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瘟疫有即將捲土重來的時候，大疫年記事就更值得我們細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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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新冠肺炎疫情在歐美捲土重來、甚至有更甚的趨勢，謙信並不願意去敘述現在的情況，但其實這種情況在人類歷史上，其實也不是第一次了，不過我們現在有的文獻，大多是敘述有多少人染疫等數字，絕少對於當時社會景象描寫，幸好有位英國作家在長大後，把幼年時期的記憶，加上資料研究與親友口述，作為一個時代的寫實記錄，這人是誰呢？

還記得謙信在南海泡沫時提到的一位英國作家笛福嗎？最有名的作品就是《魯賓遜漂流記》，但是另一本著作就很少人知道，那就是《大疫年紀事》，這本在華人世界中知名度不高，繁體中文是由麥田出版社在2004年翻譯出版，在文學史上應該是第一本以瘟疫為主題的小說創作，故事背景就是發生在1665年倫敦的鼠疫，其實正確來說是全歐都受到衝擊。

謙信稍微說一下故事背景，十七世紀時，即使是歐洲，醫療依然是十分落後，當瘟疫來到自然是無法抵擋，由於宗教思想，這時「鬼神論」和「天降報應論」充斥在民間。那年笛福還只是個小孩，但是這場瘟疫帶給他的衝擊與記憶，仍然是異常強烈。

根據可信的史料顯示，把鼠疫病毒帶入英國的，可能就是先前已經遭受同樣病毒襲擊的阿姆斯特丹棉花商船，首先出現病例的是外圍碼頭與聖賈爾斯教區，第一批受害者就是貧困的工人階級。我們知道下層階級幾乎不被關注記錄，正式第一個有記錄個案，是1665年4月12日確診的女子麗蓓嘉．安德魯斯，此時下層階級不知道感染多少了。

到了七月，連英王查理二世都帶著家人逃出倫敦，前往牛津避難，這時候的倫敦即使不是人間煉獄，大概也相去不遠了，許多能離開的富商與平民，早早離開避難，令人尊敬的是，除倫敦市長之外，還有少數牧師、醫師與藥劑師願意留下照顧病患，與倫敦共存亡。

這時留在城內的，還有留下日記記錄的皇家學會主席的塞繆爾·佩皮斯，另外東倫敦的馬鞍匠亨利·科爾，他的外甥正是笛福，他留下的手稿與口述，成為日後《大疫年紀事》的基本材料。

書一開始，笛福是這麼寫的：「倫敦的面貌如今確實發生了奇特的變化……街道上能真切地聽得見哀鳴的聲音。」在這之後提出了一個問題，讓當時的人困惑不已，那就是這場災難的源頭是從哪來：「約莫是在1664年9月初時，我與街坊閒聊，從而聽說荷蘭又鬧鼠疫了。他們說1663年那兒的情況十分嚴重，尤以阿姆斯特丹及鹿特丹為甚，至於瘟疫源頭，有人說是義大利，有人說是土耳其船隊帶回國的……當時這類的消息是來自商人或其他有海外通信的人，全憑口耳相傳……但政府似乎清楚海外瘟疫的情況，數度開會，商討如何防止這瘟疫傳進英國。不過政府諱莫如深，這事情便無人再提，彷彿是一件無人關心或不願意置信的事般給淡忘了。」

在書中描寫當時如果發現瘟疫感染者是怎麼做的，因為沒有治療的有效藥物，所以只有隔離一途，有瘟疫感染者的房子都被封鎖起來，門上塗上一個紅色的十字。理論上這些人家是不被允許出門，用更直白的說法，就是讓這些人自生自滅，這樣的情況下，這些絕望的人備受生理與心理的打擊煎熬；但就如同我們今天即使是十四天的自我隔離期，依然有人會企圖出門一樣，在書中笛福也敘述一些人們通過各種詭計、暴力或者賄賂手段成功逃出家門的事例。

到底那時候倫敦人有多絕望呢？笛福引用他舅舅的手記，本想幽居等到疫情過去，卻忍不住寫給哥哥的信中這樣敘述：「走在路上，只覺街頭闐寂無聲，到了郵政局，正在交寄信件時，我看到……院落中間有個小錢袋，上掛兩把鑰匙，內有金幣，但無人敢碰。我問那個錢袋在那兒多久了，窗邊男子說差不多一個鐘頭了，但他們沒去碰錢，怕失主會回來找。……（我）正要走時，郵政所的人說錢袋由他來保管，待失者來找再還給人家。於是他從郵政所提了一桶水出來，放在錢袋旁，又去取了火藥，在錢袋上撒了好些，鬆鬆的堆著，再以那堆火藥為起點，接著一條約兩碼長的火藥線。然後，他第三度進郵局，拿了一把燒得紅熱的火鉗……他先點燃那條火藥線，讓錢袋微微燒焦，同時燒出大量濃煙。可是這樣他還覺得不夠，又用火鉗夾起錢袋，待火鉗的熱度慢慢燒透了錢袋，便把錢幣抖進那桶水裡，提進郵政所。」

作為外甥的笛福，甚至還為這段下了註腳：「可能會有好些窮人，如前文提到的，膽子大到為錢財涉險。但是，就這個例子你可以看得出來，在那艱苦至極的年月裡，倖存的少數人是極端小心的。」 從這段就能知道那時候的倫敦人對於這場疾病有多恐懼，甚至之後也寫下健康者的自我隔離，「發現我經常走出街頭之後，他（一個朋友）就很殷切地要說服我，把自己和家人關在家裏，不要讓任何一個人走出家門，」「但是由於我沒有囤積糧食，我們完全不出門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健康者，在糧食不足的情況下，也是很多困難的。

