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長壹段時間，壹直到上大學前，我常常有種古怪的感覺。我像是生活在迷霧中壹樣，知道自己有不知道很多事，但不知道是什麽事。生活中的很多東西感覺不合理，但我卻說不出來為什麽。後來，在大學前的那兩個月假期，我把《鄧小平時代》讀了，那種迷霧般的感覺才消散——原來我是缺少對中國現代歷史的認知！我知道了中國為什麽會變成現在這樣，這條路是怎麽走過來的，也知道了隱藏在他人文章中的各種暗語。
在讀這些書的時候，我好像是久違地和現實世界接觸了，它是真實的，赤裸裸的，沒有隱藏的。我的大腦像是被倒入壹碗冰水，有點痛，但是很清明。可是當合上書的時候，當我回到日常生活，刷著公眾微信號，看著bilibili視頻，我好像又進入了原先混沌曖昧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裏，2018年修憲和新疆再教育營是不存在的，影視劇下架、教授因言被開除是沒有發生過的。啊，妳看看這個靚麗的、現代的、萌萌噠的世界，壹切都那麽美好，它難道不是真實的嗎？它才是真實的！好像有人這麽和我說。它才是真實的！妳見過那死了幾千萬人的饑荒嗎？妳沒親眼見過吧？但是屏幕上這些可愛的女團成員是真的存在的。
我的頭腦好像壹下子清醒，壹下子混沌。當周圍的壹切都對某幾件事閉口不談，莫名其妙的，這些事好像從根本上就從來不曾存在。如果我在腦子裏質疑，倒更像是我自己的臆想。是周圍所有人有問題，還是我有問題？按照我們從小學習的中國人的謙遜，那當然應該是我有問題。既然如此，肯定是大家說的對。
只有當災難出現，比如今年武漢的瘟疫，我才會被刺個激靈，對自己當下的處境和整個中國社會有個更清晰的認知。壹月和二月的時候，所有人似乎都看明白了，但是，隨著時間過去，之後的幾個月，所有人又像是沈睡進了那個混沌世界裏。那些在街上病倒的武漢人，在街頭哭喊的女孩，他們的形象逐漸模糊起來，變成灰色。有的人甚至生氣：什麽？難道我們的抗疫不是大獲全勝嗎？妳別聽方方那個老太婆胡說八道！僅僅半年不到，那顛覆認知的痛苦就好像不存在了，甚至還得方方去轉發壹些東西，證明自己幾個月前寫的東西是真的。
為什麽我們的記憶力會如此差，是痛苦還不夠嗎？
我覺得，是因為現在的中國社會沒有能留下記憶的東西，而我們自己，還是太懶了，總想著靠著別人去記憶。
如果是在壹個正常的公民社會裏，當出現嚴重的公共事件時（都不用提武漢新冠這件事，光是百度貼吧把2017年前所有帖子刪除就夠了），會有媒體從各個角度寫文章，會有人抗議，人們會大量地討論。這些事件是真正地融入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了，人們是對它有感知的。但是在這裏，在中國，事情發生了，不過是幾篇幹癟的新聞稿，有的甚至連新聞稿都沒有。“壹切盡在不言中”，“妳懂的”，在這壹大片敘述的真空中，連事件本身的真實性都顯得可疑起來。就算有人鬥膽寫了，各種委婉詞，各種避免觸及紅線，痛苦被死死壓在表面的溫和之下，被人讀到，也不過是不痛不癢。
在中國的“主流”社會裏，沒什麽能幫助我們記憶的東西，甚至記憶本身就是壹種罪行（比如六四紀念，比如各種禁書）。前幾天，我恍然覺得，原來是中國政府在對整個社會進行gaslighting，也就是故意說謊，扭曲真相，讓被害者對自己的理性和記憶產生質疑。因此，當我懷疑“是我錯了嗎，還是他們？”，我需要告訴自己是“他們”。
既然在這裏已經沒什麽能裝得下記憶的容器了，我們需要自己記錄下來。**記下來，告訴自己曾經發生過這些事，這才是真實的中國。不能總等災難發生，讓自己被動地清醒，我們需要時刻保持自己的清醒。**沒有人能幫我們做這件事，媒體行業已經消逝，網站上各種封號刪文，墻越來越高。我們只能靠自己了。
