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u don't need a weatherman to know which way the wind blows."
「你不需要氣象員告訴你風往哪個方向吹」
── 巴布迪倫（Bob Dylan），
事情是怎麼開始的呢？
是一九八六年那個百無聊賴的下午麼？十五歲的我漫不經心翻著母親存放錄音帶的抽屜，找到一捲披頭精選輯，想想這個團好像滿出名的，那就拿來聽聽看吧。誰知道，接下來整個星期，那捲錄音帶都留在我的隨身聽裡，放了一遍又一遍。那些古老的遠在我出生之前就流行過的歌，如此神妙如此熨貼如此鮮活，我一頭栽進去，從此再也沒爬出來。
接下來的兩年，我上了高中，跑遍光華商場和中華商場的唱片行，終於慢慢湊齊了披頭的所有專輯。我把每一首歌聽得滾瓜爛熟，直到它們變成身體一部分。那些歌太美好，太強大，我必須分享那飽漲得簡直要爆炸的感動。《艾比路》（Abbey Road）專輯B面的組曲是我心目中人類文明的顛峰，每放到壓軸那段約翰、喬治和保羅的吉他狂飆，總是泫然欲泣。在校刊社大家奮力趕稿的某個傍晚，我拿出社辦那台老式手提錄音機，扭大音量放出這段音樂，希望振奮振奮大家，卻只換來總編K的呵斥：「吼，拜託你小聲一點！」
K是很有資格受不了我的，他聽搖滾之深之精，我望塵莫及。不只這樣，他善作文，能寫詩，飽讀文史哲經典，精通英語，還會畫畫。但K待我也算不錯：他答應讓我在校刊寫文章介紹披頭，於是我奮筆寫了上萬字的長文。那文章當然幼稚不成樣子，卻是我初次試圖用文字追趕聆聽的經驗，也讓我初嘗那註定徒勞的挫折感。
後來許多年，我和K失去聯絡，然而屢屢寫文章，總還是會想起他：嘿，這篇東西或許唬得過某些人，但要是讓他看了，不知會不會嗤之以鼻？十六七歲的時候，總以為我們會一直一直寫下去，終有一天，將會逼近我們仰望的那些名字。誰知道幾個轉彎，就只剩下我一個人還在寫了。
抬眼張望，心虛不已。
是一九八八年的另一個無聊下午麼？我初次聽到巴布迪倫的〈像一顆滾石〉（Like a Rolling Stone），根本不知道他在唱什麼，只聽懂副歌一遍遍喊著：
這是什麼感覺？這是什麼感覺？
孤獨一人，無家可歸，無名無姓
就像一顆滾動的石頭
僅只這幾句，已經令我戰慄。是的，被時代拋擲出去，孤懸在空白與混亂之中，不也是我輩的青春風景？口琴破空而出，一條蜿蜒的大道緩緩鋪開，遠方一片迷濛，危機四伏。後來我慢慢知道，某些長輩曾經走過那條路，有人全身而退，有人殉難於途。路的盡頭寫著「自由」，迪倫是這樣唱的：
當你一無所有，你也無所謂失去
你全身透明，早已沒有秘密可藏
二十七歲以身殉歌的珍妮絲卓普琳（Janis Joplin）也唱過的：
所謂自由，不過是一無所有的代名詞
後來這句歌詞被我抄錄在《台大人文報》的版面，做成插圖。那期專題叫「台大文化的憂鬱和苦悶」，題目是長我兩屆的主編黃威融想的──我們那時候似乎覺得憂鬱和苦悶是大學生的天職。校園文化的論述寫不下去，就開始寫不怎麼樣的詩，寫自溺的意識流散文。偶爾會生出幾分顧盼自雄的使命感，但也經常自暴自棄虛無得一塌糊塗什麼都沒有意義。
那是一九九○年，我們努力學習在大時代撲面而來的焦慮中練習論述也練習抒情，認真而笨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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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能是一九九二年羅斯福路和平東路口那間叫做「息壤」的地下室酒吧？我在那兒初睹尚未成名的金門王與李炳輝，台下有看客一邊聽歌一邊替他們畫肖像，那景象頗有一種九○年代文藝腔的潮流感。我看過爛醉的陳昇，把歌迷遞上去的點歌單扔在地上使勁踩啊踩。我還看過林暐哲領銜的Baboo樂團冷清尷尬的現場，他一臉賭氣閉著眼睛不看底下稀稀落落的觀眾意興闌珊唱著，吉他猛地刷下去居然還斷弦了，他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彷彿人生的一切都在那一刻背叛了他。