甚至我們今天感到困擾的無症狀感染者，笛福也在書中這樣描述：「一個人，可能真的已經受到感染，而不自知，卻又出國，作為一個健康無事的人去往各處，可能將瘟疫傳給一千個人，然後無論是將感染傳出去的人還是被感染的人，都毫不知情。」是不是和我們今日驚人的相似呢？

在台灣或許沒有那麼感受強烈，但是在歐美都有的無接觸支付，在當時也有屬於那個時代的版本，在書中是這樣描述：「屠夫不會去碰那些錢，而是讓錢被放進一砵醋裏，那是他專門為這個目的而設的。買家也總是帶著能湊出各種金額的小幣值零錢，因此而不用找零。他們手裏還拿著用來裝香料和香水的瓶子。」

但是我們知道，中世紀窮人的住處本就汙穢不堪，這種惡劣的環境加速鼠疫的傳染，使得瘟疫的情況更加惡化。但那時的人們根本不了解這場瘟疫是由病毒引發，甚至笛福在書中都這樣寫：「看了那些恐怖的景象，我有時會在家幽居，決定再也不出門。這種決心每回大概能維持3、4天，其間多半時候我都在深深感謝上天保我全戶人平安，不斷招認自己的罪行，每天都向上帝悔罪，透過齋戒、自罪及沉思向上帝祈求，其餘時間我便看書、寫備忘錄，記下每天碰到的事。」

不過如果你要說政府都沒管嗎？那可就錯了，就說隔離這事，如果不知根底，很多人會以為是用公權力強制閉門，說句公道話，官員的態度是溫和的，至少在那種氛圍下，還能維持一定政府機能，社會秩序不致於崩潰，老實說真的已經不容易了。

對於病患的態度，也不是那種不聞不問、任憑生死，像是假使被封家的人能證明健康，保證願意待在別的地方不出門直到隔離期滿，就能搬出被封閉的屋子。甚至長老議員常常親自騎馬去這些人家，將人叫到窗前，問他們有沒有受到妥善照顧，有沒有缺什麼必需品，看守人是否時時為他們送信及採買需要的東西。如果病家答是，那麼一切都沒問題；可是如果他們說補給品不足，看守人不盡責，待他們不好，看守人多半會給換掉。

就這本書的描寫，後世許多人給予不同的評價，比方說美國奧本大學的笛福專家保拉·貝克施艾德博士這樣表示：「那像是1970年代湯姆·沃爾夫（Tom Wolfe）等人的新新聞主義（New Journalism）所帶給我們的東西。當中有非比尋常的深度資料研究和採訪得來的豐富軼聞，以及歷史經常會忽略的人性故事。」「他的書誕生在1722年，而就在那之前，馬賽剛剛出現過一場可怕的瘟疫，至少有40000人死亡。他當時是在用1660年代的歷史教訓來警示他所處的時代。」

1722年，法國馬賽已經被瘟疫折磨兩年之久，這本書成書在此時，保拉博士認為笛福似乎是用1665年的教訓警示當代，但似乎也對我們這個時候，不啻是打了一記響鐘。 保拉博士對於笛福描寫那場瘟疫帶給倫敦如惡夢一般的場景，是這樣想的：「我認為他像一個記者遠多於像一個小說家，而且他從不誇大。他不是為了製造令人不寒而栗的效果——現實本身就已經足夠可怕。社會學家和傳染病學家也都會引用他作為信息源。」

和當時社會凡事以宗教為出發點的思考，對於科學有嚴肅態度的笛福，筆下的倫敦比較接近於科學的觀察記錄，而非超自然的角度描寫。「在故事當中，他知道自己應該離開倫敦，但是，就像笛福一樣，這裏面有一種智性上的連結，以及要知道是什麼造成了瘟疫的求知慾。」

《大疫年紀事》最大特點就是沒有企圖找替罪羔羊，即使有些人無緣無故把貓狗殺害，認為瘟疫是人身邊的動物帶來的，疼惜生命的狄福強力譴責這種作為。他也沒有像那些富有階級，將窮人視為病媒，反倒是處處替他們著急。

這場瘟疫帶給倫敦的災難有多嚴重呢？官方的紀錄中死亡人數為68,590人，但史家都推斷至少是10萬人，如果以當時倫敦人口五十萬人來計算，也就是五分之一的人口在這場瘟疫中死去。但即使死了這麼多人，倫敦街頭見不到一具死屍，倫敦市政府的處理效率很是驚人，更為了怕打擾驚嚇，這些運送、埋葬的作業，都是在深夜進行，令人不得不敬佩，對於這點笛福也寫下：「請容我說……我也深信死於瘟疫的人少說有10萬……我們全都知道，大批窮困又絕望的瘟疫患者，因為自己的不幸而神思恍惚或鬱鬱寡歡，流浪到荒郊野外，幾乎什麼偏僻的無名地點都去，爬進灌木叢或樹籬下，死在那裡。鄰近村莊的居民同情他們，會送食物去，遠遠就放下。若他們動得了，便可自行上前取食。有時他們動不了，村民再送去食物時，會發現那些苦命人死了，食物都沒動過。這種可憐人很多。……鄉下人會離死者遠遠的挖個洞，然後用長桿勾住他們，將他們拖進洞裡……把土撥進洞裡，同時留心風向，站在上風處……」

即使1665年底的時候，疫情逐漸消退、甚至消失，笛福在故事最後也沒有做出任何結論，他只是做出記錄，為這場大英帝國境內最後一場大型鼠疫寫下記錄。但是這些文字、情景，放到2020的今天，又是多麼的相似，令人不得不感嘆，歷史總是不斷的重複上演，只是換了個形式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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