢威廉士倫敦交響曲；SC 6205安塞美指揮瑞士羅曼管弦樂團演奏 Glazunov 芭蕾組曲四季。〕

（ 二）《音樂與音響》對錄音帶的想像

《愛樂》創刊後，數年間總是習慣性脫刊、延期出刊，自推出錄音帶的1972年12月到1974年4月，17個月內僅出刊6期，可以臆度推出錄音帶是雜誌苦撐存續不得已放下身段力圖一搏的最後手段。1973年7月創刊的《音樂與音響》與《愛樂月刊》未期有段時間重疊，其在聆樂市場的影響力可以單看它出刊後《愛樂》突然一連幾期前所未有出現長篇深入討論音響技術的讀者來函，編輯也用高度技術性話語認真回覆這一點以直覺做點有趣的聯想。

《音樂與音響》頁面內雖然頻繁出現錄音機廣告〔例如第1期醒目位置的 technics 套裝音響就有盤式＋卡式雙錄音座；TEAC 可供 7 卷卡帶──其他廠牌機型最多可達20卷──自動換卡連播的片槽；舉辦訂戶抽獎，第2獎是價值 9000元＝當時一般受薪階層月薪2-4倍的高階卡式錄音機──至於創刊2週年的訂戶抽獎活動，第5、6獎則是空白錄音帶，分別送出不同廠牌的9盒與1打。第二次提醒此時錄音帶屬時尚科技產品，一盒60分鐘空白帶的價錢約原版唱片1/4，比翻版唱片要貴上許多倍——第4期有錄音帶如何製成之工業技術性文章及75年來的錄音機史。第6期三洋廣告開始出現手提式機型，主打重疊錄音，可以同時錄下收音機中的音樂節目和自己的聲音成為有配樂的自己的唱歌。這時各廠牌推出錄音機的重點功能包括杜比、四聲道、記憶回卷 memory rewind，至於 AKAI 和 Panasonic已有 auto reverse 裝置──看到這裡不免有點訝異，記得初中去參觀科展，現場我認識的一個朋友負責講解自己的作品，他說正在研發一種裝置，讓錄音帶聽到底後會自動從另一頭捲過來毋須手動換面就可以一直繼續聆聽，但沒有成功。他頗義氣在公假單上多填一個名字，讓我陪在會場用沒有外殼的零件機聽了一下午西洋歌曲 dear john 和 seasons in the sun，偶而他去上廁所有人踱步過來發問你們是做什麼研究，就幫他回答 auto reverse 云云。後來隨身聽和床頭音響普遍都有這個功能，我還以為是他在工業設計上大展手腳，原來很多年前早就有了──TDK 推出 180 分鐘的空白帶，之後還有 240 分鐘的帶子──種種測試市場的設計頻繁推出，可以感覺到這個新興的聆樂領域正處在火山的活動期，市場使用習慣尚未穩定。〕由高級的錄音台、座到當時才剛出現的手提機型，又做了幾次對市售錄音機進行全面盤點評介的專題〔第2期介紹了16種卡式錄音台（皆非手提或便攜式）不同廠牌機種評比介紹；第8期也推出市售卡式機全面盤點的企畫。〕宣佈音樂聆聽進入卡式時代〔第7期的主題；〕但檢視《音樂與音響》對卡式或匣式系統作為音樂載體的觀念，卻非表面漪歟盛哉那樣懷抱高度接納的樂觀態度。

光是在名稱上普遍使用「錄音機」而非「錄放音機」就可以瞧見當時聽音響者觀念上的端倪，1973年10月第4期刊登的錄音機選購指南，分析顧客將錄音機買回家後的用途：a.語言錄音，b.錄唱片或收音機節目，c.家庭錄音，d.音樂現場錄音，其中並不包括聆聽市面購買的音樂帶，委實令人訝異，說得好像當時尚未出現作為社會文娛空間之購買市售音樂帶回家聆聽的市場。〔早期《音樂與音響》中最接近「買錄音帶來聽」的一則文本是第6期某音響店刊登代客錄音的廣告。〕彷彿錄音機只作為錄音〔然後附帶地聽聽所錄的聲音〕此一目的使用，〔早期討論錄音的文章，除音樂雜誌外多屬教育刊物，錄音機錄音帶使用於教具製作；報載台大中文系將師生間的小型研討會錄起來，成立一個學術研究的錄音帶圖書館（時報19730212，7版）。〕而非為了放音樂來聽，〔於是也才有「轉錄犯法嗎？」與「錄音機＝小偷之工具箱」的討論，而一直沒有對市售現成音樂帶的介紹。〕

為此《音樂與音響》早期討論錄音座，為各廠牌錄音機進行盤點評比的唯一重點只落在錄音，〔即使是有些根本不能錄音之家用與車用的匣式系統也叫錄音機，而非放音機，可見這些人當時骨子裡有多排斥、多不認同用市售預先錄好內容的音樂帶聽音樂──如同後來有些人讀書堅持紙本是此生唯一選擇，拒絕透過螢幕看電子書，也是一種排斥的手勢──唯有在以年輕人及熱門音樂為訴求，以文化動向而非坐在沙發上聽高級音響之享受為主要關懷的雜誌裡才找得到在這段期間自己稱自己是放音機的廣告。〕錄音的重點落在能夠方便剪輯〔所以盤式帶勝過卡式帶，更勝過根本不能錄音剪輯的匣式帶，所以只能聽音樂的匣式就是廢。即使匣式磁帶較寬，可以容納的聲音訊號遠比卡式為多，音響效果較好也還是廢，因為只有圓盤膠片才是唯一正統。〕如此之故也一再出現熱心教導讀者如何錄音、怎樣選擇空白錄音帶〔10期與14期〕、現場錄音、側錄收音機節目〔22期〕以及翻錄唱片（33期）的文章，而從未有過以磁帶為載體之市售音樂商品的介紹〔可說是連一絲絲訊息都沒有，這時期關於卡帶的文章及廣告只有主要用來錄音樂的空白帶，如第6期開始出現西德 BASF 60分鐘的空白帶廣告，廣告詞曰：帶給您優美的音樂，可以推想這群音樂與音響之行家們的觀念，「在卡式時代聽音樂」指的是使用空白帶自己錄音樂來聽，而非去唱片行購買現成音樂帶。第7期負責評比錄音機性能的音響作家甚致說，自己在家用錄音機錄的音樂，聲音往往優於市售的現成卡帶。〕