最記得的還是伍佰和剛成團的China Blue。他們擠在「息壤」簡陋的舞台，以睥睨一整個時代的氣口唱著藍調搖滾版的〈秋風夜雨〉和〈思念親像一條河〉，大汗淋漓，盪氣迴腸。我和摯交SY兩個大學生混在菸霧瀰漫的滿場文青酒客之中，一齊敲著啤酒瓶同聲吼唱。轉頭瞥見十七歲的譚志剛坐在一角，神情肅然而落寞：他是楊德昌《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小馬」，也是徐小明《少年吔，安啦》的「阿凸仔」，極亮眼的少年演員。隔年初秋，他坐的車翻落山谷，只活了十八歲。
譚志剛殞命的消息，我是在當兵時候看報知道的。那年我畢業入伍，剪掉留了四年的及腰長髮。後來到左營服役，在高雄車站對面「吸引力」樂器行買了一把兩千塊的木吉他放在部隊，沒事便苦練尼爾楊（Neil Young），且尋思怎樣好好寫一篇關於伍佰的文章：那時剛從高雄亞洲唱片的《台灣歌謠傳奇》「補課」五○年代以降文夏、洪一峰、紀露霞、吳晉淮那一輩的老台語經典，也把西方藍調與搖滾的脈絡整個扒過了一遍。我從伍佰狂飆的吉他聽到了史提夫雷范（Stevie Ray Vaughan）和吉米韓崔克斯（Jimi Hendrix）的神韻，而藍調元素和老台語歌聲氣相通的體會，甚至可以上溯陳達的恆春歌謠。這驚喜的發現，我應該可以寫成一篇厲害文章，而且我覺得，應該只有我能這麼寫伍佰。
那篇文章最後終究沒有寫──伍佰出版《浪人情歌》，終結了他的「藍調時代」。我沉吟構思許久的文章，竟趕不上他演化的速度。
臨退伍的某個晚上，我約了SY一起去光復北路的Live A-Go-Go酒吧看伍佰演出，那晚的實況後來發行《枉費青春》專輯，成為伍佰爆紅的轉捩點。我們到得晚，擠在離舞台最遠的後端，遇見詩人夏宇 / 詞人李格弟，她衷心讚嘆〈浪人情歌〉，說那詞真好真動人。SY事先聽說夏宇會去，特別帶著她十來年前絕版詩集《備忘錄》的影本請她簽名。那年頭《備忘錄》正版已經極珍罕，文青人手一冊都是字跡破碎模糊的二三手轉印本，她見到這冊「靴腿本」高興得不行，遂題下一句「喜紫之奪朱」。
八年後SY血癌逝世，家人把他上千本藏書都捐給了當地圖書館。當時我去拜訪過，圖書館並不大，藏書品類有限，一眼掃過書架，我能從主題品味立刻認出SY的書。但我忘了那本作者親簽的《備忘錄》「靴腿本」是不是也在架上，後來會不會真的有人借到了它。
直到這幾天重新翻開《地下鄉愁藍調》，我才赫然發現已經有一陣子沒想到SY了。起初以為在我餘生的每一天，他都會在我腦海閃現。至少在前幾年，每遇到困頓的時刻，我總想若能打電話給SY聊聊，他該會說些什麼。
或許出自補償的心理，我開始構想SY若還在，他的人生會怎樣。尋思片刻，SY畢竟是不在了。現在少想他，或許也是不再像前幾年那麼容易感到困頓了。他若還在，應該會報以理解的微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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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出社會，正好趕上網路大流行。於是買了數據機，裝了Windows 95，每天熬夜泡在BBS，驚喜地發現不只一個重度樂迷的網路聚落，原來除了報紙雜誌的記者和寫手，還有這麼多聆樂功力深不可測，又極慷慨、極能寫的同好──在我們的時代，搖滾幾乎註定只能是一樁寂寞的嗜好，BBS的出現，彷彿一夕之間多了上百位知己，怎不令人狂喜。
