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望死與資本主義的未來-《魷魚遊戲》裏的遊戲與生存

　　「絕望死與資本主義的未來」為主標題，所欲傳達劇中角色在參與本片遊戲時「遊戲已經不遊戲的絕望狀態」，同時亦暗示資本主義晚期中生存狀態的理想幻滅。此標援引前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家安．凱思與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安格斯．迪頓甫出版的開創性著作，此書闡述的面向設定在美國勞工階級與美國夢的幻滅，作為資本主義核心的美國對比此劇的南韓，事實上在對照劇中主角最後放棄搭機前往美國探望女兒的結尾，別有意味兒。令人絕望的是，本劇所暗示資本社會中底層民眾所瀰漫著一股疫情籠罩後的「絕望死」狀態。本文將探討2021年9月17日上線的Netflix韓國原創劇中生存遊戲的幾個主要議題，並藉以荷蘭哲學家赫伊津哈(J. Huizinga)，曾於1938年出版一本理論著作稱為《遊戲人》（Homo Ludens）理論概念出發，分段描述本劇各集如何藉由展示「遊戲」與「生存」兩大面向，作為絕望死與資本主義的未來。

　　首先從J. Huizinga遊戲理論觀點中透露「遊戲人」可作為人類及其社會文化的剖面切入，可發現本劇所欲深入探討的核心理念「生存」與「遊戲」兩者間有深厚、且密不可分的關聯性。自古有言：「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人為財死，鳥為食亡」。但「為己」、「為財」，卻尚不足以明言《魷魚遊戲》細膩之處。J. Huizinga曾於理論中提到「遊戲」與人類的理性發展、社會文化現象的形成有很強的作用。讀者從引言即可得知，構成此戲劇全球風潮的現象，亦反映疫情苦悶的當下，權勢者除了展示公共政策話語權與資源分配權外，對於「基本人權」的考量亦佔很大部分的遊戲性質。疫情期間，除在家觀賞《魷魚遊戲》用以消遣禁閉苦悶外，同時也可循劇中人物與大環境的政治經濟反思理性社會，如何表現人性剖面中遊戲的動機與生存表演、參與觀賞演出，達成共體時艱與防疫的模範角色，堪稱深度與廣度俱全。

　　事實上《魷魚遊戲（以下簡稱魷片）》所套用公式化的類型在2021疫情延燒當下爆紅，早已不是什麼太過新鮮的事情。早從日本東京作為國際性大都市，進入千禧年的不安與後現代恐懼，則以北野武飾演《大逃殺 バトル·ロワイアル；Battle Royale，2000》堪稱影史經典、及隨後推出換湯不換藥的爆殺循環系列；韓國以深掘人性出名的金基德導演更有《末日飛船Human Space， Time and Human，2018》到近期紅遍坎城影展的《寄生上流기생충；Parasite，2019》；或是美國版本的《飢餓遊戲The Hunger Games，2012》、《國定殺戮日系列電影 The Purge，2013-2021》、稍早的《鐘點戰 In Time，2011》...等皆可列入邪典映像的佳作。一方面現實則透過疫情延燒之際，反映出強國多數國民皆享有施打第三劑疫苗優先權外，邊陲國家卻遲遲購買不到疫苗，甚至多數連第一劑都沒得接種。國際政治上有顯而易見的貧富差距資源落差、台灣島內亦反映出嚴重公共衛生資源不平等的現象：新聞上常見有錢人花大錢出國打疫苗、兼泡泡旅遊早已見怪不怪，甭提身為青壯年人口作為國家生產主力的族群，早已被島國邊緣化遺忘列為最後考慮對象。《魷片》令筆者感興趣的重點，反倒不是早已把觀眾胃口養大，或經媒體大肆渲染、瞠目結舌的暴力美學，亦不是冷飯熱炒、重複批判抱怨貧富差距所導致不公不義的問題。

