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爷与他们

我常想写篇文字来祭奠我的姥爷。

自及冠以来十数年，每每提笔踌躇，思虑半晌，最终弃笔而叹，悻悻作罢。

以之前的大陆国内形式来看，若我如实将祭文写出并公开的话，怕是很快自己也需要一篇祭文了。例如：“叔父薛某，一事无成，满腹牢骚，三十岁纂一文，卒。”想来便无趣而尴尬。所幸后来今上庆丰执政，改宪法以创万世之基，我便再无后顾之忧。毕竟如今此文若发表于大陆，怕是连曾经与我打过架的路人都要连坐腰斩，于临刑之时写个斗大的惨字，九族之辈，必受株连，想必也无人再有闲情给我写这尴尬无比的祭文了。

思及此处，很难不对伟人平添几分感激。

我对姥爷最初的印象来自一张裱在旧实木相框里的黑白照片，那照片有些泛黄，上面有一串铁锈色的点状痕迹。高大壮硕的姥爷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穿着笔挺的国军军装，身体两侧分别挂着两只盒子炮（毛瑟军用手枪，Mauser Military Pistol)。黝黑的的肤色使他显得果敢坚毅，鼻子很挺，眼睛却细得像条缝。他的表情疲惫而欣喜，眸子里透着希望的光彩。因为他的欣喜，我时常怀疑这照片摄于抗战胜利之后，内战之前。但实际情况是怎样，早以无法考证，因为照片中的姥爷早已在几十年前的文革初期便怀着悲愤与屈辱含恨离世，姥姥在同一期间常被拖去游街并打断了腿，性格也愈加孤僻怪异起来。母亲那时尚未出世，对这张照片的拍摄过程，完全没有任何印象。

我自是不愿与姥姥提起这张照片及她与姥爷的往事，一则怕触了霉头，二则是我曾于无意中提起过姥爷，姥姥便颇为激动地，以语速极快地抱怨起她“死鬼”丈夫，尽是些诸如“三十几岁守寡到今天！”，“孤儿寡母的拉扯五个孩子！”或是“我对得起老佟家，老佟家对不起我！”的抱怨，有些语速极快，如诅咒般的低吼让我觉得有些毛骨悚然。

儿时的我曾试着去理解她，但这几乎完全不可能。在了解那段黑暗历史之前，我完全无法理解她当年所承受的痛苦和屈辱，正如我完全不能理解那个曾经在黑白照片中显得那么温婉贤淑的传统女性为何成为今日蓬头垢面，大部分时间独居在两间平房中，癫狂，甚至有些怨毒的老妪。

母亲说姥爷的家族发源于锦州，是满族正黄旗人氏，母亲家族的姓氏和姥爷细而长的眼睛与这种说法相互印证。一些年纪较大的远房亲戚说姥爷曾是国军高官，曾被老蒋授予过中正剑，双手都能打枪，鲜有虚发。我时常怀疑这段描述的真实性，因为很多东西已不可考，我翻阅过一些历史文献，其中提到在老蒋溃败之前，中正剑就如当年的金圆券一般大发特发，早就不是什么殊荣之物。况且我从未亲见过这把剑，据说它至今仍在这位远方亲戚的手里，而她也一直不肯将其归还给我的舅舅。姥姥怀疑亲戚是觊觎剑的价值，于姥爷去世之前便动了霸占它的心思，这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毕竟大陆沦陷以来，钱就成了除了权力之外最重要的东西。

至于双手打枪，鲜有虚发一事便更是虚妄，现今去看当年抗日战争中的人物传记，似乎人人如此，这就如同三国演义中的战将必须身高八尺以上，随手一个武器便百十斤重一般。你若没些什么“喝断当阳桥”或“使江东小儿不敢夜啼”的业绩，出门都不好意思跟邻居打招呼。我也曾在YouTube上看过些节目，有些专业人士分析，左手打枪准头奇差，在那个资源，弹药奇缺的年代，在实战中双手持枪射击，怕是只有如今横店影视城或中宣部才能杜撰出来的奇谈。

但姥爷是位中层或高层军官一事属实概率较大，与之印证的是老蒋曾经将姥爷及他的一众弟弟送到台湾，在那个去台湾船票/机票一票难求的情况下，每个被带走的人，都应该比较重要才对。另外就是家里老宅的地址，和一张姥爷与某位外逃宗教领袖的合影，这也成了日后共党指控姥爷曾是“国民党特务”的罪证之一。但这恐怕是事实，至少后面发生的事情，多少证明了共党对他的指控。

