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放逐與痛苦｜談卡繆《瘟疫》的人物塑造及其主題意涵

（一）照亮人類的良心

《瘟疫》是法國存在主義作家阿爾培‧卡繆（Albert Camus，1913-1960）的代表作，敘述海港城市俄蘭持續將近一年的鼠疫之災，深具當代影響力和社會意義。卡繆避免直接描寫法國社會，假借北非濱海城市俄蘭為小說背景，此座城市商業昌盛，物質文明發達，但市民精神空虛，以尋歡作樂來消磨人生，由此不難看出，這是法國社會的一個縮影。論者指出，「瘟疫」肆虐，象徵法西斯之恐怖統治，作者微言大義，藉此予以批判，後來進一步引申，「瘟疫」更被喻為人類過去曾經面對、現今正在經歷，乃至於將來依然無法倖免的、突如其來的各種災難，在在發人深省，很少有人讀過它而無動於衷。《瘟疫》於1947年出版，大獲好評，引起戰後西方社會的轟動與討論，並使作者榮獲195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獎評語是：「由於他重要的文學著作，以明察而熱切的眼光，照亮了我們這個時代人類良心的種種問題。」

（二）由封城到開城

這是個偉大的寓言故事，一九四幾年的俄蘭城，是法國在阿爾及利亞海岸一個略大的港口，平凡而無奇。可是，遭到天譴一般，俄蘭街頭突然大量出現死老鼠，起先居民不以為意，照樣過生活，不過，逐漸地不斷有人染病而亡，這似乎是一種傷寒性的熱病，患者會嘔吐和腺體潰膿，經驗豐富的卡斯特醫生化驗分析潰膿，判斷此乃黑死病的症狀，獲得另一位醫師李爾的認同，要求執政當局趕緊採取防疫措施。偏偏官方怕引起居民恐慌，一直抱持逃避態度，不願面對事實，認為這只是虛驚一場。這種怕事的官僚心態，令李爾醫生大感不滿，結果導致疫情一發不可收拾。

為了控制疫情，政府終於下令封城，嚴禁所有官員和居民進出，俄蘭變成孤島，人人變成囚徒，內心充滿被放逐的感覺。由於跟自己所愛的人分離，大家為此而痛苦，深受折磨，人與人之間也更加隔離、猜忌、恐懼與不安。只是疫情越來越嚴重，一開始是腺鼠疫，後來流行肺鼠疫，被隔離乃至死亡者越來越多。雖然潘尼洛神父透過佈道，鼓舞著信眾，居民對於未來卻依然感到消沉、絕望。李爾醫生則不放棄，積極負起責任，與黑死病對抗。李爾醫生的鄰居塔霍，充滿理想性，隨即組織衛生隊，接掌政府防疫的工作，還號召原本想逃離俄蘭城的記者藍伯，以及政府小職員格蘭加入行列，與李爾醫生等一起並肩作戰。

城外送來的血清用罄，卡斯特醫生不眠不休地趕工研發新血清，疲累到差點染上黑死病。新血清在檢察官奧銅小兒子身上進行臨床實驗，結果孩子未能逃過死神魔掌，儘管與黑死病對抗、掙扎的時間拉長了，可是同樣的，痛苦的時間也變得比較久，這讓李爾醫生與潘尼洛神父無法接受。幸好，血清畢竟帶來了新希望，成功率越來越高，有效發揮抑制與診治作用，瘟疫總算受到控制，乃至於逐漸消退。可惜就在解除封城禁令的最後關鍵時刻，潘尼洛神父和聖徒般的塔霍都不幸被黑死病奪走性命，而李爾醫生在城外養病的妻子亦已辭世。

