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放逐與痛苦|談卡繆《瘟疫》的人物塑造及其主題意涵

2022/03/02閱讀時間約 12 分鐘
(一)照亮人類的良心
《瘟疫》是法國存在主義作家阿爾培‧卡繆(Albert Camus,1913-1960)的代表作,敘述海港城市俄蘭持續將近一年的鼠疫之災,深具當代影響力和社會意義。卡繆避免直接描寫法國社會,假借北非濱海城市俄蘭為小說背景,此座城市商業昌盛,物質文明發達,但市民精神空虛,以尋歡作樂來消磨人生,由此不難看出,這是法國社會的一個縮影。論者指出,「瘟疫」肆虐,象徵法西斯之恐怖統治,作者微言大義,藉此予以批判,後來進一步引申,「瘟疫」更被喻為人類過去曾經面對、現今正在經歷,乃至於將來依然無法倖免的、突如其來的各種災難,在在發人深省,很少有人讀過它而無動於衷。《瘟疫》於1947年出版,大獲好評,引起戰後西方社會的轟動與討論,並使作者榮獲195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獎評語是:「由於他重要的文學著作,以明察而熱切的眼光,照亮了我們這個時代人類良心的種種問題。」
(二)由封城到開城
這是個偉大的寓言故事,一九四幾年的俄蘭城,是法國在阿爾及利亞海岸一個略大的港口,平凡而無奇。可是,遭到天譴一般,俄蘭街頭突然大量出現死老鼠,起先居民不以為意,照樣過生活,不過,逐漸地不斷有人染病而亡,這似乎是一種傷寒性的熱病,患者會嘔吐和腺體潰膿,經驗豐富的卡斯特醫生化驗分析潰膿,判斷此乃黑死病的症狀,獲得另一位醫師李爾的認同,要求執政當局趕緊採取防疫措施。偏偏官方怕引起居民恐慌,一直抱持逃避態度,不願面對事實,認為這只是虛驚一場。這種怕事的官僚心態,令李爾醫生大感不滿,結果導致疫情一發不可收拾。
為了控制疫情,政府終於下令封城,嚴禁所有官員和居民進出,俄蘭變成孤島,人人變成囚徒,內心充滿被放逐的感覺。由於跟自己所愛的人分離,大家為此而痛苦,深受折磨,人與人之間也更加隔離、猜忌、恐懼與不安。只是疫情越來越嚴重,一開始是腺鼠疫,後來流行肺鼠疫,被隔離乃至死亡者越來越多。雖然潘尼洛神父透過佈道,鼓舞著信眾,居民對於未來卻依然感到消沉、絕望。李爾醫生則不放棄,積極負起責任,與黑死病對抗。李爾醫生的鄰居塔霍,充滿理想性,隨即組織衛生隊,接掌政府防疫的工作,還號召原本想逃離俄蘭城的記者藍伯,以及政府小職員格蘭加入行列,與李爾醫生等一起並肩作戰。