老蒋当年将众姥爷们送去台湾之前曾经郑重保证，妻子家人，随后就到。但姥爷在台湾等了近一年，也没见到家人被送来，情急之下，便从台湾偷渡回了大陆。我所以用偷渡这个词，是因当时国共两党皆严防自己人跑到对方的地盘上去，如有偷渡被发现者，多按投敌处理，被发现而当场枪毙者甚众。故有些人虽思念留在大陆的妻儿，却惧于老蒋军法或慑于共匪淫威，便只好在台另组家庭，留妻儿在大陆苦等。此等人伦惨剧，当时屡见不鲜，Youtube上有众多相关的纪录片。

当然，关于此事，赤匪有另一套说法，他们说我的姥爷是领了老蒋的电台和金条，堂而皇之的返回大陆，开展特务行动，伺机反攻大陆，证据是于文革期间在老宅抄家抄出的金条和电台。但这套说辞在文革期间就如同今日共党的“紧密团结在以XXX为中心的党中央周围”或“XXXX年底之前武统台湾”一样，多半是癫狂的梦呓，尚不及黄口小儿放的屁来得真实，就我个人来讲，是完全不信的。

我心中的版本是这样的：三十几岁的姥爷，怀着对妻子的责任与眷恋，在某个风高浪急的黑夜，冒着被当成匪谍当场枪毙的风险，在他几位胞弟的掩护下，乘船从台湾偷渡回了大陆，又一路经过兵荒马乱的大陆沿海城市，最终回到北平老宅的大槐树下。满面风尘的姥爷在槐树下疲惫而温暖的微笑，如释重负一般，眼中尽是柔情与希望。那时的姥姥亦如旧照片中一般温婉贤淑，端着手中的木盆，与自己年轻的丈夫四目相对，嘴角微微扬起，眼眶微微发红。

我终究无缘亲见这场景，甚至无法见到姥爷的几位胞弟，借以证明我的推测。但我相信在姥爷离开台湾，与妻儿团聚的那天晚上，星星一定特别明亮。那星光透过海峡两岸的乌云，穿过老宅槐树茂密的枝叶，最终映在他的细长眸子里，显得欢快而明亮。

如今我的年纪与当年的姥爷相仿，我时常想，若我是他，会不会毅然返回北平与家人团聚，即使面对无限的未知与风险？

我想我会的。

那么，如果我可以预见我会因此而死呢？我还会回去么？

我想我会的。与其余生受内疚与思念的煎熬，不如在水天相接的混沌之中放手一搏。

于是姥爷偷渡当晚的景象在我脑海中，便如法国名画《自由引导人民》（ La Liberté guidant le peuple）一般悲怆感人，充满了悲剧的意味。我想，这便是所谓的隔空神交吧？我，与我早已故去的姥爷，在几十年前的某个夜晚，对爱与责任的问题上，达成了某种奇妙的共识。

之后的几年，姥爷的日子过得甚为安逸，我的母亲与几位舅舅也在此期间出生。而我的姥爷，他居然成为了一名建筑师，并在修复古建筑上颇有建树，甚至在文革之前被评委全国劳模，我也曾亲眼见过奖章的照片。大概十几年前，大舅还凭着那些获奖证书在北京某个公墓为姥爷申请到了免费的墓地。他参加了人民大会堂的设计与施工工作，那些被他珍藏的图纸在抄家时被红卫兵小将们从家中搜出，并作为姥爷准备用迫击炮炸毁人民大会堂，刺杀人民领袖的证据之一。

姥爷的工资似乎不低，但终究家里孩子不少，还要养活他最小的胞弟，并为他付大学学费。这位留在北平的老姥爷（姥爷最小的胞弟）在老蒋退守台湾之时，还是个学生，自然不值得浪费一张船票，于是便被迫留在了北平。在与母亲的闲谈中，姥爷似乎对他的这位胞弟极为呵护，当年每逢发薪，姥爷便会买些鱼给大家打牙祭，待姥姥将鱼炖好，姥爷便将大些的鱼挑出来放在饭盒里留给弟弟，自己与家人们分食些小鱼。母亲在将这段往事描述得温馨而快乐，似乎那是她了不得的童年趣事。但姥姥却不这么认为，每逢此时便会在一旁絮絮叨叨地痛骂老姥爷是白眼儿狼，顺便翻出一堆陈年旧事来证明她的观点，并附加一大堆我听不大懂嘶哑呢喃，脸上的神情像是在诅咒某个不共戴天的仇人。