直到1975年11月第29期起在選購指南中始納入錄音帶，其中有四個廠牌，原版的Philips〔每卷300元，2卷套裝480元〕與海頓音樂圖書館〔編號S001-6總定價1240元＝平均每卷超過200元之卡拉揚與柏林愛樂合作的貝多芬，估計是90分鐘的帶子〕、波麗〔定價165元，都是輕音樂〕、美華德〔較波麗略便宜些，非屬熱門音樂之成年人聽的西洋歌曲，邏輯上無法判斷這是美華德的出版屬性還是《音樂與音響》編輯所能接受的口味。〕等三個台廠，12月的第30期又增加兩款金聲匣式帶〔輕音樂，每卷290元，此後始見金聲刊登匣式音樂帶的廣告；另外美華德出版了彼得保羅與瑪麗、瓊貝絲等每卷100元，誠屬目前僅見以年輕人為對象最接近熱門音樂的卡帶。〕

對照經濟部資料，這時平均國民生產毛額GNP接近1000美元，中華路售翻版唱片約30元，以上幾個廠牌的錄音帶實售行情仍為其數倍之多。《音樂與音響介紹台版錄音帶後，1976年1月出刊的第31期刊出讀者來函大迴響，編輯特為眾多讀者心聲加注醒目標題，總而言之一句話：請介紹翻版唱片，並老實招認自創刊號起就面臨要不要介紹翻版品的老問題，除禮貌上為了不傷害讀者的玻璃心，客套性地肯定台版在當時特殊在地情況下的教育意義，另外重點舉出聽翻版的五點副〔負〕作用，自然這五點都屬系統派生餵養在文化與產業發展的高度上均屬堂皇正論可以猜想得到，就不用列了。〔現在回想自己在唱片行瀏覽貨架的情形，當時就感覺聽台版唱片錄音帶永遠受制於別人的前視野，只能接觸到別人篩給你極小一部份的世界──這意味著正在上演一齣你永遠落於人後的悲劇──像我因不諳外文，永遠只能聽、讀別人塞給你的二手材料──進入原版唱片的世界多少能有一些突破吧〔雖然所見總還是有個別人的前視野在那裡〕，所以後來開始會見到唱片行員工透過公司取得國外盤商定期印刷厚厚一本像電話簿一樣用黃紙印的16開目錄，工作之餘順便為自己碰運氣勾點不一樣的東西試看看。〕

如果單看《音樂與音響》〔這本雜誌接納錄音帶的時間非常晚，實際上錄音帶已漸普及，1975年後報紙陸續有外商計畫投資在台設廠生產錄音帶的消息（聯合報1975年3月5日，5版），售價開始滑落。〕很可能得到一個錯誤印象，幾幾乎要以為錄音機錄音帶在台灣出現的早期以空白帶轉錄各種音源的聲音為主，〔這其實是《音樂與音響》諸君子唯一認可能傳達音樂本真唯有進口之原版唱片方為音樂正宗之一廂情願「對錄音帶的想像」。〕在1970年代初期之前並沒有一個販售預置聲音內容的音樂帶市場，然而之前早已詳列旁証，實際情況並不是這樣。

我以前常跟家人說我自己買的第一卷西洋卡帶是 pink floyd 的 final cut 其實不是真的〔對排行天地與學生之音的短暫熱情很快變成了恥辱，從此塗銷三十餘載，直到前兩年才透過網拍買了一些回來追償時光。〕後來我很久都不再聽音樂了，〔很懷念以前聽完一卷新買的錄音帶後匆匆出門，就近奔赴──上台北有點遠，要花時間，而我是如此急迫，一刻無法等待──不遠處一棟商辦騎樓總是穿整齊仕女套裝高跟包鞋向客人鞠躬致謝的太太擺的錄音帶攤子希望夠幸運能遇上我未曾聽聞而又對得上胃口的什麼。把以上描述標示重音的那一撇往前或往後挪一點，不然乾脆取消，意思就變成：我只是閒盪，希望巧遇著什麼；或者再換另一個位置，意思又變成：幸運地乘著音樂的翅膀飛向世界，然而當時並不自知。再後來有一天我不再急於知道全部搖滾樂、全部古典音樂、全部日語台語輕音樂，以及全部有聲出版商的全省販售門市和全部音樂評論資訊的地圖，再也不會趕忙聽完這一張唱片迫不急待出門去找下一張唱片......現在想想那同時也就失去了青春少年急於認識人生，有熱度的情懷：兩者用同一把尺去量，剛好落在同一刻度。〕最恨不得丟掉，絕對不想給人瞧見我也有的卡帶〔卡帶歧視是因，所造成的影響乃使得有些卡帶及其盛裝的音樂成為羞恥社會學的記號。例如像「古典之門」、「愛樂寶盒」這樣以名曲片段製作成的錄音帶系列，針對在社會流動處於上昇位置，且對文化意願有抱負的受眾。在入門之後，如果他對古典音樂的認知與認可持續進化，很快就會覺得過去購買的那些透過文化代理人轉手給他們的產品成為一種尷尬、甚致是羞恥的胎記。他急迫地感到猶豫──多少有些對過去投資的不捨──是否要銷毀這些指証他曾是個道地門外漢的証據？他有關文化的知識不是自幼來自家庭環境的熏習，而是長大後去上短期補習班快速填充得來的。他在晉升後發覺這些「入門版本」在品味等級上很可能被懂行的人看成是一個不夠格的標籤......每次我在跳蚤市場上看到這些不太會有人收集的，被某人抛棄的初等文化修業的物証，我總是以無比憐惜的心情把它們帶回家。我想起自己曾經是多麼羞恥於在這些事物面前被評定的紅字──我是多麼憐惜自己，憐惜自己曾經那麼傷心且怨恨地以為自尊與品格被那出身派給我的紅字所傷害......〕文學名著中的卡帶〔石黑一雄故事裡的主人翁遺失了一卷同學送給他的錄音帶，她曾在閱聽之餘將所有不能說出的心情寄寓於此，甚感不捨。當時學生之間傳聞，某個位在天涯海角的小鎮存放了世界上所有遺失之物，後來他們有機會去到那裡，在一間跳蚤商店果真找到那卷自青春懵懂以來一直存放在記憶中的錄音帶。〕你有像這則故事主人翁那樣將不能說出的深情寄寓於某卷卡帶的經驗嗎？〔印象裡那卷盜版卡帶被絞毀無數次後，仍修復繼續一聽再聽，記錄聲紋訊號的磁粉都掉光了，聲音模糊，越來越呈扭曲......〕也許你會要我舉一個從卡帶裡也能聽見 authenticity 的例子〔有次我在重新橋下跳蚤市場買了一批沒人要的舊帶子準備洗錄他用，大家說英語、巧虎、五專插大補教天王的課程錄音，不知什麼學校每週一早上在禮堂進行的專題演講，還有些是去 KTV 前召集人發給的新歌練唱帶。有一卷重新洗錄前好奇察看發現是陳昇──因為我不放心我自己，才將我的生命托付給你──我也喜歡就一路聽下去直到錄音帶快轉完時出現一個男聲口白：蘋蘋，你好嗎？好久不見，送你的卡帶還喜歡嗎？這些日子，無論是電話或者 BB call 響起，我總希望那會是你，但卻一再失望。我選了一些陳昇的歌，把它們錄下來，送給你，代表我的心意，和心情，希望你會喜歡──啊，這段不好，換一個──我喜歡聽人家編選的歌曲，匯成集錦，一首一首播放，快慢交錯，跳舞接著呢喃，嘶吼然後哭泣，在適當的位置穿插莊嚴崇高，最好錄成 90 分鐘的盒帶，還從舊雜誌剪下局部圖片自製成封面。也許是因為我以前也有自己錄音樂合輯的習慣，所以能從集錦式的銜接處聽出主人對它們投注的溫柔喜歡。〕

