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用單一事件去象徵這兩三年台灣「亡國感」的延燒，去年這兩天爆發的「專機私菸案」會是一個指標性事件。不曉得去年因為這件事爆發而憂心忡忡的人士，事過境遷之後，會不會覺得，幾千包私菸引發的體制陋規、腐敗案件，居然一度讓人覺得台灣的民主體制會整個垮掉，真是太過悲觀。
整個事件的背景、過程，媒體報導、評論已很多不再贅述。當時民進黨、國民黨才剛各自確定總統提名人選，對決態勢才形成，民調還難分難解，突然一個爆炸性事件發生，尋求連任的蔡英文總統民調支持度一度重挫，「韓國瑜可能當選」的重度恐慌感開始在許多選民群體中快速蔓延。
除了體制腐敗、舞弊必然導致執政黨候選人形象受損，支持度下滑，當時另一個對蔡英文支持度下滑廣為流傳的解釋是：「菸民的憤怒」，這種說法簡言之，近年來菸品稅捐無論是因為防治菸害，或者作為長期照顧措施財源，數次調高已導致吸煙者負擔增加，已導致許多菸民不滿，特別是中低收入的勞動階級。此時發現有權勢者，卻可以透過「某些管道」拿到低價香菸，甚至可以出售牟利，這種「相對剝奪感」必然導致吸菸人口反彈，甚至會以選票報復。為了挽救蔡英文的支持度，不要「亡國」，許多「憂國憂民者」紛紛獻策，認為應該趁這個時候全面檢討菸稅、菸害防治政策，可以調低甚至取消菸稅，讓吸煙者「相對剝奪感」不要那麼強，如此才能挽救選情，避免「亡國」。
後來的發展我們都知道了，蔡英文政府既沒有檢討菸害防治，也沒有降半毛菸捐，而選舉態勢，從七八月份兩黨尚且互有領先，到九月後蔡英文民調支持就遠遠甩開韓國瑜，離投票日越近差距越大，一度達30%。最終結果，蔡英文得到破記錄的817萬票，以265萬票、18%的差距，擊敗對手，連任成功。
為什麼一度造成「亡國感」延燒的「專機私菸案」，最後對選情幾乎沒造成影響？各種評論認為，香港抗爭衝突加劇、中美貿易戰白熱化的大環境因素，掩蓋了腐敗醜聞的熱度，韓國瑜本身則犯錯過多，連連失言，同黨陣營又整合不佳，離心離德，讓中間選民幾乎全面倒向蔡英文。
以上當然都是原因，但「專機私菸案」沒影響選情的原因，比想像中簡單很多─台灣抽菸的人沒那麼多，至少沒多到能動搖選情，而這個群體也不像某些分析指出的，中下階層佔絕對多數，因此所謂「相對剝奪感引發憤怒並以選票報復」的現象，並不明顯，最後也就對選局沒有影響。
要評估「菸民的憤怒」會多大，首先要回答一個問題：台灣多少人抽菸？根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2018年的「國人吸菸行為調查」結果，台灣18歲以上人口中，吸菸者約佔13%(所謂吸菸者是指「指以前到現在吸菸超過100支/5包，且最近30天內曾經使用菸品者。」)13%以當時選情來說，當然是個很龐大的數字，如果都因為「專機私菸案」而憤怒，並影響投票行為，確實可能改變選情。
但根據前述說法，要改變投票行為，還要發生極強的「相對剝奪感」，也就是要產生「低收入吸菸者看到特權階級能低價買菸，甚至販賣牟利，自己卻要忍受高菸價」的憤怒。這裡就牽涉到另一個問題，吸菸者中低所得者有多少？
同樣以國民健康署2018年的資料分析，吸菸率其實與收入成正比，也就是收入越高的族群越多人吸菸，越沒錢的人吸菸比例越低(見下圖)。如果將以下國民健康署不同收入者吸煙比例乘上樣本數，再除以總吸煙者數，又以月收入4萬元作界線，這個所得以下的吸菸者約佔60%，以上者佔40%，則真正會有「相對剝奪感憤怒」的低所得吸菸者，可能只13%的六成─約7~8%(這裡統計以男性為主，因女性吸煙人口較低，暫忽略不計)，所以蔡英文在事件爆發後，整體民調下挫5%，合理推側確實是這個群體的不滿，可以理解，但也就僅只於此而已。
還有一個爭議，當時曾有輿論認為，菸捐政策是無效的，對減少吸菸人口沒幫助，只是在剝削低收入的吸菸者。從國民健康署調查來說，這可以說對，也可以說不對，因為戒菸者中，只有8.9%說是因為菸價過高所導致。但從長期趨勢來看，「在各項策略的推動下，成年人吸菸率由2008年21.9%降至2018年的13.0%，已經大幅減少4成（40.6%）」，所以菸稅、菸捐提高政策到底有沒有用？可能還有待評估。但這又有個弔詭─如果菸捐、菸稅政策對吸菸者沒影響，加價不影響吸菸行為，那又何來高菸價狀態下，專機私菸案造成的「相對剝奪感憤怒」？根本沒影響啊？
如果蔡英文當時聽了某些輿論的意見，真的去調整菸害防制政策，或者調降甚至減少菸稅、菸捐，對選情是助益還是反而有害？別忘了，抽菸者有選票，反菸者也有，特別是反菸團體，還有那些致力菸害防治的醫療工作者、公衛人士、教師，擔心孩子過早接觸香煙的家長，希望伴侶早日戒煙的另一半(特別以女性為主)，某些以男性為主「煙囪林立」的職場下忍受二手菸敢怒不敢言的女性職員，家中親人因香煙引發疾病過世的遺族，因為撲滅煙蒂引起火災而疲於奔命的消防員.......這些人都加起來，只怕不會比前面分析，7~8%會對「相對剝奪感憤怒」的低所得吸菸者來得少吧？如果真的調整菸捐政策，說不定反而對選情投下變數，也許結果還是一樣，但由於一點風吹草動，為了選舉就任意去更動公共衛生政策，其實很傷害政治人物的領導威信，這點當時似乎沒有人意識到。
整體來看，這個事件最大的「受害者」，是揭發弊端的時代力量，當時的立法委員黃國昌無論是善盡國會議員的職責，或是想一併拉抬選舉的氣勢，結果卻反而造成黨內風暴，之後的幾個月幾位重要成員接連出走，不僅差點全黨潰散，更嚴重打擊選情，所幸最後是保住三席不分區，這可能是黃國昌前立法委員始料未及的吧。
這個事件除了少數關心政治的人還記得，恐怕大多數選民早已遺忘，但這個事件之後的演變，卻引發我反思「亡國感」─這種氛圍的發酵，確實不只影響個別投票行為而已，它已經對某些公共政策，包括衛生、社會福利、教育....的制定和推動，造成影響，「國未亡，民卻亂」─政治體制完好如初，但法令政策卻可能瞎整了一番，造成官不聊生、民怨沸騰。
我不曉得民進黨政府後來始終沒改變菸害防治政策，是因為有「高人」看了這些數據，一樣分析出這不影響選情的結論，還是單純「以不變應萬變」。總之，這樣的冷靜理性，從政策形成的概念來說是可貴的，沒有因為一時情境事件的干擾，就倉促改變已經長期形成的政策。但這次是如此，以後還會那麼「幸運」嗎？沒人擔保以後的執政者，還是政策制訂者還可以這麼「冷靜」。這也許是我們被「亡國感」折騰了一整年之後，應該要好好反思的一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