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負責任書評：從《性感槍手》小說窺見台女文化的愛慕虛榮與被愛妄想

這部台灣於2018年出版的小說《性感槍手》與其說是作者陶曉嫚作為一種報導文學式對八大行業的考察與紀錄，不如說正反映出台女文化中，典型的「被愛妄想症候群」與愛慕虛榮。這樣說，雖然是站在男性視角下對於台女文化的考察，但也難免被懷疑為某形式上的「厭女主義」。

這部打著以女權主義作為社會關懷的類型小說，表面上看似在抨擊資本主義將女性身體物化的交易體系，「這個世界先笑貧、再笑娼」，不如說是作者身為台大經濟系畢業後，又身為《新新聞》週刊媒體八卦式的報導文學。筆者認為透過小說幾個人物，大致可以點出台女文化中扭曲的價值觀，以及愛情商品化的嚴重問題。

先從小說的主角人物談起，以「槍手」職業維生的宋梁韻，綽號「涼圓」是作者刻意安排的「良緣」諧音，暗示著渴望透過良緣來改變自身命運的酒店小姐，卻無奈因為自己性格底下的「被愛妄想」給變成了「斷送良緣」。其實，這又何嘗不是台女文化中的真實寫照呢？雖然以男性視角來反思女性處境問題多少有失公平，但男性於此意識形態底下又何嘗不是受害者？

在看似以幽默風趣及諸多術語的書寫裡頭，其實我們看到的不外乎是台女文化中弱弱相殘的典型宮廷劇戲碼，更多的是台灣男性在此愛情市場裡的失勢，及台女文化中典型的「灰姑娘症候群」。劇中的角色無一不是展現出人類性格中「被愛妄想」的缺陷，無論是主角在渴望從男友身上找尋愛情的拯救、無法面對自己原生家庭的自卑、抑或是酒店小姐透過掌握客人的金錢來滿足自己空虛的安全感，都令讀者在閱讀的同時無不感到唏噓與惋惜。渴望被愛無非是人類的共同天性，不論男性與女性，都希望自己擁有被愛的權利。但在資本主義的邏輯底下，愛情已經不再純粹，而淪落為利益計算與救命的一根稻草時，我們就不得不放棄以愛情作為一種拯救的癡心妄想。

日本社會學家山田昌弘，就曾在《「婚活」時代》一書裡清楚分析當代的婚姻市場，已經不再是兩性可以自由戀愛，或女性仍舊活在過去童話故事裡，女主角灰姑娘仙杜麗拉麻雀變鳳凰的角色，並指出其日本社會正面臨嚴重的「婚活」現象，也就是女性的戀愛對象選擇，考慮的並非是男性是否自己所愛所求，更多的則是以男性的社經地位及職涯規劃作為第一優先考量的交往條件。這種女性的刻板印象中的「被愛妄想症」不論是韓劇或電視影集的洗腦，都使得婚姻市場失衡加劇，同時兩性也無意識的將自己的身體與生命價值物化的傾向。

2016年台灣新聞媒體曾大幅報導在日本造成轟動的日劇《月薪嬌妻》，也正迎合台灣婚姻市場女性「婚活」的集體現象，事實上，這個問題並非是在2016才出現，早在台灣政府大幅引進東南亞勞動力、泰國、印尼、菲律賓的男性作為低階勞力的密集同時，私人的人力仲介公司也正大幅引進外籍新娘，大舉由經濟落後地區的東南亞移民流入台灣勞動力市場及婚姻市場，不但造成整體勞動低薪的社會問題，也使得婚姻市場混亂加以惡化。或許站在那些政策制定者的立場來看，一切自由經濟的市場流動不過是一種必然且開明的政策，但短視近利誤以為以低薪勞工填補台灣勞動力短缺及滿足羅漢腳渴望傳宗接代的慾望，造成的是往後更大的社會問題，於是台灣「新住民」的人口也就逐年不斷攀升，瞬間一躍成為台灣族群的第四大人口。