（1）海頓音樂圖書館

1972年10月，《愛樂月刊》41期有一則海頓音樂圖書館刊登的廣告：『全國首創音樂圖書館，提供原版唱片．錄音帶．錄音機．錄音室給愛好音樂的朋友們自己錄音！』隔月正式揭幕，各家報紙多有報導，無線電工程師顧惠人獨資150萬元成立海頓音樂圖書館，備有42台錄音機，3000餘張原版唱片，1000餘卷原版錄音帶。如前面曾經提到過的，使用者可以自備或現場購買空白帶，依不同廠牌機種的錄音設備繳付拷貝費，日後又再為無暇到現場自助錄音的樂友開辦代為拷貝的郵購業務。廣告上該圖書館英文為Haydn Music Tape Library，公司名稱為「海頓錄音股份有限公司」，標示出這是一間由私人提供音樂資源分享，供使用者拷貝成錄音帶，在公共服務與營利維持之間謀求折衝平衡的公司。

1974年1月，海頓音樂圖書館出版片藏目錄，唱片錄音帶分三類增至六千多種，設備亦見擴充，現場擺設70餘台錄音機供人自行拷貝。同年3月開始舉辦古典音樂欣賞會，一週7天，每晚七時，有主持人、專家導聆〔每天喔，這可不容易。〕。查索當時的報紙雜誌可以找到部份日期節目單。

同年12月，新聞報導海頓音樂帶上市，分8大類共130種，細節與內情不詳，待考。月底高雄分館成立〔1976年海頓成立3周年印製的月曆手冊中有2張民眾使用高雄分館設備的檔案照片〕。隔年1月又推出熱門音樂帶，〔細節與內情也不詳，難道熱門音樂不算在之前的八大類嗎？〕

Re：如果要做翻版，海頓的創立者為什麼不做大眾化價格低廉的唱片，反而選擇當時經濟門檻相當高的錄音帶呢？做翻版所有時間勢將東奔西逐忙於生產鋪貨等等生意經營的事，可見重點是坐下來聆聽與分享。在當時觀念上，拷貝自己收藏的唱片甚或借朋友的唱片來拷貝都是自然而然的事，那由收藏家提供樂友分享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了。只是後來的情況都被這種「服務事業」綁架了：想像大家來現場聽唱片欣賞會，聽完想要拷貝一卷帶子回家重溫，一個人一個人輪流排隊等到什麼時候，只好由員工先準備了，由服務出發，一步一步事業化，服務的事業化，最終由首重聆聽經驗走上由工廠代工製作在形式上看起來與定價販售商品無異的翻版路。

之後出版《海頓音樂雜誌》及《古典音樂手冊》〔google到一篇文章其中幾行文字說海頓員工後來出走，在1970’s後半另行獨立創辦青蓓文化，儘從事兒童音樂教育之類沒什麼要緊之事。隔日上圖書館特地翻了翻《青蓓雜誌》，走海頓的老路子，透過販售會員制錄音帶推廣古典音樂。然而歷史往往不照人的意志走，有意識從事自己以為很有意義的事往往被後來歷史吞沒乾枯渴死，無意識做的事情反而埋下一顆種子不死。我知道青蓓文化是有次颱風過後在跳蚤市場看泡水傢俱，小抽屜箱裡有幾卷青蓓發行全是二十世紀現代作曲家的錄音帶，如編號1077佔了半卷的villa-lobos，是這位作曲家的作品在台灣以商品形式出版我個人印象中最早（仍待確認）的一筆紀錄，雖然沒有合法版權，但很可能有一、兩百人因此在1980年──提早在後殖民思潮為次世代打開視野以前就認識了這位巴西作曲家；後來套裝的鬼太鼓座也是青蓓發行，掐手指頭算一算應該是1986年有位比我稍年長一點的姊姊買票請我去中華體育館看KODO第二次來台灣演出──不然後來怎會有優人神鼓──散場時就看到一位婦人手裡挽著裹著花布的竹籃叫賣這兩卷帶子。以前我一直都只有在朋友家用手提雙卡錄音機對拷＋用針筆在白紙上照樣描畫的封面，云云。〕䀆了一個平民樂友而非專家學者大企業家對這個園地的一份說真的與後者相比可能很微薄的心意。

Re：我之前並不曾聽人說過海頓音樂圖書館這個地方。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北市西湖圖書館視聽專區成立，記者訪談學者專家撰文回顧台灣公共音樂圖書館的歷史，文章副題標出史惟亮創辦原來在台北學苑以音樂書譜為主的中國青年音樂圖書館、海頓音樂圖書館、洪建全視聽圖書館三所機構的名字，但內文及於海頓僅民間、付費、錄音、智慧財產權未獲重視，寥寥僅數十字而已──除海頓存在當時相關活動報導（看起來全屬發給媒體記者的公關材料），日後我所能找到報章雜誌及於海頓音樂圖書館的資料暫時也就只有這幾十字──不知是否因其販售拷貝的公司性質在編輯台上被刪除。2010年有一篇以洪建全視聽圖書館為撰文對象的音樂系碩士論文，對公共音樂圖書館的界定亦僅限中國青年及洪建全，未有一字及於海頓，又再疑心可能是被視為僅是販賣拷貝帶的商業營利公司直接跳過＝以正視聽的意思。從圖書館連線到資料庫的掃描影像裡讀找了幾遍內心有一種戚戚──我非文學寫手，不知在此是否濫用了這兩個字──的感覺，畢竟是遊走音樂推廣與翻版販售之間，雖然每天都有音樂欣賞導聆講座（可以想像館方針對當晚節目介紹的唱片事先準備了幾十盒預錄的拷貝帶，藉活動銷售）；偶而舉辦小型音樂會（許多政商與文化界的高端名流都攜伴出席了，花邊照片登在報上）；至於交工廠代工製作定價販售的錄音帶，確實腳步明顯出界跨到盜版產業那一邊去了。學經歷與素養俱佳，加之被社會經濟發展又再墊高達到視野奇佳位置能看到宏遠深廣音樂史大問題的學者專家這回可能又忘了低頭看看一個連五線譜都看不懂的少年從海頓錄音帶得來的悸動（珍康萍的電影裡一個十九世紀沒看過鋼琴的鄉下土人不懂音樂，卻聽得一陣一陣痴痴心動）被塗銷。