以上是我這段時間的體會，但我最近看了壹篇文章，發現好久以前，久到在上世紀五十年代，這樣的“社會性遺忘”已經發生過很多次了。我看的是方勵之在1990年在《紐約書評》上寫的文章，題目就是《中國失憶癥》（The Chinese Amnesia）。讀了以後我才知道，原來這種全社會範圍內的失憶是真的每十年、二十年發生壹次，每壹代人都不知道上壹代人經歷過的苦難，因此對政府格外天真。這個荒唐的輪回，我們已經度過了70年。
在讀這篇文章的時候，我很有感觸，在網上找了很多次都沒有找到中文原文，所以我自己把它翻譯成中文，給大家看看：
中國失憶癥
作者：方勵之
翻譯：Perry Link
英翻中：Tan Tan
1989年11月，當我在北京的美國大使館避難到第五個月的時候，我收到了兩封來自紐約的信。壹封是壹個叫中國人權組織（Human Rights in China）的主席寫的，另壹封是我的壹個朋友寫的。兩封信都邀請我給壹本叫《龍的傳人》（Children of the Dragon）的書題字，他們兩邊正在編輯這本書。壹開始，我是不太想寫的。壹個原因，是我在大使館裏找不到宣紙和墨塊。我只有壹臺中文打字機，顯然無法滿足寫字的要求。另壹個原因，是我不太喜歡“龍的傳人”這個題目。用龍這樣壹種根本不存在的生物來給中國人做象征，好像是在暗示中國人是特別的。這和我的信念相違背，我認為人性是普遍的，沒有種族上的差異。
不過，因為我對這本書的精神和內容都完全贊同，所以最後還是找了個方法題字。我想，很多時候，書名只是為了讓人行方便的標簽，沒必要對它吹毛求疵。現在，這本書已經出版了，我很高興我對它有寫了四個字的貢獻。
作為四字的貢獻者，我算是《龍的傳人》的作者之壹了。很多作者都希望他們的書能廣泛地流傳，但是我卻希望這種流傳不要太廣。接下來，我會講講為什麽我會這麽想。
目前，沒有壹個準確的數字去統計講述1989年春天安門事件的書，但毫無疑問它們非常多。有個來自哥倫比亞大學的朋友最近寫信告訴我，她還有她的壹個中國同事，兩人都是天安門事件的目擊者，本來打算寫壹本關於它的書，但是出版商告訴她們說，已經有太多天安門事件的書了，市場已經“飽和”了。最後兩人只好不情願地放棄了這個計劃。現在，這裏又有壹本新的關於天安門事件的書，看來也只能有不多的流傳度。
在我看來，壹個龐大但是“飽和”的市場，正是天安門事件造成的重要結果之壹。它標誌著“遺忘技術”的失敗，而這壹技術正是中國共產黨維系統治的重要手段。我在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下生活了四十年，見識過很多次這個技術運作。它的目的是強行讓整個社會遺忘歷史，特別是中國共產黨自己的真實歷史。
1957年，毛澤東發動了反右運動，清理知識分子。超過50萬人被迫害，有的被殺了，有的是自殺，有的被關監獄，有的被送去勞改。最輕的懲罰是被打上“右派”的標簽。這也叫“戴帽子”，意味著壹個人將不得不忍受可怕的汙名。那年，我剛剛大學畢業，也是在那壹年，我第壹次被清理。
在1957年反右運動後，最讓我憂心的並不是我被懲罰，也不是自由思想將被消滅。那時的我仍然是個馬克思主義者，或者是半個。我覺得人們對自由思想的批評，包括我自己的自由思想，並不是完全的沒有道理。真正讓我憂心的，是我完全無法理解中國共產黨為何會用如此殘忍的手段去對付知識分子，那些僅僅表達了壹點獨立思想的人（甚至有的人什麽獨立思想都沒表達）。我當時總覺得，黨和知識分子（包括那些有壹些獨立看法的知識分子）之間的關系應該是友好的，至少不是憎恨。