老姥爷对姥姥的礼数可谓周全，大小节日必来拜访，临走时还会留下数目不小的现金作为贡奉，真可谓老嫂比母的典范。但姥姥却鲜有领情，甚至多次当面挖苦他：“他现在可是国家的大干部，有的是钱。”老姥爷却只是低头讪笑，从未生气，也从未反驳。

老姥爷的修养是极好的，有几次他当着一众小辈的面被姥姥骂个狗血喷头，也只是讪笑低头，借故离开而已。后来，也许是因为老姥爷年纪愈加大了，抑或他实在挨不住姥姥的无端谩骂，每次来姥姥家，他只是匆匆地来，极为拘束地坐在那里，像只待宰的老公鸡。挨不到一刻钟便放下一笔数目不小的钱匆匆离开。

按照晚辈的礼数，我常陪他走到胡同口才回去。老姥爷是位不苟言笑的老者，脸上几乎没什么表情，但年幼的我却仍能清楚的察觉到，每次他走出姥姥家，便如逢大赦一般的轻松，仿佛那件低矮破旧的老房子，是他不得不来，却备受煎熬的刑场。

姥姥去世之前，有一次骂得尤其厉害，姥姥骂着：“你哥白眼儿狼！你这么多年给的这些钱？能买回你大哥的命么？”甚至朝老姥爷吐口水。我有理由怀疑，若不是因为姥姥半身不遂，无法起身，她简直就要站起来把老姥爷痛打一顿才出气。

彼时还在读高中的我颇为老姥爷所遭受的待遇鸣不平，也无数次问起姥姥为什么总是对他毫无尊重，甚至对待狗一样把他呼来喝去，我怀疑其中定然有些我不知道的原因。

母亲却神色凛然的叫我不要乱说，过了一会儿又柔声告诉我：“你好好读书，将来考个好大学，让你老姥爷给你安排个好工作。”

那时我尚听不懂母亲的话，只是在那个北京的冬夜里，被寒风吹了个哆嗦。

姥爷后来的命运与和他同时代有良知的人比起来颇为普通。他在“三年困难时期”多次在公开场合发表诸如”饿死人了！旧社会我都没见过饿死人！现在饿死这么多人！造孽啊！“，”怎么？！吃不饱还不让说了？老子就是吃不饱！老子就说！“之类的反革命言论，顺利地在文革期间被打成反革命份子。经过共党最擅长的”组织调查“，又顺利查出他曾经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的历史问题，于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地，在文革期间的某个夜晚，他被几个人从家中带走。

我时常想不通，如果他真如共党所说，是特务的话，为何如此沉不住气？所以这事儿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姥爷确实是特务，但当时已经到了怒发冲关，不得不发作的程度。或是他只是在一般陆军中任职，直来直去是他天性中的一部分。

大约过了一周，政府叫家里人去认领姥爷的尸体。由于姥姥缠足，行动颇为不便，只好由家里最大的孩子——我的母亲将姥爷的骨灰领了回来。

那一年，我的母亲六岁。

她曾无数次地一面啜泣一面对我说，盒子里的可能并不是我的姥爷。因为那个接待她的工作人员只是随便问了下姥爷的名字和她与死者的关系，便将母亲领到一个摆满破旧铁罐的房间，漫不经心地指着某个没有任何标记的罐子对她说：“哝，这个就是。”语气轻描淡写，充满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骄傲和对反革命狗崽子的鄙视。

我曾问过我的母亲，“那房间里面有多少个罐子？”

“我没数，但挺大个屋子，满屋子都是。”

随之而来，理所当然的是红卫兵们频繁地半夜抄家，由于老宅早就成了所谓的“特务据点”，家中的古籍，字画，摆件，图纸，金银首饰纷纷被洗劫一空。甚至在家徒四壁之后，英勇无畏的红卫兵小将们仍能在只剩孤儿寡母的家里发现“敌台”并在深夜敲锣打鼓的向众邻居宣布自己的丰功伟业，可见毛泽东的好学生们人人天赋异禀，绝非常人所能比。

姥姥当然也要没日没夜地被拉去批斗，因为她是“特务婆子“，剃阴阳头，“架飞机”，在脖子上挂水泥牌子，在碎玻璃上跪着谢罪，最终被打断了腿。而家里两个最大的，初谙世事的孩子也要被强迫在一旁围观，因为她们是“反革命的狗崽子”，这是他们必须接受的教育科目之一。