至於《音樂與音響》則在1973年8月 第2期有讀者來函提到去武昌街海頓音樂圖書館拷貝音樂，云云。之後雖無報導，但偶見海頓音樂圖書館之出版與音樂欣賞活動的廣告、節目單、活動啟事。1975年8月有較大篇幅廣告，海頓音樂圖書館預定9月發行30卷古典音樂入門的卡帶，定價4500元，〔計算平均一卷的單價150元，雖不及原版唱片的1/2，但仍為翻版唱片的好幾倍。〕預約至8月底止。9月1日海頓發行古典入門卡帶，〔報載這一天同時也是位於南京東路的洪建全視聽圖書館開幕的日子，以熱門音樂（rock、soul、folk、jazz）為主，現場有36個座位──現在知道青少年時期曾去過一間有錄音帶可聽之視聽圖書館的名字為洪建全無誤，前段提及那本碩士論文為之詳細整理館史，包括曾舉辦過之研討、推廣、贊助採集、音樂演出活動（包括製樂小集的活動細目）與出版紀錄；訪前館長談及自豪的收藏是CRI首版（往往也是首錄）的一系列美國現代作曲家唱片──這家公司的唱片我也有，以前唱片市場價格猶低適時買了一些，不知道這麼珍貴──曾提及館藏量，但沒公開所藏目錄。〕

去海頓自助錄音，這種沒封面、沒內標貼紙，保留、坦露市售錄音帶的廠牌logo逕行販售的拷貝帶傳統延續到八十年代 〔原來在農安街後來搬到麗水街頭再搬到永康街尾對自己早年領先同業開始販售原版爵士感到自豪並曾與細胞合作推出 oscar peterson 唱片十張一套及 fusion jazz 錄音帶的老闆就習慣自己在家邊聽邊錄，製作好些類似這樣沒封面沒內標以空白帶面目見人的搖滾或輕爵士擺在自家店裡上架販售；林哲輝的現代音樂與 ECM 錄音帶聽說也是自己在家一卷一卷錄出來的；當時中華路有幾間唱片行櫃台後藏有大陸音樂的拷貝卡帶等顧客訊問就拿出來販售，一般唱片行錄音帶架上同時有多種古典與國樂廠牌保留了這種空白帶拷貝的面貌，還有一款用沒法仔細對焦的傻瓜相機翻拍原版錄音帶的封面再直接拿去照相館將機器快速沖洗出來的照片按大小裁切折進錄音帶盒的印度音樂；我在小鎮街邊的錄音帶攤子買過一卷搞怪貝多芬，翻錄的交響曲在最後樂段夾雜一串鞭炮聲霹靂叭啦幾陣輕快昂揚頗有勝利感的爆響，當時以為是一種簡單表態的觀念藝術，稍晚再跑去訊問有無搞怪布拉姆斯龐克舒伯特或後現代巴哈，攤子違規佔用人行道被警察取締不知搬到哪兒去了。〕甚致進入九十年代CD剛開始盛行唱片行貨架上這種標榜雷射唱片1；1拷貝的轉錄帶亦不少見，〔街上出現許多出租店，讓人低價租借回家拷貝，生產空白錄音帶的廠商也在原來的規格之外，另行推出46分鐘適合CD拷貝的規格。〕原來喔，背後有這麼一回事，〔遙遙指向一份由海頓率先烹調炮製之懷念的古早味哪。〕也許這種手工翻製的痕跡保留了製作者自己青少年時期聆樂經驗在風中逝去後留下某種心情的結晶也不一定。

（2）波麗音樂帶

有天圖書館打烊前很幸運找到一本出版背景不詳的《音樂雜誌》，年代早於《音樂與音響》，除了大量波麗音樂帶發行的輕音樂卡帶廣告，其他文章內容口味大致與後來段家兄弟創辦的《滾石》近似雷同，〔看起來像是有金主被誆來撒錢給幾位愛聽音樂的年輕人玩一下。〕1972年1月的第2期〔創刊號未見〕有一篇卡式音樂帶力奔上游的文章，引用美國數據，卡帶銷售額超過盤式帶〔我想找台灣卡式錄音帶銷售超過唱片的數據要去哪裡找？又是在什麼時間區段銷售曲線開始往下滑落呢？應該是因為 mp3 的緣故吧？（我想是 mp3 而不是 CD。影音文化產品的總體消費逐年增加，這無庸置疑。如果能在統計數字上看到，錄音帶的銷售曲線下降了，但 CD 並未上昇，並且考慮此時 mp3 播放器在市場上以火紅態勢爆量熱銷，就可以判斷出其間的相關性。問題是，這些數字要去哪裡找？對我這樣行外的人而言，亟須有人指點一二。）那能否說錄音帶打包收攤是基於 mp3 效應呢？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 mp3 豈不成了 CD 與錄音帶雙殺手？關於這一點我將在稍後提出一個樂觀看待科技內含之否定性與歷史合謀將音樂導向現場性回歸之辯証──同時也是歷史在搞笑──的觀點。〕並附不同音樂類別的發行量。另有一篇看好四道道錄音帶及又一篇錄音教學的文章，廣告可見車用錄音帶的放音機與後來由波麗代理日本廠牌的手提匣式錄音機〔不確定是不是根本不能錄音只能放音〕尚有大量波麗音樂帶的彩圖與黑白廣告，封底則是波麗出版品圖像〔看起來以日美的輕音樂演奏為主，據後來我在經濟日報找到波麗經理向記者表示，有些音樂是聘請國內樂隊演奏（所指可能是封面照片為國語歌星肖像那幾盒）封面則都是付費向國外購買版權使用。〕唱片評介也納入波麗出版的飛車 500 哩〔在爵士演奏曲中插入拉力賽車的轟隆引擎聲，評介者稱呼主事者的職銜為加了引號的作曲家〕、美容韻律曲〔這算不算走在時代之先？〕兩卷。據第3期廣告，波麗還衍伸出以年輕人為對象的快樂音樂帶〔出版了披頭四全集、湯姆瓊斯全集、尊尼馬塞斯全集、安迪威廉斯全集、雷康尼夫合唱全集，以及標示「學生音樂帶」可能比較便宜的次次品牌〕及另一個詩韻（swank）音樂帶次品牌。《音樂雜誌》各期皆有大量波麗新品出版的廣告、介紹文，且由此得知波麗公司成立於1971年3月，5月發行第一批產品，正在為雷蒙合唱團錄製包含幾首創作國語歌曲在內的國語專輯〔何東洪在《造音翻土》中關於台灣熱門音樂場景的文章說到雷蒙、陽光得以錄製樂團專輯在當時極為罕見，但僅提及陽光有自己創作歌曲且留下錄音記錄，並未及於雷蒙，不知後來有沒有發片？真的很想聽這卷錄音帶。〕《音樂雜誌》12期無預警登出停刊啟事，其後情況不詳，我所能見到中央圖書館藏的第22期已改為報紙格式，內容看起來完全是波麗公司〔據說這是當時的大公司，1971年與中視合作「全國第一屆歌唱大賽」，公司採多角度經營，興建波麗大樓開闢全國首創的音響商場，邀請有實力的重量級廠商進駐，代理國外產品，投入錄影機、錄影帶事業，提供台視國外音樂節目的錄像帶，又代外交部製作祭孔大典及平劇錄音帶──去圖書館進行搜尋前我一直認為最早的錄音帶可能是某年度國慶晚會的實況錄音之類──幾幾乎都聽到包國良主持的聲音──或是由上海百代歌星、平劇留聲唱片翻製──發給友邦及僑胞，後來與EMI簽約發行合法的版權錄音帶，云云。〕自家的樂訊。