後來，我發現我的這種困惑對年長我十歲、二十歲的師友們來說，簡直是可笑。他們嘲笑我對歷史的無知。他們告訴我，早在1942年，黨還沒有掌控全國的時候，同樣殘忍的手段已經在延安對付過知識分子了。我在大學的時候學過黨史課，自然也知道1942年的延安有過壹段針對“自由主義”、“個人主義”，還有其他非馬克思思想的整風運動。但是，我確實從來沒想過他們“整風”的手段包括“批鬥”——這裏面包括強迫人們自殺，甚至是斬首處決。經歷過延安整風的人們每次提到它都會臉色蒼白，但是十五年過去了，我那壹代人根本不知道這些事。我們真是罪有應得啊。
又過了13年，到1970年的時候，輪到我們來嘲笑新壹代的年輕人。那時正是文化大革命（1966年到1976年）發展到中期。在初期的時候，毛澤東曾經利用過大學生們去打倒他的政治敵人，很多學生都狂熱地支持他。但是到七十年代的前幾年，同樣是這壹批學生，他們變成了被攻擊的目標。1970年，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物理學系所有的學生和老師都被送到安徽淮南的煤礦裏接受“再教育”。我當時是物理系的壹個講師。在那個夏天，針對學生們的“反革命言行”達到了批鬥的頂峰。壹些學生被“鬥”了，壹些學生被關起來“檢查”；很多學生根本受不了這種恐怖的政治氛圍的折磨，紛紛病倒。在煤礦裏，我的壹大工作是拉板車（壹種很像馬車的東西，不過是由人拉）來送這些生病的學生們。在同壹個礦井裏，有四十多個學生和我壹起挖煤，其中有兩個自殺了——壹個是跳樓，壹個是臥軌。
這些學生中的絕大多數，都和1957年的我壹樣無知，從來沒想過黨政府會對忠於它的學生們如此殘忍。壹個學生，後來成為了我在天體物理學研究中的同事（他現在人在美國），曾向我吐露，他對反右運動的真實歷史沒有壹丁點兒概念。他是直到自己被拘留被審判的時候，才逐漸意識到為什麽很多年長者每次提到反右這個詞，都充滿恐懼。對他這代人來說，反右運動中所有的人和事，完全是壹片空白。
到1989年，同樣的事情再次發生了。壹份針對參加天安門民主運動的學生們的不完全調查顯示，超過壹半的學生對發生在1979年春天的事毫無認知。當時很多年輕的積極分子在北京的民主墻上發表獨立思想，然後馬上被抓了。學生們根本不知道鄧小平迫害過民主墻運動的參與者們，也不知道“第五個現代化”，也沒聽說過魏京生（最敢言的活動者之壹，正在服刑）。對這新壹代人來說，才不過十年前的事，就已經成為完全沒聽說過的歷史。
每過十年，這種將真實歷史從中國社會記憶中完全抹掉的事總是壹再發生。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忘記歷史”政策的目的。為了讓整個社會陷入持續不斷的失憶中，這個政策要求凡是不符合共產黨利益的歷史信息，不能在任何演講、任何書籍、任何文件，或者其他任何媒介中表達出來。
1987年是反右運動的第三十周年。在1986年十壹月的時候，我，許良英，還有劉賓雁，三個人計劃組織壹個學術研討會，以三十年後的眼光回看壹下反右運動。我們的初衷是記錄下當時的真實歷史。雖然那場運動造成了50萬人被迫害（那些被整死的人的數量遠遠高於如今六四屠殺中的死亡人數），但我們發現關於那段歷史，所有公開發表的文獻裏都是壹片空白。那段歷史留下的唯壹記錄僅僅在僥幸活下的人的腦子裏。隨著時間的流逝，幸存者的數量越來越少，對年輕壹代來說，反右運動給他們的印象也越來越淡薄。在那些能夠提供口述歷史的人完全消失之前，我們希望能留下壹份記錄。
