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集｜《正常人 Normal People》沒有人能夠逃離權力關係
關心小說裡虛構人物的婚嫁，感覺上不是高級知識份子該有的行為。但觸動他心弦的是文學。那些文字蘊藏著近幾性感的魅力。
康諾也因此明白，要瞭解活生生的人，和他們建立親密關係，他就必須運用像閱讀小說這樣的想像力。
我想應該也有部分讀者／觀眾有類似經驗，闔上了一本書、讀著影片末了的跑馬燈，心卻仍停不下來對角色的細細回味。《正常人》裡的梅黎安與康諾便擁有這樣的魅力。他們不需要轟轟烈烈的愛情來提升生命的厚度，每一次的分分合合也沒有戲劇性的展開（千禧世代的愛情對所謂「分手」或「復合」往往亦沒有明確的界線定義），他們就只是不斷地對話。宛若九〇年代的傑西與席琳（愛在三部曲），情愛的呢喃之外我們更著迷於兩人對自我、對生命的困惑，乃至對社會、對世界的關懷而互相詰辯的過程，但精彩之處不僅存在於角色間平等的思想交會，在莎莉・魯尼的筆下更讓人看見關係之中的權力運作。
以愛情關係為主題的作品總是吸引著我們，那是因為愛情是最難以理解、難以捉摸的情感種類。我們和戀愛對象有著截然不同的成長背景，卻又將某個時期以後的自己與對方的人生揉合，從對方尚未出現的生命開始，走進包含著對方的人生。
然而，原先以為對十幾二十代的愛情故事免疫，終於也迎來「大齡女子」別號的我，竟也沈迷於這對千禧世代戀人的小情小愛。與年輕時期讀愛情不同的是，比起男女主角、王子公主最後有沒有在一起，更多的體悟或者說更加關切，人物在愛情關係裡對「認同」的探索。而《正常人》由九〇後作家、九〇後新秀演員所描繪的千禧世代，對於愛情裡「在一起」的狀態不那麼清晰的分野，篇章與篇章之間也僅以諸如「六星期之後」等的時序劃分，模糊的界線讓閱讀與觀賞的經驗「不那麼方便」，卻也成功地讓人專注於角色間的互動與心境變化。
讓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我似乎始終無法理解這兩個人，但似乎又能夠在生命中找到這兩個角色讓我投射對應的對象。
我想，不可否認的是我確實如同康諾沈浸在珍・奧斯汀的文字之中一般，臣服於魯尼敘事的魅力，而她的文字力量來自於其如實地呈現真實世界的尋常問題：
「描寫西愛爾蘭的年輕人離開家鄉去上大學，我不可能不碰觸當時正在加劇的貧富差距。如果對外在世界的變化不夠敏銳，我想我也無法真正探索這些角色的內心生活。」——莎莉・魯尼
《正常人》仍然是一部愛情作品，描繪的當然是親密關係。格局雖小，我們卻能從角色的互動中思辨「正常」的本質，從角色對他人凝視的敏感看見社群時代下的世代焦慮。於是，「階級」在《正常人》裡，不只是虛無縹緲的概念，而是如現實一般無法忽視的存在。
家境富有的梅黎安生長在情感疏離的家庭，看待事物敏銳犀利、言談之中不時針鋒相對的她，在高中時期是個不討喜、受霸凌的對象；勞工階級出身的康諾經濟匱乏，但擁有母愛的溫暖，球隊隊員的他像個無害的陽光大男孩，備受同儕喜愛。這兩個人擁有截然不同的背景，卻因彼此身上某一種相似的氛圍而靠近——他們都渴求著「正常」。而這份渴求從純粹的斯萊戈鎮上高中開始，直到畢業後在首都都柏林三一學院就讀的四年大學生活，不間斷地深深影響著兩人的關係。
我不知道我是有什麼毛病，梅黎安說。我不知道我為什麼就不能像正常人一樣。
我不知道我為什麼沒辦法讓別人愛我，我想一定是我出生的時候就有了毛病。
康諾眼中的梅黎安過著徹底自由的生活，而他的個性卻似乎是由別人的意見加諸他身上所產生的外來物，他一方面渴望被他人當成是好人，一方面又深受梅黎安身上的野性吸引，他認為梅黎安似乎總能夠自在地穿梭於不同的身份之中。