也許我未能得見的《音樂雜誌》第 1 期找得到波麗音樂帶公司更早些的出版品，扼腕。不過看舊報紙舊雜誌得來一個朦朧印象，感覺波麗很會在媒體上發文，特別懂得宣傳營造聲勢，第一批創業作發表的時候應該也會善加利用媒體公關發消息刊登廣告夾帶業配文，果然在經濟日報 1971 年 3月 12 日 8 版追索到一則產業新聞，波麗音樂帶公司成立酒會，與日本 pony 株式會社技術合作，日本技師長期駐台指導，即將出版卡式與匣式的音樂帶。

1971年5月2日第9版報導波麗音樂帶公司出版第一批產品，世界電影主題曲專集，世界流行曲專集，舞曲精華，拉丁音樂專集，夏威夷音樂專集，世界名曲專集，分兩種，42分12曲120元，60分20曲140元。〔a.所謂兩種應該就是卡式與匣式之分。b.以上只是一段乾稿，無附圖，前面曾提到1972年1月《音樂雜誌》第2期的封底刊有波麗音樂帶圖像，其中有好幾款名稱近似，或專集改作全集、選集改作精華，波麗日後出版同類型音樂皆沿用相同格式的標題，不知有沒有可能記者抄寫誤植，先存疑附誌在此。c.我將彩圖放大，有幾卷錄音帶勉強可以辨識出版編號大約為10幾、20幾，應該是波麗稍後幾批出版品。〕日後接受採訪且自詡立體聲規格為他廠難及的特色──我對這裡的技術話語並不明暸只能含糊猜測，1973年6月11日7版中國時報也有一則報導指稱波麗公司是台灣唯一出版錄音帶的公司，其實說的應該就是卡式四聲道錄音帶，並非說波麗是唯一產製錄音帶的公司，也非指在波麗之前市場出售的音樂錄音帶有單聲道產品，市場上應該也未曾有過單聲道的卡式或匣式錄音機──且付出高額版權費用並非盜版──但我猜想該公司付費取得版權可能只限日本 pony 的出版品〔a.可考1973年福茂公司因代理的湯姆瓊斯和Engelbert Humperdinck被翻製，怒告波麗公司侵權的新聞沸沸湯湯。b.《寶島回想曲》收錄台大音樂研究所教授陳峙維的文章提到1976年四海唱片與英國EMI簽約，成為國內最早與國外唱片合作，合法銷售西洋流行音樂的公司。學術出版應該比較可信，但也奇怪，如果1976年四海公司是國內最早合法銷售西洋流行音樂的公司，那前引波麗與EMI簽約──一年來報章雜誌不斷看到這項消息的宣告不下十幾次，光是《音樂與音響》編輯部就至少3次昭告讀者大眾──及福茂1973年因版權受侵害告官的新聞登上國外媒體版面又是怎麼一回事呢？〕──因此售價較高〔我將所考察當時唱片錄音帶的售價順便附記在此：1973年12月國語唱片由22元大幅漲到32元，翻版則小漲2元；波麗音樂帶售價由90元一口氣大幅調至130元（中時19731214，5版）；隔年8月又漲價，國語由30出頭大幅漲至50元，翻版西洋由10多元漲至30元，卡式實售價格由120調漲至140，匣式由220調至240元，中華路還可再便宜10元（中時19740818，7版）；75年9月波麗推出10萬盒（後來追加至15萬盒）自家空白帶贈送試用活動以後，卡式空白帶開始削價競爭，市面上同時有一卷200元的高級帶，也有30、40元的低價品（中時19760911，14版）。〕創業之初，常遭唱片行拒絕鋪貨，云云

1972年1月的《音樂雜誌》第2期另有麗歌刊登已出版之錄音帶廣告〔張琪張琴2卷，包娜娜6卷，余天1卷，婉曲2卷，青山7卷，陳芬蘭8卷，蔡咪咪1卷，國樂1卷，湯尼電子琴6卷，紀露霞台、日語2卷，許玉蘭1卷，以上部份同時有出車用錄音帶。〕 暫時是目前所見最古老的國（台、日）語流行卡帶，但無錄音帶實體照片，編號沿用唱片編號，繫於每位歌星之下第1張以黑體字標出的AK編號如778青山回頭我也不要你、785包娜娜夢醒不了情、786余天山南山北走一回、787陳芬蘭情人再見，792湯尼電子情送君情淚、793婉曲未歸人，794湯尼電子琴向日葵，找出唱片核對內標上的出版日期差不多都是1971年尾兩三個月內新近出版的專輯，其他少數幾張AK 6、7字頭大約為稍前1969-1971出版，至於陳芬蘭1字頭那張亦在此段期間曾有再版〔我剛好有一張這段時間的再版片故能釋疑〕，由刊登的事業體署名來看，麗歌在原來的發行部門之外另行成立一個新的錄音帶部門，並且瞄準車用錄音帶市場。

1972年5月第10期亦刊有麗歌錄音帶出版品廣告，編號為AK 8字頭，按之前與唱片比對的經驗，可知是最新出版的唱片專輯同時也推出錄音帶版本，並非舊作新出。這回有刊出錄音帶圖像了：上面除了波麗音樂帶承製的字樣，連封面設計公司名稱的字體字樣與波麗產品都有幾分相似。如此留下好幾個懸念：1960年代後半已經是國歌唱片領導品牌之一的麗歌在早就有發行錄音帶呢？〔之前就是發包給波麗代工嗎？還是由其他工廠承製？若是後者，這個代工廠不是還有可能承製其他廠牌錄音帶嗎？不然只有一位主顧是要如何生存？〕還是始於1972？〔採新片與舊片重發同步進行。〕

（4）美華德

這間八十年代之後仍有發行的公司早期資料未能詳查，僅知在1975年6月推出第四批10種錄音帶（James Last 就佔了6卷，奧斯蒙的哥哥2卷），曾在中廣刊物《音樂風》上登過幾期廣告，如1975年10月搖滾歌劇《萬世巨星》的廣告，其他期別另有七款西洋歌曲，再來就是《音樂與音響》評介所及的彼得保羅與瑪麗、瓊貝絲，價格較低廉些，感覺上這家公司出版走向比較能照顧到年輕人的喜好。