將近一年後的俄蘭終於舉行開城儀式，倖存者重獲自由，歡欣迎接新的日子到來。李爾醫生知道，雖然苦難業已結束，而遺忘尚未開始。

（三）主張全有或全無的潘尼洛神父

面對突如其來的天災，民眾惶惶然無所適從，宗教成為大家的精神支柱。《瘟疫》裏面，宗教界的代表人物是潘尼洛神父。

為了尋求內心的安定與依靠，民眾前來教堂禮拜，潘尼洛神父卻劈頭告訴大家，災難臨頭，罪有應得；又說，災難乃是上帝的鞭子，有史以來，冒犯上帝的城市，必然都遭受黑死病的懲罰，這是敵對上帝的人所得到的教訓。儘管男人女人在痛苦中呻吟，市民仍應向上蒼表達唯一合乎基督教精神的祈禱，那就是愛之祈禱，至於其他的一切，上天自會安排。事實上，面對瘟疫時，宗教尚有其立場，但人民一旦發現自己隨時都處在危亡之中，就會開始向尋歡作樂的意念投降，於是白天深深烙印臉上的恐懼，到了夜晚，轉變為發燒一般的狂歡，血液裏沸騰著無限自由。務實的李爾醫生認為，潘尼洛神父的佈道猶如唱高調。潘尼洛神父是個有學問的人，唯跟死亡沒有直接的接觸，這就是他能夠用如此確定的口吻來談論真理的緣故。然而，每個鄉村教士到教區看望教友的時候，若他面對的是臨終的人，他必然會想辦法先減少此人的苦楚，接著才會指明這苦楚的好處。

對於潘尼洛神父的徒託空言，卡繆藉由檢察官奧銅小兒子的病狀予以諷刺，試看「抽搐過後，呈現著徹底的虛竭狀態，他把那48小時之內燒得油盡燈枯只剩下皮包骨的胳膊和腿伸直，平躺著，在那紊亂的床上好像一具怪異的、嘲諷的耶穌被釘十字架的形象」。看到孩子受苦死亡，潘尼洛神父不禁慟哭，繼續向上帝求助。接著，他繼續在佈道中強調，今日上蒼賜給祂的造物一項考驗，要他們必須獲得並實行那一切美德中最高的美德：全有或全無。亦即在瘟疫時期，沒有一個孤島可逃，完全沒有中間的路，人人都得接受這種困境，不是選擇恨上帝，就是選擇愛上帝，然而又有誰敢選擇恨上帝呢？潘尼洛神父呼籲大家，堅持對上蒼的愛，完全投降，拋棄自我，把上蒼的意志當做自己的意志，努力去領會，超越自我，學習上帝藉由黑死病所帶來的教訓。他提醒信眾，不可聽信某些道德家的說法而放棄奮鬥，大家必須繼續前進，通過黑暗；有時固然會躓跌，仍須堅忍再堅忍，信靠神的善意，不可動搖信心，更不可為自己找藉口。

儘管如此，全心把自己奉獻給上帝的潘尼洛神父，終究未能說服李爾醫生信仰上帝。在故事中，潘尼洛神父的兩次佈道以及本身的罹病而亡，卻如同否定了神聖的宗教信仰，怎不諷刺！

（四）人道主義者李爾醫生

《瘟疫》裏，與潘尼洛神父形成對立的是無神論者李爾醫生。彼此精神信仰不同，但他們是一起對抗黑死病的伙伴。

李爾醫生其貌不揚，卡繆如此形容：「看起來約三十五歲。中等身高、寬肩。近似方臉。眼睛黑、穩定，下巴上翹、鼻子大，挺直、黑髮，剪短，嘴唇曲線清楚、厚、經常緊閉、皮膚曬褐、手和胳膊遍佈汗毛，常穿黑色合度的衣服，使人覺得他像西西里的農夫。」不久前，他剛和在城外養病的夫人道別，關於「封城」之議，對他而言，是十分痛苦的決定。看到家人被送入隔離所而哭泣的家屬，不是不了解他們的痛苦，他並非冷硬心腸。李爾醫生就事論事，勇敢表達專業意見，他認為，封城是「應該」做的事。眼前是瀕死哀嚎的病人，他什麼也不能做，只能切開鼠腺，放出膿血，打幾針血清，雖然心裡知道這沒什麼用。面對絕症，他能做的就是不斷登記死亡人數，然而每看到病人痛苦死去，都像是他的切身體驗一樣，他沒辦法無動於衷。

