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官的歷史：200 年前的人如何聽？

我們今天太容易接收到視覺刺激，讓我們忘記了這件事的時代意義。我今天隨便上網就可以看到《蒙娜麗莎的微笑》，但不知道你有沒有想過，十七世紀荷蘭黃金時代最偉大的畫家林布蘭，他一輩子沒看過《蒙娜麗莎的微笑》。

不止如此，我們今天熟知的文藝復興時代的偉大畫家，他們的油畫、壁畫，林布蘭可能都沒有看過。他唯一能接觸這些畫的方式，是透過版畫家所畫下的臨摹版畫。連林布蘭都如此，那更不用說一般人了。

所以以前的歐洲人，當他們有幸旅行到羅馬、到佛羅倫斯，看到前輩畫家的偉大作品時，真的會在畫作前面痛哭流涕。相較於此，我們今天就算買了機票飛到巴黎進到羅浮宮，也只有 30 秒的時間可以看《蒙娜麗莎的微笑》，自拍的時間都不太夠，更不用說痛哭一場了。

我們千萬不要小看這份古今之間的差距。這份差距，為歷史學者帶來了很大的挑戰。因為就算一幅畫有流傳下來，我們要怎麼知道 200 年前的人在看這幅畫的時候，心裡會有哪些觸動？看那幅畫，會牽動什麼樣的社會意義？

相同的一幅畫，放到不同的社會環境、文化環境下，可能就是完全不同的兩幅畫。聲音也是如此。同樣的聲音，在不同的社會文化環境下，可能就是完全不同的兩種聲音。

從 1970 年代開始，就有一些史家很認真地看待這個問題，並且開創出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叫做感官的文化史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perception)。

最早開拓這個領域的人之一，就是法國的歷史學家 Alain Corbin。他在《大地的鐘聲》(Village Bells) 一書中，就清楚地示範了何謂感官的文化史。

書一開頭，Corbin 就讓我們看到一連串我們今天已經不能理解的狂熱場景。

1799 11 月 25 日，在法國布列納這個地方，一群婦女帶著小孩，他們不惜違抗法令，用肉身衝破了教堂鐘樓的大門，登上鐘樓狂熱地敲鐘。隨後政府官員趕來，以法律的名義要求他們停下來，否則會被逮捕。出乎官員意料的是，到了晚上八點，又有一群孩童趁著夜色潛入了鐘樓，開始大敲特敲。究其原因，原來他們只是想要慶祝聖卡特琳娜節（天主教的聖徒節日）。

另一個場景：1830 年 12 月某日，布列納的村民叫罵著衝進了鎮政府大廳。究其原因，只是因為鎮議會決定將鎮上一口裂開的鐘拍賣掉。

布列納堡原有四口鐘，裂開的這一口，已經好幾年都無法敲了。賣掉的話，可以得到 5000 法郎的收入，足夠為學校再蓋一棟校舍，還能再為鎮上添購一口時鐘。但村民們拒絕賣掉它。在拍賣會當天，被卸下的鐘剛一落地，人群就湧了上來。男人們擁抱著鐘，嘴裡不斷起誓，女人們念叨著所有聖人的名字，想阻止它被破壞。她們哭泣著獻上最深情的話語，並讓孫子們親吻鐘身。

究竟是什麼原因，讓 200 年前的法國村民對鐘如此癡情、如此狂愛？

其中一個理由，那就是在日常生活中，鐘具有相當重要的功能。比如早上敲鐘人會敲晨鐘，中午會敲午鐘，黃昏會敲昏鐘，甚至晚上還要敲「回家鐘」，提醒在外訪友、玩樂的人該回家了。

我們今天已經不需要鐘來報時了，但當時的農民、工人卻都需要這個。如果鐘早敲了、晚敲了，或忘記敲了，不但可能引發勞雇糾紛，還可能引爆全部村民的不滿。
尤其在冬天的時候，天色很快就暗下來。如果黃昏鐘晚敲了，那麼很多人就要摸黑回家，提高意外發生的機率。

而在夏天的時候，由於人們一大早就要到田裡幹活，晚上很早就睡了，因此村民們都會希望夏夜晚間的「回家鐘」能夠提早，以免干擾睡眠。如果敲晚了，就可能引發全村的人集體抗議。