我們的計劃被當局迅速阻攔了。1986年十二月中旬，我們發出第壹份“反右運動三十周年學術研討會”的公告，凡響很快，幾天之內就有好些人給我們寄文件，另壹些人通過寄錢來表達支持。但是當局的反應也同樣很快。許良英和劉賓雁經受了極大的壓力（我沒事，當時我人不在北京），後來過了兩周，我們沒有辦法，只能宣布研討會取消。這件事說明，哪怕是三十年前發生的事，共產黨也不願意松壹點點口子讓人們進行自由的交流，他們只想讓人們陷入徹底的失憶。這也導致直到現在，在中國的圖書市場上，找不到壹本深度講述1957年反右運動的書。
很遺憾，在西方，僅我所見，也沒有這樣壹本書。對這個世界來說，中國共產黨的大部分歷史，要麽是不知道，要麽是完全忘記了。如果說，在中國，整個社會是被政府強制陷入失憶，那麽在西方，是壹部分有影響力的作家有意地忽略了歷史，並且願意遵守共產黨審察制度下的“標準公眾意見”。
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的書就是這個趨勢中的壹個例子。斯諾在中國生活了很多年，我們可以認為他非常了解中國社會。然而，在共產黨掌權後關於中國的報道中，他嚴格遵守了黨的宣傳要求——包括遺忘歷史。在《今日紅色中國》（Red China Today）中，他在六十年代初期寫道：
“我努力想找到饑民和乞丐來拍照，但無論如何都找不到。其他人也找不到……我可以保證，我在中國沒見過饑民，這裏也沒有那種古時候的饑荒發生。在寫下這段文字的時候，我不相信此刻的中國正在發生饑荒。”
真實的情況是，在六十年代初期，中國發生了兩千年有文字記載以來最嚴重的饑荒之壹，連中國共產黨都沒法否認它的存在。在1960年到1962年這三年間，有2500萬人死於饑餓。至於乞丐，他們不光存在，甚至形成了壹種帶有共產特色的文化。1973年，我在安徽聽壹個農村的“先進”黨支書發表報告。他的壹大“先進”經驗是組織全村的村民們形成乞丐隊伍，在附近的村子裏走街串巷地乞討。
斯諾的墓地是在北京大學壹個清幽僻靜的小山丘上。在他的壹生中，他在中國都很受尊敬；沒人會置疑他對中國和中國人民的愛。但是他寫的東西就沒受到那麽多尊敬了。在他的書中，很多視角都來自他的老朋友毛澤東，換句話說，也就是共產黨官方宣傳的視角。像斯諾這種中國專家，他們的作品實際上起到作為共產黨“特別宣傳部門”的作用。他們幫助共產黨的“遺忘技術”成為壹個完整的閉環，在中國內部，也在中國外部。
長期以來，這種外援幫助中國共產黨進行不被世界輿論覆蓋的活動，避免了有效的監督。共產黨對人權的破壞罄竹難書，但這些事不光在中國的記憶和討論中被禁止了，在全世界也被極大地忽略了。世界從來沒有對他們的壓迫進行過緊急嚴厲的譴責。
發生在天安門廣場上的事是第壹個例外——第壹次，中國共產黨的暴行被完整地記錄和報道了出來，也是第壹次，整個世界都在強烈譴責。
雖然，在中國，直到現在共產黨都在盡他們所能地使用“遺忘技術”，但他們的“特別宣傳部門”已經不起作用了。世界意見領袖的位子，特別是在中國的很多記者和觀察者的位子，也都改變了。在六十年代初，埃德加·斯諾曾經被邀請和毛澤東壹起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參加慶典。到1990年，同壹道城墻下，很多記者被軍隊毆打。這是天安門事件帶來的重大改變之壹。
基於以上種種，講述天安門事件的書在“市場上飽和了”，正是表現了壹個重要的事實：就算國際上對這個政權的壓迫的關註可能會壹定程度上淡化，但是中國共產黨無法再在國際輿論下掩藏了。事實將不再那麽容易被遮掩，去年發生的真實事件也不可能再被遺忘。這是中國融入全世界、前進發展不可缺少的壹步。
P.S. 現在看來，方勵之還是太樂觀。在新壹代年輕人中，很多人不知道六四是什麽，他自己也成為了被遺忘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