　　如今全球貧富差距加劇早已是不爭的事實，但《魷片》想展現的卻是J.Huizinga理論基礎中，所提醒觀眾將重點擺在人性底層，容易被忽略與淡忘的生存與遊戲本能，筆者認為本劇螢幕上所展現的罪惡與瘋狂，更透露了無論貧富貴賤，皆可見人性中生存本能與遊戲慾望的展現。從劇中不難看見，「遊戲」作為一種「選項」與「抉擇」是背景，竟然襯托出人性的社會與文明發展，從天真無邪的孩童逐漸長成變態摧殘人類的生存的本能，「遊戲」與「生存」不斷在《魷片》這九個段落中相互糾纏，而遊戲則假藉「變形資本主義」的稱號，混淆觀眾的視聽，這才是本劇最為恐怖且需要深刻覺察的問題。當代政治演變的歷史中，從教科書中可得知世界歷史與政治情勢的演變：歷經殘忍的極權主義、納粹政權，到兩次世界大戰意識形態的鬥爭與被妖魔化的共產、馬列主義、過渡到當代社會中看似民主與自由的資本主義。我們可以反問，上述歷代的意識形態、與生存鬥爭會是個「遊戲」嗎？又或者是世界領袖們，因毫無樂趣的生存方式將其問題化？Huizinga理論指出，人類的遊戲並非從文化與社會演變而來，其社會文化的建構即為「遊戲」本身。這樣的觀點翻轉過去我們普遍看待遊戲的態度，甚至誤認為「遊戲」是透過模仿與學習而來，但很有可能「遊戲說」本質上則根植於人性。這概念同時也可闡述，為何《魷片》看似在抨擊當代資本主義貧富差距所導致的假議題與「人性本惡」的偽論述。追完此劇，可以反問的是：究竟資本主義與貧富差距的結果，是政治操弄還是歷史演進的結果？抑或是我們可以自由思考生存價值與遊戲的意義。假設資本主義是一場虛幻的遊戲，我們是否在有生之年可以民主的形式終止這場遊戲？又或者，生存作為一種預設選項，我們可以選擇放棄？

　　千萬不要以為，本劇開場那段介紹魷魚遊戲的黑白影像片段，指的是幼時天真爛漫的美好童年，其實早就暗示看似無傷大雅的輸贏，是遊戲與生存中一種相互鬥爭，贏家就贏得全世界；輸家不好意思你不曾存在。零和賽局（zero-sumgame）源於數學的博弈理論，時有耳聞「人生不是零和遊戲」但生存卻是，將生存與人生搞混是我們們常犯下的認知謬誤。以命定論的說法：人一生中有許多抉擇，角色只是按照生命原有的劇本努力將它演完，那些不是你的東西，終究不是你的；那些該是你的東西，也不會跑掉。劇中以賽馬或木頭人遊戲作為一種人生比喻，看似套用機率演算法的規則，使我們誤認為「機率」是不可控的因素，殊不知在編劇已設定的腳本，遊戲卻使觀眾看見生存掙扎與遊戲的相似性。日常生活中，耳聞諸多不可解釋的現象都習慣性的歸因於一套熟悉的說詞：「純粹是機率問題」？請問什麼叫做「機率問題」？這看似再平凡不過的機率背後，始終卻都有著預設的操弄腳本，卻很少被人發現與懷疑。

　　相信讀者大多高中數學都學過機率那一篇章，在看似簡單的機率演算中，有可能化約的概率，並將其等同於各位都是相異變數的常數嗎？更少人深究，機率演算法中出現偏差值的平等性問題。好像某個時間點大家都不約而同的說好或被預設成將一切都交給機會與命運就是最好的安排？事實上，如果要在全球七十億人口中，討論所謂的機率問題，其複雜性將可比擬為「生存」與「遊戲」兩者皆為代數拓墣學：不同的時間、地點、空間軸線，性別、年齡...各種複雜的社會變因，就是之所以無法以數學原理的算式就可以完美解釋。本劇更聰明的將參與木頭人的角色與賽馬中的馬匹等同起來，遊戲中人如牲畜一樣，急欲於時限內衝向終點，來不及於時限內抵達邊界者便處死，又或者木頭人當中被動作感應器掃描到不符合「遊戲規則」者，同樣以死亡作為出局淘汰。木頭人遊戲除了將人降格為牲畜外，更可看見生存在遊戲中，脆弱宛如被物化的玻璃碎片般，無法通過檢驗流程者除被列為不良品外還得遭受銷毀的命運。