城外送來的血清用罄,卡斯特醫生不眠不休地趕工研發新血清,疲累到差點染上黑死病。新血清在檢察官奧銅小兒子身上進行臨床實驗,結果孩子未能逃過死神魔掌,儘管與黑死病對抗、掙扎的時間拉長了,可是同樣的,痛苦的時間也變得比較久,這讓李爾醫生與潘尼洛神父無法接受。幸好,血清畢竟帶來了新希望,成功率越來越高,有效發揮抑制與診治作用,瘟疫總算受到控制,乃至於逐漸消退。可惜就在解除封城禁令的最後關鍵時刻,潘尼洛神父和聖徒般的塔霍都不幸被黑死病奪走性命,而李爾醫生在城外養病的妻子亦已辭世。
將近一年後的俄蘭終於舉行開城儀式,倖存者重獲自由,歡欣迎接新的日子到來。李爾醫生知道,雖然苦難業已結束,而遺忘尚未開始。
(三)主張全有或全無的潘尼洛神父
面對突如其來的天災,民眾惶惶然無所適從,宗教成為大家的精神支柱。《瘟疫》裏面,宗教界的代表人物是潘尼洛神父。
為了尋求內心的安定與依靠,民眾前來教堂禮拜,潘尼洛神父卻劈頭告訴大家,災難臨頭,罪有應得;又說,災難乃是上帝的鞭子,有史以來,冒犯上帝的城市,必然都遭受黑死病的懲罰,這是敵對上帝的人所得到的教訓。儘管男人女人在痛苦中呻吟,市民仍應向上蒼表達唯一合乎基督教精神的祈禱,那就是愛之祈禱,至於其他的一切,上天自會安排。事實上,面對瘟疫時,宗教尚有其立場,但人民一旦發現自己隨時都處在危亡之中,就會開始向尋歡作樂的意念投降,於是白天深深烙印臉上的恐懼,到了夜晚,轉變為發燒一般的狂歡,血液裏沸騰著無限自由。務實的李爾醫生認為,潘尼洛神父的佈道猶如唱高調。潘尼洛神父是個有學問的人,唯跟死亡沒有直接的接觸,這就是他能夠用如此確定的口吻來談論真理的緣故。然而,每個鄉村教士到教區看望教友的時候,若他面對的是臨終的人,他必然會想辦法先減少此人的苦楚,接著才會指明這苦楚的好處。
對於潘尼洛神父的徒託空言,卡繆藉由檢察官奧銅小兒子的病狀予以諷刺,試看「抽搐過後,呈現著徹底的虛竭狀態,他把那48小時之內燒得油盡燈枯只剩下皮包骨的胳膊和腿伸直,平躺著,在那紊亂的床上好像一具怪異的、嘲諷的耶穌被釘十字架的形象」。看到孩子受苦死亡,潘尼洛神父不禁慟哭,繼續向上帝求助。接著,他繼續在佈道中強調,今日上蒼賜給祂的造物一項考驗,要他們必須獲得並實行那一切美德中最高的美德:全有或全無。亦即在瘟疫時期,沒有一個孤島可逃,完全沒有中間的路,人人都得接受這種困境,不是選擇恨上帝,就是選擇愛上帝,然而又有誰敢選擇恨上帝呢?潘尼洛神父呼籲大家,堅持對上蒼的愛,完全投降,拋棄自我,把上蒼的意志當做自己的意志,努力去領會,超越自我,學習上帝藉由黑死病所帶來的教訓。他提醒信眾,不可聽信某些道德家的說法而放棄奮鬥,大家必須繼續前進,通過黑暗;有時固然會躓跌,仍須堅忍再堅忍,信靠神的善意,不可動搖信心,更不可為自己找藉口。
儘管如此,全心把自己奉獻給上帝的潘尼洛神父,終究未能說服李爾醫生信仰上帝。在故事中,潘尼洛神父的兩次佈道以及本身的罹病而亡,卻如同否定了神聖的宗教信仰,怎不諷刺!