李爾醫生富同情心，也是一個務實的人道主義者，他不做英雄或聖徒，只做自己能力所及的事。他認為，人不是一個觀念，告訴那願意為理想而犧牲性命的塔霍：「我看過許多為觀念而死的人，我不相信英雄主義；我知道那種事情很容易，而且我了解這種主義可以殘傷人的性命。我所關心的是跟自己所愛的人去活去死。」又說：「我覺得跟那些打敗的人比跟聖徒更有同誼之感。英雄與聖人我們覺得並不能真正讓我動心。我所感興趣的是──做一個人。」對於黑死病，他覺得自己的所作所為，只是一種「人之常情」，有良心的人都會這麼做。李爾醫生的信念，使得有機會逃離俄蘭城的記者藍伯留下來，全心全力投入，一起跟黑死病奮戰到底。在這過程中，家裏的母親李爾夫人默默支持著他們，李爾醫生深深感受到母親傳遞的愛，他知道，一個人愛一個人並不算什麼，而他和母親永遠都會是這樣沉默的互愛著。

最後，瘟疫之災過去了，人們重獲新生，失去妻子和知友塔霍的李爾醫生卻悵然若失，毫無喜悅之情，他聽著俄蘭城頻頻傳來的歡呼聲，想到的是，這些歡樂都是朝不保夕的，因為黑死病的病菌不會死滅或永遠消失，有一天，它為了給人類帶來苦難和啟發，可能還會捲土重來。存在主義者認為，二次大戰之後，戰爭的殘酷使得人類徹底迷失了，人類或許無辜，但因無辜所帶來的無知，則成為「瘟疫」的最佳溫床。怎不令人警惕！

無論如何，卡繆《瘟疫》透過李爾醫生這個角色，使我們看見存在主義者人道精神的光輝，得到寶貴的人生啟示。哲學家沙特因此讚揚卡繆，在一個把現實主義當作金牛膜拜的時代裡，肯定了精神世界的存在。

（五）不信上帝的聖徒塔霍

《瘟疫》的另一個人道主義者為李爾醫生的鄰居塔霍。塔霍的父親是檢察官，看起來是個慈善的、好性情的男人。父親對塔霍一向非常好，塔霍甚至覺得，父親費盡心思，想了解兒子。在他眼中，父親不是聖徒，因為父親曾對妻子不忠，但大抵而言，父親還算中規中矩，是那種讓人對溫和而穩定的秩序懷有情感的人，這種秩序又是最為經久的。17歲時，父親要塔霍至法庭看他如何起訴罪犯，或許是希望法庭的莊嚴尊貴能夠感染他，讓他將來也步上法律之路，追隨父親的事業。可是，當塔霍目睹法庭上的父親，言詞犀利，咄咄逼人，欲置被告於死地，突然有某種東西抓住了他的內在，使他把所有的注意力都轉向被告，想著大家正要殺死這個活生生的人。塔霍同情被告的處境，然而被告終究還是被處以極刑，此一結果令他厭惡，覺得這就是最卑鄙最可惡的謀殺了。原本崇拜父親的心理隨之破滅，塔霍憤而離家出走。在他看來，周圍的社會秩序都是建立在死刑上，而由於要跟既定的秩序對抗，他必定也會跟「謀殺」戰鬥。此後，懷抱良心、同情的塔霍，反對死刑，不肯妥協，還因此參加了一些武裝運動，成了政府眼中的煽動者。