第一集值得一提的還有夾娃娃機的那場戲，主角成奇勳胡亂投注娃娃機的狀況下就是連手頭上僅有的籌碼也沒有，幸好編劇（作為影像中看不見的手）安排一個小男孩來給出失敗的一個解釋。引用古典經濟學理論聖經，亞當斯密(Adam Smith)於1776年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中提到「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又譯無形之手）與此劇影像當中「看不見的手」的命運輪盤賭，是有異曲同工之妙的，編劇宛如人生中的上帝自有安排，這不禁令筆者反思，在過去我們對於上帝之手的命運造化究竟在當代，真的是無形且不可捉摸的嗎？還是其實早就知道是一種人為上的操弄？

劇中角色們見識木頭人血腥恐怖的淘汰遊戲後，半數的參賽者選擇自願放棄繼續這殘酷的遊戲，然而「無形之手」也巧妙的置換001號老先生作為最後的「決定之手」，更有趣的是，早在諸多政治哲學經典討論史密特（Carl Schmitt）「決斷論」中提及這種最終且最高的決定權，在民主秩序中看似矛盾的例外狀態。無論是在觀眾看來劇情始終會往樂觀方向走的001號老先生看似自願決定終止/暫停，此殘酷且缺乏樂趣可言（參賽者與觀賽者的身份位階差異而有所不同）的遊戲／生存仍舊得持續進行。

　　我們可以發問，從幾何時生存本身便成地獄？從幾何時，那些我們看似帶給我們歡樂的遊戲也變成了地獄？從地獄而來的群眾，最終也將回歸至地獄，就如尼采哲學於《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永劫輪迴」（Ewige Wiederkunft）觀念延伸，日復一日的生存本是一種地獄式的迴圈，厄運也宛如薛西佛斯那山頂上不斷滾落的重石頭。身為人類的我們只剩下意志能與之對抗，正如尼采所言「所有存在是權力意志」（all being is will to power）的展現，顯然這是有很深的哲學基礎的，在此並不贅述。

在第二話的劇中，有一個很重要的理論基礎，除了地獄的原始概念，同時導演厲害的更是在劇中展露了藝術史與精神分析理論重要的面向。或許多少人都看過畫家瑪格利特（Rene Magritte）的超現實畫作，卻極少有人深入剖析鏡頭語言中畫作所象徵的意涵。從符號學的角度來看，影像嘗試建構觀者腦海中過去記憶所浮現的影像，比如看見飾演年輕員警的黃俊昊，在偶然聽見主角報案的供詞裡，連結起自己哥哥黃仁昊失蹤已久的現實，進而展開後續以偽裝的身份追蹤、並混入遊戲執行者的團隊之中。鏡頭帶到瑪格麗特的畫冊與雅各拉岡的慾望理論書，開展出觀眾對於後續劇情的想像與好奇。

事實上，Rene Magritte曾於《圖像的叛逆》（The Treachery of Images）就曾玩弄過符號真實性的問題，而為何他所創作的影像人物多是沒有面孔的，由於網路有一些文章深入探討符號相關議題，在此並不詳述，但我們可以透過這個缺乏面孔的圖像裡來連結本劇遊戲執行者的面具。

　　〈Rene Magritte的語言實驗與挫傷欲求〉及〈為何馬格利特抗拒肖像的完整性？〉二文曾討論過挫傷欲求；我們認為劇中執行者都帶著面具；是相對於劇中參與者的刻意安排，導演藉由影像展演出劇本中我們所看不見的身份與可見的身份。