大約在1974下半年後雨後春筍多家公司爭相投入錄音帶市場，將我在舊報紙所見資料依時間排序簡單臚列於後。

1975年底楊弦出第一張唱片時連續幾個月的廣告都沒有附誌卡帶，1977年出第二張唱片與《我們的歌》第一、二集約略同時，廣告單上也沒有附誌卡帶，約莫晚個把月，《我們的歌》第三集始出，這時廣告單方才於唱片下方附列卡帶消息，將楊弦兩張唱片精選為一卷60分鐘，售價是唱片的兩倍。由此，洪建全的卡帶較晚再版時才推出，是否如此？或者原初因襲唱片業的習慣，基於卡帶在市場銷售的佔比仍微，並不上廣告，未知，存疑，當成待確認資料附誌於此。〕

完全沒有四海〔成立於1953年〕、環球〔成立於1956年〕、海山〔成立於1960年〕等老牌公司在錄音帶市場被開闢出來的初期有無出版的訊息，真奇怪！可以推想，鳴鳯、合眾、第一等等在古典與西洋翻版唱片市場汲汲營營的公司是否也做錄音帶呢？沒道理不涉足這個新興市場呀？要再追嘍。〔最早聆聽錄音帶──尤其是聽熱門音樂錄音帶──的經驗可能保留在文學書寫，小說或隨筆，就像唱片時代王尚義小說裡住在學校宿舍的大學生在貝多芬生日時借來唱機唱片連播一整天播貝多芬；在接收大員的家中見識日本人留下的古典原版唱片感覺兩造身份的差距；劉大任小說裡的角色們躲起來偷聽梁祝小提琴協奏曲招惹憲警埋伏衝進來抓人。聯合報前社長筆名楊子自詡與時偕進，是同儕朋友中擁有最多 tape 的人，錄音帶代表進步，遂提倡「卡式錄音帶主義」，暗批一直佔住高等學府講壇的留聲機老頭子是該交出棒子的時候了（聯合報1972年1月10日，10版）。不曉得有沒有像四庫全書古代典籍全文檢索那樣，有一套台灣文學全作品的檢索系統可以方便追查。〕

第二階段搜查的探照燈應朝向1966-1971這段翻版唱片早就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代，據前面搜尋得來的線索〔可以再加上一條，1973年報紙社會版屢有色情唱片黃色錄音帶被查獲取締的新聞〕指出，這段時間確實有一個由地下工廠粗製濫造跟原版比起來說是劣質當之無愧但卻帶動後來一切發展之無合法版權以致歷史沒有記載著錄的錄音帶產製與聆聽市場。〔翻了幾本雜誌意外都沒有出現有關錄音帶的廣告或資訊，例如算是時尚雜誌鼻祖的《今天》，特別是編輯企畫別具生龍猛虎一般生命攪動力的1968-69 之間的期別，關注電影、流行音樂、時裝與現代藝術，廣告也多電器、攝影、摩托車，然而找不到一點錄音帶的踪迹。〕錄音帶雖然昂貴，但由所裝的音樂內容物來看，卻非潮流之物，由此知道我原先自然而然以為的「高端效應」並不正確，雖然後來購買卡式錄音帶常被社會科學用來作為測量青年學子生活型態的一項指標，但在初期卻也非由年輕世代帶動，這須要一個解釋：

首先，早期錄音帶收錄的音樂類型主要以輕音樂最多，既非具攪動力量的熱門搖滾樂〔翻版唱片早已引進數不清的搖滾樂〕，也非具社會中堅性格的古典音樂〔這個領域早為排斥圓盤膠片以外任何音樂載體的唱片主義圈地佔領〕──如果有最早那幾年錄放音機的銷售數字、家庭中擁有錄放音機的比例〔應該都有這些統計數字存放在某個地方，應該要學會如何取得這類數字〕如果附上職業細目，或許能對為何早期錄音帶以輕音樂〔作為一種刻板印象上的大叔音樂＋早期錄放音機龐大吃重，在家中屬於固定擺放，由一家之主管理的家庭財產〕而非熱門音樂古典音樂能有些許一目暸然的洞視。

其次，想像在1963年匣式登場到1971年波麗與日本合作生產之間，台灣就有厲害的黑手能用相對便宜的材料生產附最新匣式錄音帶系統的台製音響，也因為匣式早先出現，隨著普及化售價跌降，依《音樂與音響》所刊美國資料，1973年匣式錄放音機的價格約只卡式的一半，這時古典市場是黑膠主義的天下，聽熱門搖滾音樂的青年人尚非音響消費的好主顧，或許這就是最初期錄音帶以輕音樂為主要內容之社會分化的一幅簡單化的素描，尤其在1971年5月以前必定有一個後來在世人刻板印象上變成工廠文化代表之匣式盛於卡式的年代。刻板印象認為輕音樂較缺少文化探討之深刻性，因而也就逸出文化理論所張設的捕捉意義之網，這恐怕是我所謂「唱片主義的歧視」以外，這個領域一直以來對錄音帶總是興趣缺缺的另一層原因。〕

Re：文化人對輕音樂不屑一顧〔這四字應該不會下得太重〕，它跟時髦流行前衛精緻文化一點也沾不上邊，整個兒給人的感覺不脫因循套路〔我自己覺得因循是種能提供安全感的音樂，工商人士職場勞碌被壓榨一天後想不花腦筋休息一下，走因循套路的熟悉感是必須的，晚上不用再探險，明天不會有變化，給予起飛發展快速變遷之社會中沒有足夠職業福利保障之工商小生意者心理慰藉感。〕文化創造含量低，，是一種非作者論的音樂，既不流行也不藝術，在創作上無本真性可言，對年輕人與努力接收西方音樂經典的學院與文化知識份子來說也不是「我們的歌」，自然被排擠到一個辜且只能任其自我存在之零討論的空間。更且，在音樂錄制出版與銷售行業中，以上差別被體制化了：流行古典搖滾可以走廣告宣傳討論八卦之星聞傳播〔聲名浮在口水之上〕的大道，輕音樂則淪入一條我至今仍不曉得，但相信總有其行銷發音留傳聲名的路線，〔在我15-17歳一年十個月流浪童工的生涯中，有位工廠的同事可以叫出十來個電視樂隊裡的樂手名字，我一直好奇他諱莫如深的資訊來源，就如同我後來回去唸高中，一直好奇學校文藝社團的學長們當時他們的淵博知識載於哪幾本密藏不欲人知的書籍雜誌，到現在仍努力探究著。〕只是熱衷記錄底層聲音的音樂採集者始終沒有注意到它。