除了報時之外，鐘的另一種重要功能，就是宣告宗教儀式的莊嚴、神聖。重要的宗教節日，例如復活節、聖誕節、耶穌升天節，那是一定要敲鐘的。

另外像是出生受洗時、死亡下葬時，也都是要敲的。而且怎麼敲、敲多大力、敲幾下，還都有嚴格的規定。依照身分地位的不同，敲鐘的待遇也不同。

例如私生子女受洗時，可能就是不敲鐘的。女子結婚後，如果在第七個月或第八個月就生下了孩子，洗禮時也可能不敲鐘。

至於喪鐘的敲法，不同地方往往有不同的規定。例如在訥沙泰勒這個地方，男人死亡時是敲 15 下鐘；女人死亡時是敲 12 下鐘。而在比利、埃斯克拉韋爾等地，人們為男人敲 13 下鐘，為女人敲 11 下鐘，為兒童敲 7 下鐘。在古爾奈，男人是 12 下，女人是 8 下。

這些規定，我們今天看來可能覺得很瑣碎，但當時的人真的是非常在意這些細微的差異，而他們的耳朵也被訓練成能夠分辨出這些細微的差異。如果敲不對或少敲了，亡者的遺族很可能會產生屈辱感，甚至因此和教士發生衝突。而當鐘聲正確地敲響的時候，鐘也就能夠發揮撫慰心靈的力量。

除了日常的功能和宗教的功能外，鐘還有另一項重大的功能，那就是它可以凝聚一整個村鎮的認同感。

以前歐洲有一種職業叫「鑄鐘匠」，他們平時遊走在各村莊和小鎮之間，等到有誰需要鑄造鐘了，就可以把鑄鐘匠請過去。

但造鐘這件事，絕不是付錢雇工就完事了，而是全村都要動員起來的。鑄鐘匠來了之後，村民們一定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大家不但要幫忙跑腿、搬東西，家家戶戶還要輪流請鑄鐘師傅吃飯。

至於鑄鐘的金屬哪裡來？除了向鑄鐘師傅購買之外，人們也都會捐出家裡不用的廢金屬，例如舊銅鍋、錫碗碟、舊平底鍋、變形的燭台、柴架、研鉢，或是銅幣。

由於各種金屬的比例未必正確，敲久了，也就往往發生鐘裂開的情況。但無論如何，這樣造出來鐘，顯然已經是整個村鎮集體記憶的一部分。鐘鑄造完成的那天，必定是個大日子。人們往往聚集到小酒館裡，或者去到神父家，一起吃飯、一起唱歌。

然而整個 19 世紀，其實就是一段鐘聲的重要性漸漸衰落的歷程。一方面是因為政教逐漸分離，法國正式成為一個世俗主義的國家，鐘聲的宗教力量也就沒有那麼強大了。

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城市的興起。1908 年，法國《震旦報》刊出一篇文章，標題叫〈鐘的折磨〉，內文是這麼寫的：

「在如今的時代，直到子夜時分仍待在戲院或咖啡館裡看表演的人數不勝數，敲鐘召喚幾個罕見的教徒去做早彌撒，真是荒謬透頂。」
至此，晚睡晚起的都市人，他們在擺脫了宗教的束縛之後，開始要求「安靜的權力」。

不過，也正因為世俗主義的介入，20 世紀兩場世界大戰開打的時候，國家都調用了鐘聲，讓全國的鐘樓全部敲響，創造出世俗性的集體聲音記憶。

在《大地的鐘聲》這本書之外，我特別想提到的是：二戰末期，巴黎從納粹德國手中解放的那一天，全巴黎的教堂一齊敲響的鐘聲，也是許多老巴黎人心中永難磨滅的記憶。

作為一個法國人，20 世紀最重要的女性主義哲學家西蒙波娃也經歷了這一天。在她的回憶錄裡，當西蒙波娃回憶起那一天的巴黎，她心中回想起的聲音，既不是最後一發戰爭砲火的聲音，也不是巴黎市民歡騰上街的聲音，甚至不是收音機傳來的英國廣播公司正式宣告巴黎解放的聲音，而是巴黎各個教堂此起彼落敲響的鐘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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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對這個主題有興趣，歡迎你收聽我的 Podcast 節目衣櫥裡的讀者第 16 集：【歷史學】19世紀法國農民的聽覺世界｜Village Bells。在這一集裡，我不僅介紹了史家 Alain Corbin 的書，也聊到了巴黎聖母院在大火之後，第一次敲響的鐘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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