這是一種很重要的安排，觀眾可以得知的是參與者每個人的臉孔、感受與身世，卻很難得知執行命令的劊子手長得怎樣。事實上，他們同時也擁有這個殘酷遊戲的參與者與執行者的雙重身份。這很類似我們現實生活中，除了抱怨政府、公司高層，我們更討厭自己的主管、經理，很多時候他們也如同粉紅色服裝的人一樣，無法擁有自我意識的執行上級所交辦的任務。同時他們除了生存也是為了一種遊戲。

　　文章在此段欲淺談拉岡慾望理論在此劇中扮演極為重要的遊戲角色，慾望也是拉岡作為精神分析理論畢生所探討的關鍵，望萬里也有一篇文章深入解釋，我們在此只簡單做個提點。談到拉岡的慾望，我們大致可分為兩個切入點進入核心，警員黃俊昊的哥哥黃仁昊其實就是面具隊長，劇中並無清楚交代黃仁昊為何失蹤，以及他失蹤的原因，但我們可以想像或猜測導演所引用拉岡暗喻面具隊長過去，也曾因為跌入人生谷底而加入此遊戲成為過去幾屆的參與者，想必他是十分理解遊戲與生存規則才能活下來且爬到上頭。而似乎這樣集團中的遊戲規則與生存觀，已經深入內化到作為幕僚的他腦中，才會致使其即使發現入侵者是自己的親弟弟時，仍舊狠下心來將弟弟開槍打死。這樣的不顧一切與奮不顧身，在過去的極權恐怖主義時代是否非常熟悉呢？看似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這樣的冷酷無情，應該是不復存在才對，為什麼我們卻在這面具的背後看到某些政府高層與高階主管的身影呢？

不得不說《魷片》只用了短短的鏡頭秒數，就傳達出非常複雜的議題，這也是電影符號學厲害的地方。唸過傳播學或符號學的人都深知，影像與符號兩者間的互動關係，對拉岡而言「慾望」也可作為一種「遊戲」的互換形式，在此很經典的引述佛洛伊德曾舉過簡單的故事，就是fort/da遊戲母與子的互動遊戲，在拉岡的慾望理論中則轉譯成一種匱乏的慾望。因為匱乏-慾望-生存-遊戲這四位一體的連接，我們看到劇中人物不斷在這四個元素之中循環。（劉紀蕙在拉岡理論裡非常深入的分析，請參見〈看、他者、凝視：拉岡與欲望結構的問題〉，2007）

關於欲望與生存，電影美術以面具作為道具真的是一個十分巧妙的做法，除了同時消去人性面孔所展露的七情六慾外，面具更掩飾了這些計畫與構想出執行遊戲的幕後的真實身份，如同政府高層、或那些金字塔頂端的人，我們常於報章媒體聽過這個人的名字，但事實上走在路上我們很有可能卻認不出來，我們甚至會誤以為它們是沒有臉孔的。透過拉岡慾望理論，我們看到無論是生存掙扎的慾望、遊戲的慾望、還是匱乏的慾望都不斷在生存與遊戲之間相互糾纏，無論身份位階高低，身分轉換參與者、執行者與觀賞者之間。

第二話除了提到上述豐富的影像內涵之外，更逐漸帶出幾位主要人物（阿里·阿卜杜勒、張德秀、姜曉、曹尚佑）宛如地獄的悲慘處境。

在第三話劇中有幾個我們想討論的重點，與「遊戲」和「生存」兩個論述面向，其中就是劇中人物在導演的安排下走投無路，後來仍舊自願「選擇」回歸殘酷的遊戲之中，看似只有兩種「選項」(option)的選項（英文解釋“one thing that can be chosen from a set of possibilities, or the freedom to make a choice”）其實都只是同一種選項。筆者聯想到所謂「台式民主」的選舉制度，是否也跟這種選項似曾相識呢？許多自豪施行民主投票的選民，淪為口號的階下囚，作了自以為正確的決定，其實無論投給誰、或者沒有參與投票的結果，都同時指向政治淪陷的狀態。