輕音樂沒有歌詞，如此也就關閉了一條頗具生產方便性與高效的研究及引述的流傳通道，這是否造成其在音樂書寫中相對「沒名化」的境遇呢？〔又或者正因為它沒有歌詞，因此逃過權責單位監管，翻版之日系輕音樂得以在戰後日語歌曲被壓制，由時代國語歌曲與地方戲曲＋西洋熱門音樂盤劇的文化聲響空間得以順利「潛伏」呢？〕暫時無法論述演出和欣賞輕音樂這兩方的美學趣味，如果有輕音樂愛好者〔特別是聽匣式錄音帶〕可以就他們的聆聽經驗進行訪談就好了，〔然而我感興趣的卻一直都是「為什麼沒有這方面的現成資料」，對這「闕如之現象學」的好奇。〕

還有很多我音樂與綜合雜誌還未翻找，也要再去跟圖書館義工暸解一下報紙廣告是否也列入全文影像系統的檢索標的？唱片公司出錄音帶會考慮選擇在電視週刊上做廣告吧？尤其要注意學生刊物上面的廣告，但有什麼地方可以借得一觀呢？傷腦筋。〔同時涵蓋的背景包括：a.匣式與卡式之爭：匣式比卡式早幾年推出佔領市場，當初從音響效果來看，多數人看好匣式，光從波麗年曆廣告中裸女懷抱的音樂帶全是匣式就感覺得出來。匣式收錄音樂時間長，無須翻面，尤其是當聆聽古典音樂時不會中斷聆聽＝auto reverse 與連續換卡帶設計的終極解決。之前屢次引用《音樂與音響》第7期的那篇文章提供具體數據，1973年美國匣式錄音帶的銷售仍以極懸殊比率壓倒卡式，在這一場卡式與之匣式之爭裡，匣式後來是怎麼又為了什麼落居下風呢？b.早期台灣使用匣式是跟全球—美國—日本連動呢？還是完全歸咎在地策略的自主誤判？例如據說是當時製作錄音帶技術最先進的波麗公司看準壓寶四聲道與匣式系統兩項都沒命中後來的發展潮流。c.目前為止搜索到的早期錄音帶似乎以輕音樂為最多，台灣本土錄音活動確實一直有個輕音樂傳統，從大樂隊〔樂隊指揮怎麼養成的呢？好像多數都不是正統古典音樂學院訓練出身，各唱片公司都組織自己的管弦樂隊進錄音間為歌星伴奏，電視公司可能連廣播電台都有樂隊在節目上現場演出，李泰祥也認為他當大樂隊指揮演奏鄉土民謠是他音樂生涯中很有成就的一件事。偶而看到現場大樂隊伴奏的歌唱節目，不管是八大重播（畫質不是 HD，洪榮宏好年輕，謝金燕還是插花小妹）或 NHK 上個月才剛做完與春天有關的歌曲特別節目，都會覺得很感動。〕到小編制〔從以前陽光合唱團（我在舊雜誌上看到其中一位團員講他們如何崇拜美國投機者努力鞭策自己演奏得和他們一樣好的自信話語中流露出感人的世界觀，就很想像一個遲到了50年的留級生上網路在他的談話下面 Re 個什麼。）一直到八十年代後有聽國台語歌會去看歌詞單詞曲作者編曲伴奏和 solo 樂手名字的人都很熟悉的那幾個錄音室頂尖樂手也分分合合組了好幾次團，云云。d.怎知當初被──還是要強調是隨經濟發展階段站到一定位置餵養出來同時也作為維護這個系統的高層次美學品位──視為聲音差、不看好、小孩聽流行歌、玩具一樣、只是替代這一條朝向以方便性為主要考量的進化路線最後產下了終結自己與CD的電子化雙殺手，反而要求聲音好、主打聽覺享受的高品味路線剛開始推出超級 CD一下子就停止──是否要算是被市場勒令停止──研發了呢？唏嘘之餘也感到其中歷史與科技的合謀，將音樂又帶往聲音的現場。〕

Re：有人把CD看成自殺式的發明，我倒認為這是科技內含之否定性與歷史合謀的一個絕妙搞笑的例子，CD 太容易破解複製轉檔成mp3，上傳分享提供下載，產業再難從售出一個個 copy 獲利，自然將音樂從唱片錄音導向現場性的回歸。〔音樂本來就是現場的呀，祭祀、慶典、農民圍著篝火、百工在小酒館聞樂起舞，這樣子的聲音才有身體性。〕這是信奉音樂＝唱片，而且只＝唱片的基本教義者所不能想像的。科技使得聽眾再不會想在表演現場偷錄音，那會被認為是多土的行為啊！必得拍照、錄影、網路分享，若 po 出來的光只有聲音，太遜了。聲音被收納進影象，編隊、聽其號令，成為其多軌中附帶性的一軌。看吧，又有東西被影像吞噬了，這隻黑洞式的怪獸。

將下半場沿著三條思惟公路進行搜索所見綜述如下：第一條音響性的軸線於此路段景觀儘是講究音響品質的四聲道、匣式、中產品味之室內聆樂享受與卡式之方便性、戶外、車用及低價學生帶的鬥爭；在第二條路線上翻版迎來了版權時代〔早期投入錄音帶事業曾因翻版侵權吃上人家官司的波麗公司在1973年9月開始成為被人仿冒翻拷盜版的對象〕，進口貿易與設廠自產自製展開激烈競爭，錄音帶價格開始滑落，拉進與唱片的距離，根據我自己的印象，大約在1980年左右低於唱片。第三，在聆聽經驗這條路上，最早的錄音帶聆聽經驗可能保留在文學書寫、影視廣告、時尚雜誌；原先我以為台灣的錄音帶歷史起源於高端效應並不正確，錄音帶發展初期也非由年輕世代帶動，推定在工商菁英知識份子與青年學生族群之外另有一個台製音響的輕音樂傳統。

音響性與方便性的鬥爭最後產下了電子化的時代雙殺手將音樂導向現場性的回歸，〔音樂之非現場性舉例：有次看報導唱片錄音採分開作業方式，製作人把歌曲（很可能只是 DEMO 帶）拿給樂師聽一下，跟他說這裡來一下什麼，那裡來一點什麼，說完想一下，點點頭馬上就直接來，樂師跟歌星可能根本沒碰過面，甚致不同樂器的樂師跟樂師間也沒碰過頭。〕音樂與音響都是身體性的，新的聆聽經驗同時也是翻版問題在這個階段嘗試的解決策略，三條思惟公路最後又會合一起，等待下一次出發。