(四)人道主義者李爾醫生
《瘟疫》裏,與潘尼洛神父形成對立的是無神論者李爾醫生。彼此精神信仰不同,但他們是一起對抗黑死病的伙伴。
李爾醫生其貌不揚,卡繆如此形容:「看起來約三十五歲。中等身高、寬肩。近似方臉。眼睛黑、穩定,下巴上翹、鼻子大,挺直、黑髮,剪短,嘴唇曲線清楚、厚、經常緊閉、皮膚曬褐、手和胳膊遍佈汗毛,常穿黑色合度的衣服,使人覺得他像西西里的農夫。」不久前,他剛和在城外養病的夫人道別,關於「封城」之議,對他而言,是十分痛苦的決定。看到家人被送入隔離所而哭泣的家屬,不是不了解他們的痛苦,他並非冷硬心腸。李爾醫生就事論事,勇敢表達專業意見,他認為,封城是「應該」做的事。眼前是瀕死哀嚎的病人,他什麼也不能做,只能切開鼠腺,放出膿血,打幾針血清,雖然心裡知道這沒什麼用。面對絕症,他能做的就是不斷登記死亡人數,然而每看到病人痛苦死去,都像是他的切身體驗一樣,他沒辦法無動於衷。
李爾醫生富同情心,也是一個務實的人道主義者,他不做英雄或聖徒,只做自己能力所及的事。他認為,人不是一個觀念,告訴那願意為理想而犧牲性命的塔霍:「我看過許多為觀念而死的人,我不相信英雄主義;我知道那種事情很容易,而且我了解這種主義可以殘傷人的性命。我所關心的是跟自己所愛的人去活去死。」又說:「我覺得跟那些打敗的人比跟聖徒更有同誼之感。英雄與聖人我們覺得並不能真正讓我動心。我所感興趣的是──做一個人。」對於黑死病,他覺得自己的所作所為,只是一種「人之常情」,有良心的人都會這麼做。李爾醫生的信念,使得有機會逃離俄蘭城的記者藍伯留下來,全心全力投入,一起跟黑死病奮戰到底。在這過程中,家裏的母親李爾夫人默默支持著他們,李爾醫生深深感受到母親傳遞的愛,他知道,一個人愛一個人並不算什麼,而他和母親永遠都會是這樣沉默的互愛著。
最後,瘟疫之災過去了,人們重獲新生,失去妻子和知友塔霍的李爾醫生卻悵然若失,毫無喜悅之情,他聽著俄蘭城頻頻傳來的歡呼聲,想到的是,這些歡樂都是朝不保夕的,因為黑死病的病菌不會死滅或永遠消失,有一天,它為了給人類帶來苦難和啟發,可能還會捲土重來。存在主義者認為,二次大戰之後,戰爭的殘酷使得人類徹底迷失了,人類或許無辜,但因無辜所帶來的無知,則成為「瘟疫」的最佳溫床。怎不令人警惕!
無論如何,卡繆《瘟疫》透過李爾醫生這個角色,使我們看見存在主義者人道精神的光輝,得到寶貴的人生啟示。哲學家沙特因此讚揚卡繆,在一個把現實主義當作金牛膜拜的時代裡,肯定了精神世界的存在。
(五)不信上帝的聖徒塔霍
《瘟疫》的另一個人道主義者為李爾醫生的鄰居塔霍。塔霍的父親是檢察官,看起來是個慈善的、好性情的男人。父親對塔霍一向非常好,塔霍甚至覺得,父親費盡心思,想了解兒子。在他眼中,父親不是聖徒,因為父親曾對妻子不忠,但大抵而言,父親還算中規中矩,是那種讓人對溫和而穩定的秩序懷有情感的人,這種秩序又是最為經久的。17歲時,父親要塔霍至法庭看他如何起訴罪犯,或許是希望法庭的莊嚴尊貴能夠感染他,讓他將來也步上法律之路,追隨父親的事業。可是,當塔霍目睹法庭上的父親,言詞犀利,咄咄逼人,欲置被告於死地,突然有某種東西抓住了他的內在,使他把所有的注意力都轉向被告,想著大家正要殺死這個活生生的人。塔霍同情被告的處境,然而被告終究還是被處以極刑,此一結果令他厭惡,覺得這就是最卑鄙最可惡的謀殺了。原本崇拜父親的心理隨之破滅,塔霍憤而離家出走。在他看來,周圍的社會秩序都是建立在死刑上,而由於要跟既定的秩序對抗,他必定也會跟「謀殺」戰鬥。此後,懷抱良心、同情的塔霍,反對死刑,不肯妥協,還因此參加了一些武裝運動,成了政府眼中的煽動者。
俄蘭城爆發瘟疫,充滿熱情的塔霍隨即發起組織衛生隊,號召、吸引許多人加入防疫的行列,為了偉大的理想而奮鬥。塔霍不相信上帝,卻希望自己成為聖徒。當塔霍染上黑死病,他冷靜、勇敢地去面對與抵抗,面露微笑說:「我不要死,我會奮鬥。但如果我輸,我要好好的輸。」要做聖徒,就必須活下去。可是,開城前夕,塔霍不幸被黑死病奪去生命,李爾醫生的老患者得知後,稱讚塔霍:「走的總是最好的,人生就是這樣。他是一個知道他要什麼的人。」
塔霍生前曾告訴知友李爾醫生,他自以為用整個靈魂在跟瘟疫戰鬥,實則卻一直害著瘟疫。他認為,千百人的死亡他都曾間接插手,因為他贊成某些法案和原則,這導致他們的死亡。原來,瘟疫存在於每個人的心中。
《瘟疫》裡的塔霍,是勇於跟鼠疫對抗的英雄,他深具同情心和正義感,如同聖徒,全心全力以赴,體現了現代人的道德良知,甚至於為此付出了生命。這是何等高貴的情操!毫無疑問,塔霍是這虛妄世界的一道曙光!