套用哲學的概念「非此即彼/either or」，事實上我們不難發現在傳統政治哲學的觀念底下，存在許多矛盾且互斥的概念，從霍布斯的《利維坦》（Leviathan）、或更早期從社會契約論延伸而出的觀點，在當代早已成為反烏托邦中的無政府狀態，但你願意承認嗎？方形、三角形、圓形這三種在劇中符號元素，除了被印在名片上當成一種icon之外，在觀眾平常的認知下是平等的圖形符號，但在遊戲執行者的位置上，我們卻看到轉換成身份的位階差異。若從結構主義符號學的觀點上看，遊戲中分成四組人馬，看似四種無論選擇什麼樣的符號，只要貼近心中理想即可，暗示所有可能在齊頭式的平等主義傘下，演變成個體「差異性」的不平等。台灣最近政治人物所發放的「消費券」有沒有也很類似呢？有些人不論取得什麼樣複雜的圖形，總是能夠取得途徑的解套，也些人即使被分派到我們觀眾所認定期待中「簡單」的腳本，最終仍舊淪落機關槍掃射致死的結局。

導演巧妙的玩弄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符號任意性(arbitrary)置換「投胎」任意性的玩笑，（延伸閱讀：〈不然你是在玩什麼？「遊戲」的界限〉）我們甚至可以更大膽的借用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在「語言遊戲」觀念中鴨兔圖的玩笑來描述此劇的影像語言作為選擇的玩笑，宛如耿一偉於<語言、遊戲與生活形式──維根斯坦的文化觀>文中所言：

　　同樣從遊戲與生存的主軸來論述，第四話也延續第三話公平與遊戲的課題。開場就以過去共產主義配給制度的失敗作為「遊戲」的起頭。因為深夜毫無防備自然狀態下的鬥爭也是一場精心安排的小遊戲。昨日夜晚展現了無政府主義，就是霍布斯巨靈論口中的黑暗時期，這種混亂的無政府狀態，便是霍布斯所謂的「自然狀態」。在這種狀態下，會出現「萬人對萬人的戰爭」（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又譯作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即是人類互相殘殺。霍布斯認為人與人之間雖然是平等，但之間卻充滿了爭鬥，如他自己所言在自然狀態下，人與人如豺狼一樣爭鬥。那時候人與人相互恐懼，為了個人利益會盡情強取豪奪，強大聰明的人，或許有辦法在惡劣環境保護自己、掠奪他人，但終不能保證自己可以強大到不受暴力威脅下而死亡。

理想下的資源分配，免除暴力的強取豪奪，應是無論個體狀態高矮胖瘦皆享有的平等平均等值分配，又或許在公平競爭的社會裡，每個人都可以靠自身雙手努力而有所收穫。但你曾經想過，「公平競爭」的本質與保障不是在我們認知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而是你所被賦予的「競爭能力」。一個渾身肌肉刀槍不入的流氓與一個因為飢餓而瘦弱難耐的排骨精，在同一個立足點上嗎？共產主義原始配給制度的想法，出發點即是為了解決先天性的不平等基礎。況且當代社會肥胖者與瘦弱的對立，是因為大者恆大、贏家通吃（The winner-take-all）的個體偏見與冷漠造成。「馬太效應」（Matthew Effect）這名詞，被學者摘自《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的一句話之中：