另一项教育是学会感恩，“你看，你是狗崽子，可党还能让你活着，这都是党的恩情啊。你要学会感激，不然，党随时能让你死。”

感恩党的教育，让我那年近七十的母亲至今看到穿旧军装的人都会怕得发抖。

后来，他们连四壁也没留下。

姥姥只好拖着一条瘸腿和六个孩子离开了城里的老宅，在被批斗之余给人做些针线活儿过活。而我的母亲和她的兄弟姐妹们也各显神通，或到市场捡别人扔下的菜头烂叶，或和好心的邻居偷偷借个小车跑到城里卖大碗茶，甚至去田间偷菜。

我曾问母亲那时候会不会很累。母亲说“不记得了，只记得每天都很饿。”

她说那时候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每天卖茶回家，走到家附近的时候。因为她很快就要知道自己今天是否被又抄家，是否要循着锣声在众人狂热的口号声和浪潮般的讥笑声中寻找自己正在被当中羞辱凌虐的母亲和弟弟们。

母亲说，如果有，就又怕又急。如果没有，就如释重负，开心不已。同时又为未知的明天担心起来。

如此往复，循环不止，仿佛希腊神话里推石头的那位西西弗斯。

但还好，母亲推的是一车茶水，口渴的时候，尚有一碗茶叶末沏成的茉莉花茶。我常想象母亲喝着茶，在树下休息乘凉的样子。但母亲说她很少喝茶，因为茶叶金贵，要拿来换钱活命；她也很少休息，因为走时急着早些到地方做生意，多赚些钱给弟弟妹妹们换十五，回时着急想知道家里有没有被抄，要不要去法场陪母亲。

母亲的回忆让我想起北京人民大学的一位历史教授的故事。他于文革期间被罚去砌墙，每当墙被砌好便有人上前将墙推倒，随即叫他继续砌下去。老教授敌不过这般折磨，最终精神出了问题。

我曾怀疑老毛这厮是否对希腊神话略有了解，但在看过他的一些狗屁倒灶的打油诗之后，我觉得他怕是对中国文化都不甚了解，不禁哑然而笑，自此觉得和毛粉吵架也没什么意思。

姥爷去世，姥姥被整的时候儿，我的老姥爷已经在共党某个极为重要的单位任职，全程从未出现。后来不知何故，他也被送到塞北苦寒之地的劳改农场蹲牛棚，怕是也受尽了人间的屈辱折磨。文革结束之后，他被平反，很快便身居高位，如今早已是“老干部”的身份。但其中有一点我非常疑惑，以他几位兄长的身份与职位，他恐怕连入职时候的“政审”都过不去，怎么还会一路高升，没啥影响呢？

改革开放之后，姥爷留在台湾的几个胞弟多次来大陆省亲，并执意要去老嫂家拜访，但每每一进海关便被老姥爷拦住，接到自家去。不知他以什么理由来搪塞他的几位兄长，但他给我妈的理由是：“他们来了也看不了什么，也许还会惹出什么事儿来。”

我的三个舅舅分别因为盗窃，抢劫，重伤害等不同的罪名，各自蹲了十五到三十几年的大狱。当然，这是他们罪有应得，但我始终觉得这与他们的家庭背景和人生经历有关，他们在尚且蒙昧之时便失去父亲，只好跟着大字不识几个的母亲在旁人的冷落与讥讽中苟且求生，最终犯罪，甚至报复社会，便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曾参加过他们的聚会，听他们在席间云淡风轻地谈论各自蹲了多久的监狱，席间最少的一人是七年。

他们大多与我舅舅们经历相同，多半外形俊朗，眉宇之间尚留父辈风范。我常想若非年少失怙，社会动荡，家门不幸，他们之中许多人仍是国之栋梁吧？

问及当年犯事儿的原因，他们的回答打扮相同：“年少无知，觉得谁都欠我的，偷啊，抢啊，捅人啊，觉得天经地义，就跟梁山好汉似的。”

所以我常以为那些夸耀大陆社会安全，半夜无忧撸串儿的人无知得可笑。那些没有解决的问题不会自己解决，那些正在发生的凶案不是掩盖了变没有发生！那些未了结的罪业，被抹去的历史，以及底层人民的血泪，正如水库中的死水一般沉寂着，积蓄着。它们无处宣泄，直到他们变为惊涛骇浪的时刻。