其實，有做過人口統計研究的人都知道，台灣島自古以來就一直是個移民社會，除了移民的問題之外，最嚴重的不外乎是最令台灣人精神錯亂的「殖民思維」。光是稍微研究一下台灣殖民史的資料就知道，被日本統治將近五十年的台灣人，多少有著崇尚日本母國的懷舊心理，更可怕的是在美援時期1，將美國資本主義文化入侵的意識形態，視為拯救台灣經濟的一大奇蹟，但台灣人念茲在茲的卻是國民政府來台所造成通貨膨脹以及官商勾結的腐敗文化，卻忽略中國傳統底下固有的文化根源及自我認同。

這本小說，除了勾勒面貌姣好的涼圓親自葬送自己的良緣之外，更大地諷刺著台灣男性身為台灣男性在婚姻市場失衡的自我價值。書中兩位與女主角關係密切的男性，其中一位是身為警察男友的林道儒，另外則是作為涼圓恩客的勞點，兩位男性皆具有台灣中產階級象徵代表的公務員身份，可見女主角（抑或作者眼裡）台灣的男性僅存可以搭得上邊的就只存在著月收入中位數的公務員，其他的人都是「奧懶叫」或是「鹹豬手」？在閱讀的同時，深感悲哀的是，台女文化中將金錢視為本位的價值觀，無論是在小說書寫當中，沒有錢就滾蛋的心理變態，或是看似在嘻笑辱罵「男性沙文主義」的台詞對話裡，認為男性想佔便宜或白吃白喝的觀點，都述說著身為女性的安全感，完全是建立在金錢的價值體系之上，女主角最後也因此而失去男友的信任感。

回過頭我想拿《月薪嬌妻》中的新垣結衣來比對小說中的台女角色，就發現日本雖然存在著所謂的「婚活」現象，但我們仍舊可以看到金錢在女性角色身上所扮演的，只是一個自我價值的認同、及女性自主權的展現；相比之下，台女文化的角色裡，幾乎沒有一個不是患了嚴重的「公主病」，每個女性角色都自以為是童話故事裡的公主，等待王子（富二代）來拯救自己悲慘恐怖的人生，完完全全是婚活的另一個極端。
筆者認為，台灣的性別平權並未落後日本，甚至女性在職場上所扮演的角色可說常常是眾人注目的焦點，但將女性自我落入慾望的苦海裡掙扎的價值觀，無非就是背後一股虛榮心作祟。我們看見，小說中的女性，無論是透過百貨週年慶的大採買、抑或是優雅姊妹下午茶、國外旅遊的自拍展現，不外乎全都是一種愛慕虛榮「被愛症候群」心態作祟，難道身為同樣時代的男性，就沒有被愛的渴望嗎？為何男性，在小說的描寫之下，就只能淪落為一種「賺錢的工具」，或是追求「理想/夢想」的縮影呢？
小說底下兩位男性就是典型台灣男性的悲歌，無論是努力追求夢想之後出國唸書的林道儒也好、還是為了愛而不惜付出一切金錢來追求「良緣」的勞點也好，悲哀的是在婚姻資本市場底下，弱弱相殘的結果不是兩敗俱傷就是全盤皆輸。

最終，我們看到小說的女主角帶著些許感嘆地望向離他遠去出國追求夢想的林道儒，丟棄因為肢體殘廢的中年公務員勞點，看似勇敢地離開了肉體行業的苦海，但事實上卻仍舊在哀怨的婚姻市場裡載浮載沉、渴望愛情。

別忘了，渴望愛與被愛是人類共同的天性，不論是男是女，每個人都有被愛的權利與擇偶的自由，但是究竟是誰選擇了放棄自由，而選擇以金錢作為最後依歸，那就是個人的「選擇問題」。我們並不試圖在文章的結尾給出一個結論或評斷，而是希望能夠提出一個不同的想像空間。愛情，是否可以回歸最單純的心理感受？而屏棄複雜的利益計算呢？

注1:參見《美援年代的鳥事並不如煙》劉志偉，啟動文化，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