羅伯特·莫頓（Robert K. Merton）最早於1968年使用這個術語來描述一種社會集體心理學的現象，指稱普遍存在人性中的認知狀態。這不是一個孰是孰非的議題，而是根本的立足點並不在同一個被賦予的位置，這如何競爭？況且在配給制度之下，為了解決的就是分配的問題。過去冷戰時期，共產主義曾與資本主義形成兩大陣營，但你知道共產主義不等於完全你所認知的分配與極權統治，資本主義也不如你所認為的那樣自由與公平嗎？在第四話西瓜偎大邊的同時，每個人都欲挑選那看起來強勢而排擠弱勢者，那些老人、女性，在選邊站的同時早已內建理性篩選機制下，被排除在選項當中，這不是過去我們亟欲抵抗的沙文主義結構式的不平等、陽具崇拜的意識形態嗎？從何幾時，兩性平等的論述中，抵抗陽具霸權的女性主義也複製、內化了陽具中心主義的邏各斯在生存的理想呢？為什麼在自由競爭的世界裡，我們看起來格外熟悉？讀者曾有在群體中被排擠過的經驗嗎？你也曾擔心因為自己不夠好而不被選擇嗎？甚至即便你用盡全力推銷自己、如劇中角色韓美女將自己物化為攤商一樣四處兜售、叫賣，卻難逃被眾人背叛的命運？自由競爭的面試中就常發生過類似事件，即便不是你自己不夠優秀，但你仍舊難以逃離「不被選擇」的厄運。究竟優不優秀是你慾望的對象看待你的，而不是你自己所認為的。如果這種條件式的篩選，不是一場與生存相關的遊戲，那什麼才是呢？

　　第五話的開頭同樣延續前章所鋪陳的選邊站與公平的概念，從拔河這場生存遊戲作為起始，十人一組，分邊站。拔河這個遊戲本身並沒有問題，但問題的最終則回歸到古希臘經典的論辯主題，西方的語境下有即可簡單分成三種不同的概念：Justice、Equity、Equality。

　　實際上我們本文關注的，並非以這三者作為出發點的核心探討，但背後涉及極為複雜且深厚的哲學史與倫理學的觀念基礎，礙於篇幅拉回本文主軸所欲論述的遊戲與生存，就難免不牽涉到上述三者的議題。在拔河比賽中，主角所在的那個組別從一開始作為不被看好的弱勢，與實力懸殊全組成員皆為壯丁構成的另一方相較之下，為何最終可以在遊戲與生存中取得勝利？撇除原先劇情背後編劇「看不見的手」的設定之外，更重要是展露劇情設定所欲傳達給觀眾的重要訊息：「那些原本我們所認為的，並不見得現實上皆是如此。」在人類直覺習慣性的偏見判斷下，蠻力獲勝的拔河比賽看似傾向動物性鬥爭而忽略了人類思考的意思，人之所以勝於動物，並非人作為萬物之中最強大有力的，獅子、馬匹、大象更有許多的動物皆勝過人類，但因人相較於動物擁有活躍的大腦，便以頭腦統治了世界。這是我們從小到大都聽過的故事。大的贏過小的、強的勝過弱的、醜的勝過美的，二分法邏輯在此被再度翻轉，顯然無法被量化的人性智力，與團結在此拔河遊戲中更略勝一籌，但弔詭的是我們如何透過人類的理性評判，身而為人的智力有多寡與團結性？我們可以因為智力測驗來說80分的智力贏過79分的智力嗎？你難道能說在孩童的遊戲之中，輸的一方是因為蠻力與智力輸給獲勝的另外一方嗎？很多時候看似命運偶然的安排，卻是早被安排與計畫好了。就像電腦系統出廠時的預設（default），生存是一種預設，甚至腦中不知不覺的感知與人性也是一種預設。劇中角色被預先編好的腳本給誕生出來，甚至連劇中人物本身的出生背景與命運都是預設好的，劇中人物會在哪集出局或死亡，抑或存活到最後也都是被預設好的，甚至連看似自願選擇參與生存遊戲這件事本身也是預設的。財團的老闆預設因為員工需要錢，所以會有人過來上班。統治者也預設人民因為恐懼而自願服從，這難道不是當今社會資本主義運作的基本邏輯嗎？

