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政治不沾鍋，自從有投票權到現在，我一次也沒行使過。每到選舉期間，街上插滿了各大候選人的競選旗幟，路邊看板登滿了各候選人大大的競選廣告，路上的宣傳車全天候不斷放送候選人的政見（是宣傳還是洗腦我已經無法分辨了），這一切讓我感到厭惡。然而，同辦公室的同事，對我一次也沒行使過投票權一事大感不解，認為我身在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卻還身在福中不知福，我的行為無異於暴殄天物。
所謂的自由民主的國家，只是一種表象。而處在這樣國家制度下的我們，是否曾對此一制度做出任何的反省和思考？就我自身而言，很遺憾的，我並沒有對此一制度有過什麼深刻的省思。即使我是中文系的學生，政治與我的專業領域相差甚遠，但身為這一個國家的公民，我們都有責任思考相關的問題！
感謝柯慈，他在《凶年紀事》中，那一篇篇關於政治的隨筆，喚醒了我。不論是國內政治或是國際事務，我們都應該持著高度的關注。當然並非隨著某些現象起舞，陷入某種意識形態的泥淖之中，而應該清晰明辨地思考當中的每一個環節。我們該如何去辨別政客和政治家之間的差異？日前閱讀了一篇南方朔的政論文章，當中提到現在所有的政治人物，都已經成了廣告品牌，脫口而出的字字句句都是標準的「香蕉皮語言」。這不正是台灣的「民主現況」嗎？自我行銷和打壓對手，成了打贏選戰的不二法門。年初，在台灣家中，和父親一同觀看了總統大選的「政見發表會」，整場發表會，我只看見了藍綠的候選人激烈的言詞交鋒，話題定格在統獨和九二共識上面（或許這是台灣人關注的重點之一，但就治理國家而言，這樣的格局也不免太小了），唯一腳踏實地發表政見的只有親民黨的候選人宋楚瑜。當下，我便浮現了一個想法，如果能後趕上投票日，我的這一票應該會投給宋楚瑜吧！
柯慈的《凶年紀事》分作兩個部分，第一部分〈危言〉是小說中的敘事者C先生，受德國出版社之邀，參與寫作的一本書，按照出版社的要求，希望參與其中的作家，能針對現在這個世界現狀，發表自己的觀點，話題越具爭議性質越好。小說伊始，作者從國家的起源論起，並對民主制度、無政府主義、恐怖主義、馬基維利（君主論作者）等政治話題，都有一套見解，雖說有些言論不免有些激烈，但當中所提到的種種問題，也拓寬了我對政治的思考方式。
忽焉想起，我在高中的公民與社會的課堂報告上，曾提出了一個質疑做為我的結論：為什麼國民黨和民進黨，不能夠合作組成一個政府，非要人民做出非藍即綠（非綠即藍）的選擇？老師對我的質疑並沒有詳加答覆，只說這是不可能的，而究竟為什麼不可能，至今我仍不知道為什麼？C先生在〈論民主〉一篇隨筆中引述勒內・傑拉爾的一段話，解決了我的疑問：兩個黨派間實質性分歧越少，他們彼此間的仇恨就越是深刻。所謂的藍綠惡鬥正因為他們都有著相同的目標：追求最大的政黨利益（並非人民利益）。所謂合作代表著當中的某一方必須犧牲他們的部分利益，這完全不能符合他們的利益原則，所以合作當然只能是一則天方夜譚。
那麼關於選舉，又是怎麼一回事呢？從小到大接受的教育，僅告知了我們這是屬於我們公民的權利的一部分，我們有權選擇誰來當國家的主人，相對於專制統治下的國家，這句話似乎有著某種吸引人的魔力。然而，享受民主自由的我們是否曾經思考過，經由民主制度選舉產生的統治者，難道就是最適合統治國家的人嗎？事實上，我們只能被迫接受某種單一意向。國家絕不會具有多元意象。多元意象通常不屬於政治範疇。[1]只要我們選擇了某一政黨的候選人，我們對於該政黨組成的政府所提出的一切政策只能逆來順受，立法院的制衡權在當下的台灣政局似乎起不了任何的作用。處理國家事務的諸多選項，普通人更喜歡說，有時候我傾向於A，有時候是B，大部分時候，在我看來他們最好都滾蛋。或者說，此時選A，彼時選B，另外有一些時候，A或B都不選，我得選另一個完全不一樣的。國家搖搖頭。你必須選擇，國家說：或者A，或者B。[2]
民主政治的紛紛擾擾，並非一時半刻能夠釐清的問題。身為一個現代社會的公民，我們必須有更多理性的思考才能做出我們的選擇和判斷，不能只是陷在非A即B的意識形態中，跟著政客們一同起舞。
台灣的總統大選，讓遠在菲律賓的辦公室，也泛起了陣陣漣漪。所有的人都偏向某一政黨，原因則是前一個執政黨貪汙的緣故（或許還有其他複雜難解的歷史情結牽扯其中）。然而「貪汙」只是我們透過媒體所得到的表面形象，背後的盤根錯節的利益糾葛又豈是我們一般市井小民能夠看得透徹的？更別說是身在異國的他國僑民了(現在總算體會到當年怒罵成龍的那些民眾的心情了)。
[1] 柯慈《凶年紀事》，頁9，文敏譯，浙江文藝出版社。
[2]柯慈《凶年紀事》，頁9~10，文敏譯，浙江文藝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