那段時間，BBS黑漆漆的框框，就是我棲身的第二個家。我認識了一群從未謀面亦不知真實名姓的朋友，大家相濡以沫，都珍惜這樣的機緣。那時寫文章貼版，只要有一兩人認真讀了，寫幾句回應，就是最大的鼓勵。在高手林立的聚落發言，出手自然不能輕忽。遇到旗鼓相當的對手，一篇篇回文較量，尤其過癮。以前寫文章比較沒有「讀者意識」，多半是自說自話，盡量成全自己。有了BBS，作文才開始有具體的「對象」，回想起來，茲事體大。《地下鄉愁藍調》的根芽，便是在那黑漆漆的BBS窗框裡生長出來的。
我懷念那段泡BBS的日子。打開電腦，歲月靜好，眾聲溫柔，總有願意傾聽的耳朵。那樣的經驗，影響到幾年後的九○年代尾，我和朋友在網路泡沫末期創業開網站經營社群，學著當老闆，做了幾年的生意，直到徹底認清自己不適合做生意為止。儘管痛苦了好一陣子，現在想想，四十歲之前能夠認清自己不適合做的事，而可以把時間花在自己或許比較拿手也比較有用的事，實在是人生的恩典。
我希望寫文章可以是其中一項有用的事，儘管從來都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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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鄉愁藍調》是我的第一本書。從動念到出版，足足拖了七八年，當時若非主編葉美瑤不離不棄地催逼，根本就不會有這本書。作者的第一本書，就像導演的第一部電影、音樂人的第一張專輯，都是以此前畢生的一切作準備，一古腦傾巢而出。積壓愈久，往往後勁愈強。
回想當初作文的心情，大抵仍是「好壞姑且不論，應該只有我能這麼寫」，於是就這麼寫了。重讀這些二十多歲到三十出頭寫的文字，仍能憶起每一篇對應的時空：多半是在舊家頂樓加蓋的房間，橫七豎八堆滿了永遠沒收拾的書和唱片，深夜掛著耳機聽音樂免得吵到鄰居，一面奮力敲著那台麥金塔的鍵盤。每寫完一篇總是筋疲力竭，等到上床昏睡，往往已經天色大亮。
多年後，重逢那位把自己搞得很狼狽的小青年，那樣義無反顧的抒情，恍若隔世，卻依然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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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一切事情的開始，得回到兒時的那一夜。大概是小學三年級吧，我跟著主持演唱會的母親來到某個外縣的活動中心。吃完了便當，我從後台循著樂聲曲曲折折摸到側台，躲在翼幕後面，伸頭向台上看──我知道在舞台燈光掩護下，觀眾看不見我。那幾位青年在聚光燈裡玩著搖滾，底下是一兩千個搖頭晃腦眼睛發光的少男少女。
我根本不知道他們唱的洋文歌在講什麼，我甚至不知道「搖滾」是什麼意思，但那激烈搥打的節奏和聲量迫人的電吉他，激起了一股陌生的巨大的興奮感。我彷彿初次目睹通往「大人世界」的一扇門在眼前洞開，那端的風景妙不可言，卻也佈滿危險的深淵。
年幼的我只能遠遠觀望。但我依稀知道，總有一天我要大跨步走進去的──那將是我正式長大的時刻。2016.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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