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柏長青,不停工作

2020/11/18閱讀時間約 6 分鐘
  要說他的故事,該從何開始說起?
  該從他的坦然,他的老靈魂,或是他拿著對講機來回奔波的模樣開始說起?
  該怎麼說,才能顯現出他的性感,他的複雜,還有他的矛盾?
  或許我們可以從2018年的夏天,在市集開始前接到無線電的那一刻開始說起。
  
  接到無線電的那刻他其實很挫,因為他意識到整個活動的成敗他必須跟其他人一起負責。2018年是風風雨雨的一年,是警察每半小時輪班探訪的一年,也是他當志工的第一年。他在處理水電的同時身兼法律顧問,需要跟警察周旋。
  先跳出來介紹他這個人。在接下無線電之前,他曾是法律事務所助理,是竹科工程師,也曾是我在清大的同學。但在每個位置上他面對相同的困境:他沒法融入主流體制,甚至是早在18歲進入大學之前,曾想過進入學術象牙塔就可以脫離社會衝突的他,在一次參訪後卻發現校園的氛圍無時無刻散發出對實用主義的執著。
  他從來沒試圖融入,他修了很多沒法讓自己畢業但有興趣的課;他休學流浪,在邊緣以及體制內進進出出。然後他來到海或,在市集開始前接下了無線電。
  也許是在那之前,也許是在那個瞬間,責任一詞在海或的這些年如影隨形跟隨著他,如今已是第三年:每年包下水電以及法務的重擔卻從來不曾倒下、不需要任何聲明而是用行動贏得所有人尊敬。他說那感覺就像是誤上賊船,卻不小心當上掌舵人。
  每年從前置到收尾一個多月的時間,你若來海或,會看到一個穿襯衫短褲的眼鏡男子:白天拿著水電工具東奔西走、指揮眾人確保進度;晚上大家在跳舞時一個人窩在角落,專心拼湊電路或是理線。偶爾會有人跟他搭話,他會捲一根菸來抽,開心地跟人交談。
  你可以說:那就是他的生活,那就是他的堅持;你也可以說:那就是他。
  「這個地方何以如此重要?」這是每個滯留於此的人都需要去面對的問題。他說他在這裡看到很不尋常的東西,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在話與話之間的背後藏著潛在連結。探索答案的過程中他會更認識這個地方與自己本身,更多了解又帶來更多疑惑。
  那在這一連串探索跟懷疑之間,他理解了什麼?又成為了什麼?他說他開始面對「何以成為人」的大哉問,而這個念頭是在今年的節點出現。
  工作的時候他一般是很平靜地,但在聊起今年的工作他顯得特別在意。
  我今年終於體會到什麼叫做手作精神。
  怎麼說?
  那是某種反抗,要去對抗機器的浪潮,去對抗逐漸一體化、規格化的社會。
  海或的手作是一種精神,也是一種標籤。有時從外面的角度來看會很直觀認為手作市集就是販賣手作商品,但手作這件事何以重要,其實我並不太了解,直到那天他給出了他的解釋。
  他曾經在竹科工作過,做過光電產品,做過半導體廠務,那對他而言是親身感受到異化(Alienation)的過程:大家認為很有價值的工作,他反而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相比新穎建築裏頭的無塵室,海或絕對算是環境嚴苛:用手鋸除草根的土地,海風帶著鹽巴往身上灌,手上的電線多半來自去年留下或他人丟棄,但他卻在這裡找到自己的價值:今年做配電盤時他看到「手作」兩字印在廢料箱體上頭,行動先於思考,回過頭來他開始在手工製做配電盤,原因可能是很簡單的,只是不想要辜負這兩個字背後的精神。
  他用的是60年代手法,在印刷電路尚未普及前人們需要用電線連接各個元件。他必須專注在每個銅線轉折的角度以避免電磁波的干擾,於是他每天晚上七點日落後抱著配電盤做到半夜。
  「那東西重要在於,你每個細節都能看到作者的勞力高密度聚集在一小處。它不完美,它很迷人。那是一個你對產品負責,你不用講就可以感受到的,是某種要堅持的態度。」
  在竹科工作時,若任何人說出一個高價值的處理器「是我做的」,實則一件荒謬之事。但當他手上抱著用各種廢料拼裝而成的配電盤,他可以很驕傲地表明這是我自己做出來的,就算一個月後那東西可能會被風化損壞不敷使用。也許這就是手作的重要性。它讓你看到一個人可以為了一個產品投注多大的心力,那不是任何金錢價值或標籤可以定義的。
  或許我們還可以講他嘮嘮叨叨談論起社會學理論的時候。我那時有點頭暈,那是對於一般人較難入門的學術知識,但在此還是得試圖言簡意賅的表明,因為引經據典的模樣也是他重要的部分,那是他所相信的,也是定義他模樣的重要部分:他對這個體制有很多話想說。好似他的腦袋從不停止思考,從不停止批判,從不停止創作跟論述。
  這幾年的海或對他而言是一個大型的實驗,從個人,人與人,人與社群到社群本身,怎麼樣運行可以去達成所謂的自由––––在最大化個體自由的前提之下,顧及群體的自由。是在不停變動的狀態下想辦法達成平衡,使人人享有同等的自由。
  在涂爾幹的社會分工論裡面提到社群中的集體意識會帶來有意義的分工,藉由宗教、文化、法律等較為硬性的規範去維持社會安定。但集體意識的淡化會造成失範(anomie)的出現,部分的社群成員會開始對所處的體制產生質疑。而我想他大概就是那失範的一份子:顯然他並不具有那些正常人潛移默化養成的集體意識。
  也因此他在海或反而能站在較為自由的位置,在主流體制比較難擁有的事物在這裡都有發揮的可能,像是在工作不影響預設目標之內擁有比較多的自由度:可以在這片土地上做一個有用的人、休息時感受周遭、工作時達成自由。你活在土地上,然後用你的一切去跟周遭交換,在追求自由的同時也去保護其他人的自由。
  他說這裡包含了很多人,他們得以嘗試想嘗試的,那是被主流價值觀淡化淘汰的、快要被遺忘的東西。我想像或許那東西背後代表著某種程度的自由。整個海或在他眼裡是一個藝術協作品,是整個群體的作品:海或、志工、表演者、攤商乃至於遊客缺一不可,每個人保有獨立的個體,同時又跟這個場域緊密聯繫著。在年與年之間也因為參與者的組成不同而不斷創造出獨特的樣貌。
  就身為他同學的觀察,我覺得他很坦然承認他對於學校的態度是逃避的:他不喜歡考試評分的機制,不喜歡上沒有營養的課程,無法說服自己說努力畢業換取穩定工作以及薪水是與生俱來的社會意識,所以他到處流浪。但幾年過後他做的事情跟在學校所學的工程科學十分類似:電路組裝的硬體,找出問題並解決問題,以及對產品負責的堅持。
  我想像當時的畫面,為了逃離學校體制他不斷流浪,但卻在東部的海岸又以另一種形式產生連結。在這空間他得以實踐他想實踐的,並且為整個群體帶來極大的幫助。也許真是繞了一大圈,但他在這裡把電路跟自己紮實接上地面,找到自己的歸屬。
  那樣的故事可能跟他的堅持一樣。
  並不完美,可是很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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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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