然而，對梅黎安而言，她從未認為自己是個能夠轉換自如的人，她向來認為自己的性格始終如一——或許就如同她母親丹妮絲認定的——欠缺「暖意」，她欠缺那種哀求痛恨她的人愛她的能力。於是，她總是在親密關係裡尋求「被支配」的痛快，她並不特別熱愛肉體的痛楚，她只是靜靜看著對方屈服於掌權的滋味。
她獨立、疏離，和他在一起時卻絕望得奮不顧身；他體貼、溫馴，和她在一起時卻懦弱得言不及義。他知道她願意為他做任何事，她知道他並不希望她做任何自己不喜歡的事。權力在他們身上不停地流轉著，即便五年以來他們都各自有過其他戀人，在各自的關係裡體驗過不同的身份，回到彼此身上時，總能建立屬於他倆那超越背景的階級運作模式。
朋友在《正常人》裡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雖然影集版礙於篇幅，削弱了幾位朋友的存在感，讓我們不一定能夠記得角色的名字，但我們依然能看見對康諾與梅黎安而言，不同時期朋友的存在與意義那足以震撼自我認同的影響力。
唸高中的時候，她一心相信自己已經超脫了這種社會資本的赤裸裸交易，但大學生活卻明明白白指出，要是高中時代有人肯和她講話，她也會表現得像任何人一樣惡劣。她並不比任何人高尚。
如同台北被稱為「天龍國」，都柏林人提起西愛爾蘭時的奇怪語調，彷彿那是另一個國度。而來自斯萊戈，這樣的地域轉換對經濟匱乏的康諾而言可謂劇變，對生活富饒的梅黎安而言卻似乎理所當然。上了大學，階級未經本人允許便深深刻印，在家鄉不必刻意經營便如魚得水的社交到了都柏林卻舉步維艱，漸漸體認到物質與金錢才真正能夠讓世界變得真實，如此腐敗卻又性感。獎學金對康諾而言是眾多前景具體的化身，對梅黎安而言則是提振信心的榮譽表彰。我們不只是看見階級在背景不同的兩人身上造成的反轉，也看見那反轉在兩人身上經歷自我認同的困惑與重生。
但，相同的是，無論在高中或者大學受歡迎或鄙棄，梅黎安和康諾始終不停地在追求歸屬感——所謂「正常」的樣貌。兩人都渴望被愛。關注社會議題的莎莉・魯尼受《紐約時報》專訪時在對於文學作品的哪個面向會受感動這一提問上，不假思索地給了「愛和快樂」這兩個答案。「渴望被愛」這看似陳腔濫調的角色動機，卻是身為人類再正常不過的企求。於是，我們雖然無法真正理解梅黎安與康諾的憂鬱孤立或憤怒難抑，但如同康諾所說「人並沒有自以為的那麼難以瞭解」，他倆其實如同你我一樣，一生不斷地在芸芸眾生裡試圖找尋一個安穩的位置。
文化是一種階級的表現，人們盲目崇拜文學，認為文學可以帶領受過教育的人去親身體驗虛妄的心路歷程。他們喜歡透過書本閱讀那些未受教育的人的種種心路歷程，但卻又覺得自己比那些沒受過教育的人更優越。
讀著《正常人》的過程中，不斷出現的自問是，為何我會如此關心小說中男女主角的人生？不過在書中，莎莉・魯尼竟早已悄悄地給了讀者答案，答案就隱藏在康諾對珍・奧斯汀《艾瑪》的文學批評裡。而我想，不論魯尼對自己的文學作品是否抱持著得以觸動人心的期許（又或者僅僅如她本人受訪時所訴說「我寫的只是虛構人物的故事」），《正常人》所散發的魅力都已經證實了，文學能夠深入的觸角有時遠比創造出作品本身的人所想像的還深遠，那不是由於多麼引人入勝的故事情節、也絕對不是追求雕文織采便能輕易達到的境界，而是，作者在創作的過程之中，無微不至頻頻地反覆自省，不著痕跡到作者本身甚至並不自知。
《正常人》不愧為新時代經典，翻拍成影集也同樣帶來好口碑，兩名年輕演員 Daisy Edgar-Jones 與 Paul Mescal 彷彿就是梅黎安與康諾，精湛的表演恰如其分。隨著中譯本出版，影集也在因疫情而一切「不那麼正常」的社交距離氛圍下，來得剛剛好。難得一部翻拍作品忠於原著之下巧妙細微的改編也同樣膾炙人口，獲得多項艾美獎的入圍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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