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叛“俗權社會”

春節一過，我算是跨過了三十歲的坎兒。但我還在做最後的殊死抵抗：30歲生日都沒有過，怎麼能算是真正的30歲呢？所以，我現在仍然是站在20多歲的尾巴上寫著些文字。

儘管抵禦，我還是早就感受到了年齡對我這般“裝嫩”的深深敵意。

上一次尤為深刻地感受這敵意，是我去年外出旅遊時。我當時穿了一件川久保玲的紅心T恤，一件優衣庫的米黃色褲子，一雙NB的白色鞋子，背個CK的皮質雙肩包，衣服領子前掛著摘下來的Tom Ford的墨鏡，站在平遙古城的聽雨樓前拍了一張照片，然後Po到網上。我自覺衣品不是太好但也絕對不算太爛，頭髮剛整理過，照片構圖得當，修得恰好、濾鏡真實，一切看起來還算不錯，但這一切被朋友的一條留言瞬間戳破：“小叔叔看起來蠻幹淨的嘛，不油膩”。

——這話看起來像是在誇我，可“小叔叔”三個字簡直猶如撕人假睫毛般惡毒。我故作淡定地刻意忽視掉這條留言，然後自我安慰：男人他媽的四十一朵花，我現在還不到30歲，最多只是祖國的花骨朵。

前幾天早晨上班，在電梯裡被樓下不相熟的鄰居大叔問：“小夥子上學還是上班？”對曰“上班”，大叔繼續說：“你不顯年紀啊，咋看著還像個學生”。

——這話與“小叔叔”如出一轍，言下之意，我應該是個中年人。

這些話直接導致我對於“自己與中年人之間的聯繫”的嚴肅思考。中年人（抑或是中年男人）應該是什麼樣子？冠以傳統標籤，大概是事業有成，有妻有孩，有房有車，處事圓滑，舉止沉穩。我好像離這個狀態還有不小的距離，也可以說，這並不是我所期望的要速成的狀態，甚至這是我主動遠離的。

這種狀態代表了一種穩定，代表了一種虛假的人生圓滿，但這卻是最通行的評判標準。只能說，用這樣的標準來衡量自己，我們在毫無意識中，就陷入了被周遭的“俗權社會”所掌控的語境。

2、人生驛站：催婚催生

剛剛正在查2019年公派出國的資訊，就聽見我媽在客廳裡跟她的姐妹通電話，隱約聽到內容涉及到我即將接觸到的新的相親物件。在包括爸媽在內的一眾親友的眼中，我早已經達到了年紀不小、工作穩定的適婚狀態，所以，除了談婚論嫁以外的各種自我發展——比如再考個學位，或者申請公派出國，又或者遴選到更高級別的部門——都應該主動為相親、相親和相親讓路。

每每此時，我總是拿出比我小幾個月的表弟給我做擋箭牌，從親友們牢牢把控著的“俗權”話語權中，表弟的適婚條件沒有我好，而且他也活得沒有我“認真”：打工崽（實際他在畢馬威），年齡不小（跟我一樣衝刺30歲了），在外面沒買房（生活不穩定），而他今年春節居然又去土耳其旅行了，在家庭群裡發來了自己跳傘時的照片。叔叔和姑媽的陣營裡批判他，說他的結婚壓力要遠大於我，怎麼還不急著談婚論嫁，怎麼還時常在出差、旅行和自我充電中消耗著最適合“找物件”的年齡資本。但說實話，我很羡慕他，因為他活得比我年輕，活得更有自我的色彩。

被親友逼迫急了，我就開始迫不得已地考慮“人的一生究竟應該怎樣度過”的終極哲學問題。這樣的哲理性思考雖然並無多大的實際意義，但卻很能幫我在這個“俗權社會”裡得到暫時性的清醒和逃離。父母們說，工作穩定了，趁著年輕抓緊結婚、生娃，他們身體還好，可以幫著帶娃；但他們的話到這裡往往就打住了：他們很少考慮生完孩子以後的我們究竟要繼續做些什麼。按照他們給我們的人生規劃，大概就是上學，找工作，結婚，生孩子，生完孩子他們幫著帶大，然後生活平靜，孩子上學，我們繼續穩定地工作，波瀾不驚地工作到退休，期間穿插著我們繼續催婚自己孩子的插曲。

而作為年輕一代的我們，會有一些自己的思考，最簡單、最直接的一個問題就是，我們還跟自己在較著勁，想把自己充實成一個更強大、更優秀的自己。私以為，人在二三十歲時的學習能力和條件，真的不是上學那會兒可以比的，上學時學的那些空洞的理論，在工作的業務中得以實踐，不斷內化成真正屬於自我的學養，同時，逐漸成熟的心智讓我們不斷成為一個更全面的人。如果從“人生發育”的角度來看，此時的我們更多的是一種可以分化發展成多種可能性的“多能幹細胞”，而不僅僅是一顆條件成熟的“生殖細胞”。

我們的人生軌跡大約就是目前這樣子了嗎？

從“俗權”的語境來看，大抵就是這樣了吧，到了催婚催生的驛站，就該入鄉隨俗。

但作為對“俗權”的反叛者，我更想說：人生他媽的哪兒來那麼多驛站？！生而為人，滿足於眼前的安逸，受迫於婚嫁的壓力，我他媽很慚愧。

我們不排斥結婚生娃。

我們排斥的是在結婚生娃這件事上被搶走自主權。

在一個被俗權掌握了話語權的環境中，我們被要求這樣那樣，否則，即被視為叛逆與反叛。

但這又何妨？叛逆與反叛並不代表著黑暗和罪惡面，卻在一定程度上是希望和利好的孕育。更進一步，我反叛的正是“俗權”本身——由它的語境判定出的反叛，早已失去了根本的意義。

在俗權的環境中，我不憚做個混不吝：我反叛的是我被認為應該做什麼，我追求的是我認為我應該做什麼。這真是：

他強由他強，清風拂山崗。

催婚橫來催生惡，明月照大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