那时，怕又是一次玉石俱焚的劫数。

这些怕是蒙童都懂的道理，他们自然也懂，否则为何争先恐后地将子女家人送往欧美国家受苦？他们只是不在乎而已，充分原子化的中国，每个人在乎的都只有自己的利益，正如国民党当年，明知腐败亡国亡党，却仍无力回天，最终只好跑去台湾苟延残喘，祸害台湾百姓。

其实仔细想想，老毛与老蒋，不过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的两个独裁者而已。以姥爷的性格，当年不死于大陆，留在台湾也会死在“一。二八”抑或“美丽岛”事件中。既然横竖是死，他能在告别人世之前与妻子家人享几年天伦之乐，已经是赚了。

性格决定命运。按姥爷的性格来看，死于暴君之手，几乎是必然的命运。

纵观我华夏历史，有良心的血性男儿，或贬黜流放，抑郁而终，或血溅七尺，祸及九族，鲜有善终之人。

今有国人，俨然疾呼“我华夏民族，因何再无血性？“

嚯，因何您自己没个*数么？

袁公崇焕可有血性？他被崇祯凌迟，京师百姓纷纷生吞其肉。

鉴湖女侠可有血性？她被五花大绑着处斩，成就了”人血馒头“的一段佳话。

那个穿着白衬衫，体态羸弱的坦克人可有血性？

那个骑着自行车，笑靥如花的Duty少年可有血性？

一介女流的方方可有血性？

文弱书生陈秋实可有血性？

那个直播黑警砸门，对着镜头身子声音一齐抖，却仍不放弃自己立场的方斌可有血性？

他们去哪儿了！这些有血性的人，这些救吾辈于水火之中的人，他们去哪儿了？

千百年来，我们的专治政府太擅长屠戮那些有血性的人。我们的人民，太擅长成为专制政府的帮凶。我们的社会和国家，长久以来成为有良心，有血性的人的屠宰场，我们使他们两面受敌，身败名裂，死无全尸。可现在，我们居然好意思问为什么我们的民族没有血性？

咋滴，铁子。家里孩子得肺痨了啊？

德云男孩儿呗？我不入地狱，谁爱去谁去？

于绝望之间呼唤英雄本没有错，但请珍惜他们。如果不能保护他们的后背，也别再生吞其肉了。咱这民族，吃谁谁成濒危动物，您把英雄吃没了，以后拿谁的血沾馒头啊？

我常怀疑，《西游记》里唐僧的原型是国人大众，而孙悟空就是那些有良知，有血性的英雄们。我们啥都不会干，走道儿都得骑个马，独裁政府封个”荣誉赵家人“的称号，就美得鼻涕泡儿都出来了，逢人就得拿出来凡尔赛一番，开头还必须是”我是东土大唐而来“用以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和爱国情怀。爱排场，爱炫富，取经都得拿个紫金钵，锡金仗，带几套镶钻袈裟，吃个海底捞恨不得全球直播，坐地铁都得背个假LV包。见了皇帝纳头便拜，见了山贼山呼大王，遇到危险人鬼不分，人家都要吃你了，还抖若筛糠，屁滚尿流，不敢反抗。

唯一算得上特长的，就是给英雄当师傅，给英雄讲大义，错怪误解英雄，碰瓷英雄，教孙悟空怎么打妖怪，和念紧箍咒。

你要是想在中国当英雄拯救国人呢？那你得长生不老，铜头铁臂，水火不侵，刀枪不入，火眼金睛，七十二变，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您纵有天大的本事，也得在领导面前装孙子，不然就是目无法纪，对抗天庭，跟陈秋实，方斌似的，您就五指山下见了，不过您放心，除了您家里人没人找你，别人也就在推特上给你点个赞，五指山还不通4G，您老也看不见。您要是能长生不老，那五百年后还是一条好汉。

哦，对了，您尤其得会吹毫毛变出成百上千的猴子兵来帮您打架，因为除了他们没人帮您。您回头看看就知道了，跟您站一起这帮人，一个只会吃和点炮儿，一个是一个只会说”XXX说的对啊“的应声虫，最后一个比前两个强点儿，它是个只会驮行李的畜生。

我常想在某个清晨去台湾的海滩看看。

如果足够幸运，我也许会在那里遇到个少年，他高大壮硕，肤色黝黑，鼻子很挺，一副果敢坚毅的模样。

阳光刺眼，他将眼睛眯成两条细缝，眼角映出希望的光彩。

“今天太阳好大哦。”他大概会在与我擦肩而过之时和我打个招呼。

“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