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雄市長者施打疫苗第一天,市長陳其邁在巨蛋體育館被媒體捕捉到他斥責衛生局長的畫面。事後高雄市新聞局表示,因為當時場外大雨,民眾在騎樓躲雨加上長輩們與陪同家屬正要進場,社交距離難以保持才使市長動怒。
經過檢討,高雄市在當天下午完成調整,將施打距離拉開到3公尺,陳其邁也在現場向長輩們鞠躬道歉。
與此同時,台北市長柯文哲也在北市信義國中接種站視察,並當場遭民眾嗆聲「市長,不要讓老人家在太陽下罰站啊!」、「你看外面站了多少人?」而台北市經過討論後的回應是:應該讓長輩照預約時間來。
「只要長輩預約 9 點,就不用 8 點來排隊,早來也不會給你早打,這麼早來排隊幹什麼?」柯文哲這麼說。
SOP 一向是柯文哲最愛強調的原則,無論在醫院或是市府,他的理念就是制定一套解決問題的制度,然後所有人依循指示操作,盡可能排除人的影響。這在學校、醫院或工廠裡也許行得通,但在政治上卻會遇到困難,因為如何面對及尊重各式各樣不同的人,正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課題。
從2016年開始,全世界政治學者都在研究他們口中「新一波民粹」的崛起原因,其中一項論點就是精英政治及其背後的羞辱心態。當民主政治越來越把能力與學歷、經歷甚至智商掛勾時,在這種定義下,「選出最優秀的人才」同時也隱含著治理者比被治理者更優秀的意思。
這種心態更會延伸到支持者身上。在台灣,我們曾嘲笑韓國瑜的支持者,很多時候這種嘲諷已超越了政治而涉及個人在社會的評價;去年美國大選民調中,擁有大學學歷的選民裡拜登贏過川普20%,而高中以下學歷的選民,則是川普勝過拜登30%,這種巨大的分歧背景,也讓川普支持者受到的羞辱遠比台灣的韓粉更嚴重,造成的反彈及社會動盪也更劇烈。
台灣精英心態最嚴重的,莫過於柯文哲及其支持者們。在民調中,柯文哲的支持者集中在高學歷的男性,而上次大選裡,民眾黨支持度最高的地方不是台北,而是科技新貴雲集的新竹。身為精英當然不是問題,但當精英沒有承擔,總是把失敗的責任推給一般民眾素質不好或能力不足時,這種高傲及背後伴隨的羞辱,就會讓社會的分裂雪上加霜。
例如我們可以想像,若高雄市長是柯文哲,他會如何處理巨蛋接種站的問題?首先動線是設定好的,民眾應該撐傘排好隊而不該到騎樓躲雨;社交距離是設定好的,長輩跟陪伴者應該遵守而不是市府要拉大作業空間;他可能也會動怒,但罵的大概又是基層執行不力或民眾素質不夠。
奉行SOP不是壞事,但公共場域與醫院、工廠不同。在專業領域中,執行命令的是經過挑選跟訓練的人,但在政治的公共場域裡,不會上網預約的也是人、手機沒有無限上網無法隨時更新資訊的也是人,政治人物必須考慮到所有民眾的處境,而不是抱著「教育」的心態指指點點。高高在上的態度非但無法解決問題,反而會衍生更多的爭端。台北市現在的處境不是人民素質不夠造成的,恰恰是施政團隊遠離人民、不夠「務實」造成的。
柯文哲曾說,SOP的重點是「變」而不是「不變」,台北市的防疫手段的確也持續滾動式修正,但修正的準則是什麼?是市長還是市民來決定什麼是有效?柯文哲有自己一套美好的治理藍圖,但台北市不但爆出有特權疫苗,施打效率也在六都中落後,如果北市府持續認為只要比他們優秀的都是「內線交易」,出問題的總是台北市民而不是決策者,那其實是朝著民主政治的反面走去。
民主從來不只是選擇最優秀的人或是最有效率的方法,還包含了容納更多元觀點的雅量;民主勝過獨裁不在於某一次決策的速度或成果,而在於包容了所有聲音之後,人民可以凝聚出共同的願景,即使政黨輪替也能維持整體社會的穩定發展,因此長期下來就會勝過每隔一段時間就要推倒重建的獨裁體制。
簡單來說,民主政治的成功始終是整體的成功,而不是個人能力的展現。柯文哲的精英心態不但正在破壞人民凝聚共識的可能,而這種心態伴隨著對反對者的羞辱,更進一步地撕裂面對病毒時最需要的團結。比起檢討市民的市長,也許我們更需要的,是懂得鞠躬道歉、檢討自己的市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