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主之作》-轉型正義下的藝術性

無主之作不只是在探討政治跟美學之間的問題。更重要的，電影本身被記載著，也就是電影媒材的戲劇性，構成了這部電影重要的三角關係。並且是以劇情為重的不等邊三角形，如導演前作《竊聽風暴》有著典型的精采劇本不只是形式上的高潮迭起而已，而是劇本緊扣著導演對於納粹乃至東德一路下來轉型正義的政治美學核心，從政治環境下的藝術表現看到歷史如何被遺留下來的過程。而藝術成為一種敘事上的創新自由，顯然無法改變《無主之作》太制式化的情節開展，一種標準角色成長的電影，藝術美學在此雖臣服於劇情，但卻也講出某種半套的藝術論調讓人心有戚戚焉的贊同。

也就是以德國當代畫家Gerhard Richter（李希特）成長的自傳性題材帶出德國的斷代歷史，從納粹的東德時期（DDR）開始說起，主角年紀還小卻見證了阿姨的瘋狂行為，那種身體上感受的崇高連結到了納粹式純粹並幾近到狂熱的政治美學意圖，一直到有點像是海德格現象學式的描述著阿姨的個人感受：別把視線移開，就這樣看著的「存有」論。

在此同時更重要的是帶出本片批判的政治與美學的核心：納粹T-4行動的轉型正義問題，也就是身為一個「病患」，主角的阿姨面對納粹優生學的人口控管，而控管淘汰與否的決定權正是掌握在本片的重要配角：一位頂尖的婦產科醫生手中。這個醫生象徵著運作納粹機器進行病患清洗的惡行顯然不是在講平庸的邪惡，而是一名高明的技術如何看待一種無技術的大眾，而電影在此那位醫生身為一個重要配角但施力點顯然不足，變成了劇本上明顯的失誤，尤其是醫生被共軍佔領後原本被關起來，卻在接生一位蘇聯軍官的小孩後重獲自由，對比於醫生給阿姨做結紮手術以及後來女兒作的墮胎手術，那種對於生命的態度就只是完全呈現一個納粹性格壞人般的功能，為的只是讓本片劇情可以運作下去，以及襯托與主角宿命性再次的相遇。但是以他的重要性應該可以展現更多的思考空間。

或許就是導演把豐富性完全投注在主角Richter的原型上面，以及主角學習藝術跟政治背景之間的關係。恰巧把東德時期共產主義如何看待藝術的政治與美學的關係描述出來，就現在看來也不只是藝術成為一種政治宣傳（propaganda ）那樣簡單。而是從，服務黨與社會的藝術家不能有自我；潛逃到西德後學習現代藝術強調完全自由下的自我；又進展到接近當代藝術，藝術家在社會環境中的自我。

那個轉變中的自我顯然在情節上是主角的成長，並夾雜著導演對政治與美學議題的闡述，但總的來看有些混亂和迷失。相對於《抓狂美術館》同樣是描寫藝術場域，但運用斷裂疏離的敘事來描述《無主之作》比較起來就顯得有些老派且力有未逮。即使如此，《無主之作》在核心上還是保持「還算說得通」的精神，也就是電影中提到了兩次關於巧合的問題，樂透號碼與一般號碼的差異，事物如實存在的揭露與不揭露，也是如此海德格的。如同那陣風將所有的「犯罪證據」都影射在同一個畫板上。然後主角畫家卻很巧妙地回答說：選擇任何一張照片並不具有任何企圖，是藝術家的直覺，直覺，直覺（因為很重要所以說三次）。才會說畫中的那個女生不是他的媽媽也不是他的阿姨。

種種看似的巧合，其實是作品的「背後」一段隱去的歷史。

如同那位永遠戴著帽子的杜賽道夫藝術學院老師，顯然原型是藝術家Joseph Beuys，說了自己是因為年輕時參加戰爭，駕駛飛機墜毀後倖存被韃靼人所救，才會如此熱愛使用油脂與毛毯作為創作材料；又如同那位參與納粹T-4行動的醫生在逍遙多年後偶然看到自己的犯罪證據成為了畫作，威嚴盡失懷著內疚倉皇離去。

過去的歷史消失了嗎？沒有，它隱藏在保持沉默的一系列模糊檔案照片的繪畫作品裡面。這才是導演要強調的轉型正義下的藝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