（四）最後也找一下自己的錄音帶吧

我應該沒有波麗的錄音帶〔雖然我也會聽輕音樂，在我最後聽音樂那陣子幾個月下來幾乎都只聽 Giovanni〕，把我自己的卡式錄音帶挑了一些看起來比較舊的出來檢視，有一卷金聲出版的 matt monro 裝在像小學生吸鐵鉛筆盒那樣的材質構成有經濟部專利第 6521721 號的錄音帶包裝盒內感覺身價不凡，去經濟部的專利資料庫，每個科別欄目都輸入這組字號查詢，並無所獲，只好老實檢索歌曲，A1 From Russia with Love 是1963年的電影主題曲，B2 Born Free是1966年的電影主題曲，B3 Speak softly love 是1972年的電影主題曲，在側標底部發現 4 track stereo 字樣，之前已經確認過1961年5月波麗已經領先業界出版四聲道錄音帶了，所以這條線索沒有什麼進展，只好先擱在一邊。

另外有一卷是之前在圖書館紙上搜尋也曾出現的三麗公司發行的美黛第二集，編號 2002，根據經驗有可能是創業或開始出版錄音帶第2年的第2卷，封面上有「1969 最暢銷國語歌曲」字樣，那幾個字質感較新，畫質較細〔用現在的話來講就是畫素較高〕， 加之沒有依這個時期國語唱片正廠同業的習慣在封底標注指揮與樂隊，推想是據他廠正版翻錄時另外照相打字趁工廠製版疊加上去。然而試想自己是出版商，在封面上標注這是前幾年的暢銷曲，未免太 low 了吧，所以即使非正版，最晚應該也是1970年初的產品才對〔這豈不是比我搜尋多日找到1971年5月波麗出版第一批的卡帶年代還更久遠嗎？〕將盒帶取出來，外觀雖差，但聲音尚可，聆聽沒有問題，還感覺得出位置與音場，〔反而許多 80 年代買的非版權錄音帶如拍譜、西霸、細胞、光美、麗鳴、震撼、三星，諸多排行榜選集尤其是九十年代以後的國語版權帶聽起來感覺磁粉氧化都掉光一片模糊了，或因潮濕沾黏致使聲音扭曲品質不甚靈光。〕這時注意到盒帶上除出版登記還有營利登記，是民國61 年的許可字號，換句話說這盒錄音帶的生日不可能早於 1972 年，接著注意到電話是台北市7碼，google 暸解了一下，1975年1月1日凌晨2時起大台北區電話改為7碼，由此可確定是1975年以後生產。怎麼會這樣呢？既非整理歷史錄音，真會有人在封面上大刺刺標寫這是多年前的舊歌嗎？想了好一陣子才想通，一定是三麗早幾年──大概就是1969年──曾經以唱片的形式出過這張專輯，那時在原唱片上另外打字加注「1969 最暢銷國語歌曲」，幾年後投入錄音帶事業， 直接使用原來的封面圖版省了另外花錢，由封面桃紅色那塊圖案區長寬比例正是唱片封套規格可以間接支持以上推論。

順便也想對唱片錄音帶上都會有的出版業登記証字號──依管理權責劃分，從早期的內警台唱字號〔唱片出版由警察機關管理＝一個很有戒嚴感的字號〕，到內版台音字號、內版台業字號，最後是主管權責機關由內政部轉移行政院新聞局後的局版台音字號──進行暸解。以為這些字號生效與壽寢的起始年月網路都有確定數字，結果沒有，很訝異，不可能。因為我個人心理殘障，十幾年來一直莫名其妙刻意避免使用google──當然也是一種排除的手勢──所以搜尋功力十分不及格，跑去圖書館同時也發現自己完全不會查法律條文演進的資料，零概念，只好用最笨的方法，一張張去翻家裡的舊唱片查看上頭的注記──一下子就累了，只是抓個大約的時間而已──內版台音字號使用至1975年春夏之交，年中以後則都是局版台音字號了。也就是說，1975年上半年以前的錄音帶上頭出版公司的資料一定是內版台音字號，出現局版台音字號一定晚於1975年7月。如此一盒一盒檢視，不管外觀如何發霉老舊顯得粗糙兩光，也不管音樂原始出版年代有多久遠〔周旋白光梅蘭芳〕，只要上面出版公司的電話號碼是7碼、登記証是局版台音字號的都儘可排除不用理會〔那盒我以為很舊，裝在專利錄音帶包裝盒的金聲版 matt monro 其實年紀沒我想得那麼老。〕

如此只剩沒有標示公司電話的女王與嗚鳯出品的平劇錄音帶〔家裡有些女王及嗚鳯發行以平劇為主之10吋戲曲唱片，時間多在52-58年，這些錄音帶封面有些褪色嚴重，橙色變成黃色，說明紙粗糙並且只有一小張迷你尺寸的年代一定較早，但從錄音帶本身來看進化程度其實還蠻高的，經驗說它生產於1980左右，並非久遠古物，暫擱一邊無妨。〕最後剩下來的這卷「四海卡式錄音供應中心」製作出品〔與麗歌另外成立錄音帶部門採相同模式〕，公司電話仍為6碼，且屬於內版台音字號〔唱片說明與公司登記資料直接印在封面紙的背面，依舊日手工編輯排版經驗，說明部份的字樣較為模糊，明顯是由「普通打字」印刷的文件複印微縮而來；公司資料字跡清晰，顯然是為了製作這份錄音帶特別「照相打字」施用於排版，既屬新近製作，就沒有理由將舊或即將更改的電話號碼印在上面，可知這卷錄音帶實際身份說什麼也絕不可能晚於1974年尾。〕的黃友棣合唱歌曲小提琴曲集，A、B兩面共11曲〔這張錄音台大數位典藏館與四海公司專案合作藏有一張12吋唱片，並未著錄年代──大陸的資料庫則說這張唱片出版於1970年1月，不知可信否？存疑──也無唱片編號──我的錄音帶編號是CT 1041，很可能指的是四海出品同系列的第41卷錄音帶──台大所藏唱片封面底色、格式與我手上這卷錄音帶不同，但把網頁上的照片放大，由合唱團團員模糊的長相輪廓可辨識兩者為同一張照片，然而唱片版標題只作「黃友棣合唱歌曲集」，經檢查確認，只收錄合唱8曲，比我的錄音帶少了3首小提琴曲，而且印在封面底的公司所在位置已搬遷至後來的土城新址，電話也老早升級改為7碼，可知這張四海老闆提供給台大的唱片是較晚的再版。〕兩組座標合觀，應該可以大致確定它最晚也是1974的產品。〔倒是出乎我之意料──畢竟比較常看到原10吋唱片再版改12吋補了幾首短曲進去填時間，載體容納量越來越多，再版反而刪減曲目想不出是什麼邏輯──這盒原先沒被看好，差點連初選都沒份的錄音帶是我家中年代最古的收藏──其實半新不舊只能算是中古——而且從它比人家多出三首小提琴獨奏曲來而且從它比人家多出三首小提琴獨奏曲來看，似乎也不是完全沒有價值。也不曉得這樣對不對。好吧，把發現按時間順序登載一遍繪成表格，就此結束第一階段的搜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