　　觀眾可能想也想不透，為什麼那些看似脆弱的人，最終卻總是可以給你致命的一擊。從劇中主要角色作為生存與遊戲的表演，成奇勳與吳一男原本是因為遊戲認識而惺惺相惜的雙方，在這場彈珠比賽的生存競賽中，主角成奇勳竟利用老人失智的弱點而被老人反擊；姜曉與智英的配對，則展現了兩個年輕女性因身世坎坷導致對未來的茫然與自我放棄，對外表看似冷酷不近人情的姜曉來說，智英卻是她在孤單世界裡唯一可以找到的夥伴，智英更讓姜曉重新看到人性中珍貴的一面；李智夏與金允澤夫妻二人則因為彈珠遊戲，其中一方殞落而獨活一方精神崩潰自縊身亡；曹尚佑與阿里的配對更呼應了曹尚佑當初因為貪婪與詐欺，最終導致自食惡果的陋習，雖然透過犧牲阿里的兄弟情誼而獨自存活，但也暗示了後續的生存遊戲中，落得最終唯有透過自我毀滅才能清償過去貪婪與欺詐的業報。

第七話：貴賓們(V.I.P.S)--到底是69還是96，搞不清楚管他的老闆開心就好

　　這集的遊戲主題是過玻璃橋，前面幾段都已經使用電影符號學方式拆解許多關於生存及遊戲的隱喻，當然玻璃橋遊戲也同樣有著深刻的符號隱喻，玻璃是一種格外脆弱且易碎的物質，但其透明度卻也讓現實清晰可見，遊戲參與者被迫於時限內通過無法預測的危險，等待他們的卻是腳下黑暗且看不見的無底深淵。貴賓們帶著鑲金的動物面具，愜意的躲在大房間背後觀賞這怵目驚心的探險，同時接待者也準備著美酒與美色供其恣意享用。迷你版的玻璃橋，就像是一個精心製造的棋盤，參賽著每個人對於這些貴賓而言，只是一顆不起眼又脆弱不堪的棋子，令人諷刺的是，冒充服務生的員警在混入貴賓室後，刻意引誘好色的貴賓至小暗房，利用其色慾的弱點逼其原形畢露。諷刺的是，這些看似在觀賞遊戲的貴賓們，本身也成為遊戲的參與成員，雖然不至於深陷危險，但其人性慾望的弱點，也曾幾何時可被聰明人抓到把柄而露出狐狸尾巴。慾望、生存、貪婪、遊戲，這四重奏又不斷出現重複的主旋律，從開場到神秘嘉賓出場，漸漸落入尾聲。順序或許是最重要的，但是我們卻忘記人性都刻不容緩的爭取第一，聰明一點的會選擇走中庸之道，但稍不留意就往往落入最後一名，難道在命運的關鍵時刻，衝鋒陷陣的前哨會比守住慾望的衛兵來的略勝一籌嗎？不見得。社會上常見的是推人一把、或靠著前人種樹乘涼、搭順風車而不願開創新局的人，這種人會嫌前者過於懦弱無知，卻不擔心浪費後人的寶貴時間，中庸在東方思維裡或許是一個處世之道，但對於時代的進步或生存與遊戲來說，可說是毫無助益，但偏偏卻霸佔社會的大多數，在貴賓們展現冷血無情的一刻，不如說參賽者更是冷漠疏離，對於他者又無能為力，生存本已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又怎麼能希望遊戲是互助合作，同心協力呢？

　　女主角姜曉並沒能幸運的進入最後關卡，在劇本的安排之下，姜曉因為倔將的性格導致自己受傷流血而過於脆弱，使得旁人有機可趁。但最終我們仍舊可以看到黑暗中一絲美麗的人性光輝。男主角成奇勳在利慾薰心後已被扭曲了人性，或者更可以說是放棄對人性的希望，但女主角姜曉卻提醒了他在最後關頭，莫忘初衷。莫忘初衷四個字看似非常簡單，但在生存與遊戲的局裡，許多人卻常常忘記，很多時候是貪婪的慾望遮蔽了雙眼，是為名是為利，是為權？但姜曉卻能在緊要的時刻讓我們看到人性存有的一絲希望。即便順利地阻止成奇勳趁人之危，也最終沒能阻止別人對自身的趁人之危，成奇勳對曹尚佑的憤怒，或許就來自於他認為女主角救了大家，也救了曹尚佑，但曹尚佑卻恩將仇報，在生存的現實裡，我們常被權力、金錢、慾望給蒙蔽，我們誤以為這是我們真正想要的，得到了生存也就完滿了，卻不知道失去初衷的人性，擁有三者一樣痛苦。遊戲的終結前，我們看見姜曉的放下，她並沒有怨恨自己無能走到最後，遺憾的是她對人性的看法是沒錯的，她對別人的善良終究沒能挽救自己。