俄蘭城爆發瘟疫，充滿熱情的塔霍隨即發起組織衛生隊，號召、吸引許多人加入防疫的行列，為了偉大的理想而奮鬥。塔霍不相信上帝，卻希望自己成為聖徒。當塔霍染上黑死病，他冷靜、勇敢地去面對與抵抗，面露微笑說：「我不要死，我會奮鬥。但如果我輸，我要好好的輸。」要做聖徒，就必須活下去。可是，開城前夕，塔霍不幸被黑死病奪去生命，李爾醫生的老患者得知後，稱讚塔霍：「走的總是最好的，人生就是這樣。他是一個知道他要什麼的人。」

塔霍生前曾告訴知友李爾醫生，他自以為用整個靈魂在跟瘟疫戰鬥，實則卻一直害著瘟疫。他認為，千百人的死亡他都曾間接插手，因為他贊成某些法案和原則，這導致他們的死亡。原來，瘟疫存在於每個人的心中。

《瘟疫》裡的塔霍，是勇於跟鼠疫對抗的英雄，他深具同情心和正義感，如同聖徒，全心全力以赴，體現了現代人的道德良知，甚至於為此付出了生命。這是何等高貴的情操！毫無疑問，塔霍是這虛妄世界的一道曙光！

（六）為人類指出另一條道路

二戰結束，人類因戰爭而顯露出來的存在本質之脆弱性，使得人們對生命的意義不斷產生質疑，感覺所有的一切都變成無意義的虛無，人做為一種存在，可以説沒有其必然的意義與目的。存在主義否定了「意義」，猶如把人放逐到荒蕪的沙漠。存在主義者放棄了一切信仰，然而存在主義作家卡繆的《瘟疫》，讓小說人物做出抉擇，用內心的同情和愛，全力跟現實世界對抗、奮鬥，永不放棄地追求幸福，重新建構人生，賦予意義。

《瘟疫》之中，慘遭黑死病襲擊的俄蘭，封城之後，就像歐洲中世紀瘟疫流行期間一樣，受困的人們長期過著與外界隔絕的囚禁生活，隨時面臨死神的威脅，日夜忍受著生離死別、痛苦不堪的折磨。卡繆藉此呈現存在主義的主題：世界是荒謬的，現實本身是不可認識的，人的存在是缺乏理性的。卡繆自言：「《異鄉人》寫的是人在荒謬世界中孤立無援，身不由已﹔《瘟疫》寫的是面臨同樣的荒唐的生存時，儘管每個人的觀點不同，但從深處看來，卻有等同的地方。」實則從《異鄉人》到《瘟疫》，卡繆的思想已有所變化。《瘟疫》的記事者李爾醫生，不再像《異鄉人》的「我」那樣，對一切都漠不關心，他與知友塔霍聯手，跟不知從何而來的瘟疫奮鬥對抗，在這過程中，雖然看到了被放逐、被隔離的痛苦，以及許許多多的死亡，但他也見證了愛情、友誼和母愛為人生帶來的幸福。李爾醫生不是異鄉的局外人，他遇到了塔霍這般道德高尚、勇於奉獻的人，聯合同志們，一起對抗瘟疫，諸如記者藍伯，被李爾醫生對待病人的那種無私所感動，是以即使有機會逃出城外，仍然放不下對死者、對李爾醫生的虧欠而選擇留下來，加入衛生隊的行列，化男女私情的小愛為大愛，也因此逃過黑死病的大劫。

李爾醫生、塔霍、藍伯等，終於戰勝了瘟疫，這象徵著人類社會的一線希望。人彷彿被拋棄到這荒謬世界，但並不孤單，我們要恪盡責任，為追求幸福而奮戰不懈，這才是人之所以為人的真正意義；且就像李爾醫生於瘟疫期間所觀察到的：人類值得讚美的事情比令人鄙視的事情更多。卡繆的《瘟疫》，無疑為放棄信仰、對未來感到迷惘的人們指出另一條道路，即使四周似乎一片荒蕪。又誠如聖徒塔霍所言，人類固然害怕被瘟疫所傳染，實則每個人心中也都潛藏著自己的瘟疫，應時時去反省、面對而非一味逃避，怎不令人深思低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