(六)為人類指出另一條道路
二戰結束,人類因戰爭而顯露出來的存在本質之脆弱性,使得人們對生命的意義不斷產生質疑,感覺所有的一切都變成無意義的虛無,人做為一種存在,可以説沒有其必然的意義與目的。存在主義否定了「意義」,猶如把人放逐到荒蕪的沙漠。存在主義者放棄了一切信仰,然而存在主義作家卡繆的《瘟疫》,讓小說人物做出抉擇,用內心的同情和愛,全力跟現實世界對抗、奮鬥,永不放棄地追求幸福,重新建構人生,賦予意義。
《瘟疫》之中,慘遭黑死病襲擊的俄蘭,封城之後,就像歐洲中世紀瘟疫流行期間一樣,受困的人們長期過著與外界隔絕的囚禁生活,隨時面臨死神的威脅,日夜忍受著生離死別、痛苦不堪的折磨。卡繆藉此呈現存在主義的主題:世界是荒謬的,現實本身是不可認識的,人的存在是缺乏理性的。卡繆自言:「《異鄉人》寫的是人在荒謬世界中孤立無援,身不由已﹔《瘟疫》寫的是面臨同樣的荒唐的生存時,儘管每個人的觀點不同,但從深處看來,卻有等同的地方。」實則從《異鄉人》到《瘟疫》,卡繆的思想已有所變化。《瘟疫》的記事者李爾醫生,不再像《異鄉人》的「我」那樣,對一切都漠不關心,他與知友塔霍聯手,跟不知從何而來的瘟疫奮鬥對抗,在這過程中,雖然看到了被放逐、被隔離的痛苦,以及許許多多的死亡,但他也見證了愛情、友誼和母愛為人生帶來的幸福。李爾醫生不是異鄉的局外人,他遇到了塔霍這般道德高尚、勇於奉獻的人,聯合同志們,一起對抗瘟疫,諸如記者藍伯,被李爾醫生對待病人的那種無私所感動,是以即使有機會逃出城外,仍然放不下對死者、對李爾醫生的虧欠而選擇留下來,加入衛生隊的行列,化男女私情的小愛為大愛,也因此逃過黑死病的大劫。
李爾醫生、塔霍、藍伯等,終於戰勝了瘟疫,這象徵著人類社會的一線希望。人彷彿被拋棄到這荒謬世界,但並不孤單,我們要恪盡責任,為追求幸福而奮戰不懈,這才是人之所以為人的真正意義;且就像李爾醫生於瘟疫期間所觀察到的:人類值得讚美的事情比令人鄙視的事情更多。卡繆的《瘟疫》,無疑為放棄信仰、對未來感到迷惘的人們指出另一條道路,即使四周似乎一片荒蕪。又誠如聖徒塔霍所言,人類固然害怕被瘟疫所傳染,實則每個人心中也都潛藏著自己的瘟疫,應時時去反省、面對而非一味逃避,怎不令人深思低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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