　　最終章畫面又回到此劇最開始的第一幕魷魚遊戲，說明首尾連貫、前後呼應的書寫風格。早期是一種童年時期兩兄弟建立情誼的遊戲；長大成人卻成了彼此廝殺，決一死戰的遊戲。生存與遊戲在這部電視劇裡，想表達的究竟為何？是我們認為的遊戲帶給我們的娛樂，還是生存所帶給我們太多的苦悶所以我們必須將「遊戲」當成「生存」的一種解藥（pharmakon）？德希達曾在《柏拉圖的藥房， La pharmacie de Platon，1968》玩弄語言與文字的遊戲，從理論來看「解藥」（pharmakon）一詞在古希臘文中並存著雙重意涵：既是「解藥」、亦是「毒藥」。生存是一種解藥也是一種毒藥；遊戲同樣也是一種解藥與毒藥；財富與成就同理可證，這種雙重的「詰難」困窘（aporia）它同時具備了我們所慾望渴求的與我們離棄厭斥的東西，就好像劇中重頭到尾不斷強調地曹尚佑是以第一名考進首爾大學經營學系，人稱「雙門洞的驕傲」，為什麼最終會以過不了背叛自己良知那關而選擇自縊身亡？選擇放棄並不是因為撐不到最後，而是在放棄的前一刻，才發現自己根本不值得擁有，那才是當我們如鬼魅耳語般環繞在曹尚佑腦海中的你是第一名，你是大家的驕傲你不應該輸、你不可能輸、你一定要贏。曹尚佑的恥辱感，甚至超越前面八集之中的各個角色，因為他沒想到鬥爭到最後，最可怕的人不是自己所幻想的敵人，而是腦海中恐怖的自己。他是有選擇權的，他可以選擇與這敵人共存，與過去讓他看到自身失敗倒影的成奇勳共同分享最後的生存，即便離開遊戲，也等於放棄贏得頭獎的資格，但他選擇放棄自我，完美主義的他到最後還是贏不了失敗的自己。主角成奇勳之所以最終被劇本選擇留了下來，因為它象徵的是即便如此可怕人性與生存競爭中，所存有唯一一絲絲的希望。當他最後得知001號老人才是幕後最大的贊助者與支持者之後，它仍舊沒有放棄對人性保有希望。透過遊戲改變的是他過去視賭博為一種遊戲的價值觀，也了解了他的生存，本身即是一種賭注。

　　主角成奇勳領取高額獎金回到家後，卻發現母親一個人孤零零的獨死家中，銀行卡裡面鉅額的財富對他來說，就好像虛幻的數字一樣失去意義，她才發現陪伴他走過人生困境的老母親對他而言是多麼保貴與重要。最後，他甚至也放棄前往美國探望女兒，因為前往美國，仍舊表示整部片的基調是傾向美國夢的追尋，劇情最終預設了美國夢與資本主義的失敗，有錢並不能買到生命的價值與存在的意義，即便金錢看似可以滿足生活所需，但除了生存，我們人性需要的更是找到自己的目標，為此勇敢向前，這才是生存之中最為重要的事情。如果要以本片《魷魚遊戲》作為結尾的話，筆者認為或許導演與劇本也暗示了我們資本主義絕望死未來可能的走向，那就是雙贏與共存。

唯有雙贏與共存，這個世界才能夠永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