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商朝的首都是殷，殷即今河南省安陽縣小屯村，黃河中下游一帶，土地肥沃，適宜耕作，故商朝的經濟實力是很強的。商朝後來為周朝所滅，周朝起於渭水流域，因勢力在西北，故以鎬京為首都，鎬京即今西安市長安區斗門街道以北，灃河東岸。
商朝雖滅，但其殘餘力量仍盤踞中原地區，這也是周朝不敢在東邊建都一原因。三監亂起，周公親征，是由西向東征伐。往後第二次封建，基本上是加強西方姬姓勢力在東方，錢穆稱之為「武裝殖民」，是很恰當的。中國古代東南西北都有外族，東有東夷，南有南蠻，西有西戎，北有北狄。鎬京地處西陲，其自然與西戎為鄰，受西戎威脅。犬戎是西戎部落的一支，於西周末年聯合申侯，攻入鎬京，殺死周幽王，平王東遷洛邑，開展東周。
洛邑又稱成周，即今洛陽市。周公為了加強對東方的控制，將殷頑民遷至洛邑，嚴加看管。東周雖以洛邑為首都，但由於周室衰微，歷史已把焦點放到齊晉等國上，出現所謂「春秋霸政」。
齊國臨近海濱，有漁鹽之利，其先富國，後強兵 (齊魯學的主張)，桓公因而成為一方之雄。至於晉國，位於今山西省境內，是一固守的好地方，有別於齊國，其先強兵，後富國 (三晉學)，厲行軍事改革，終至晉文公而成為一代霸主。
齊國是姜太公的封國，晉國是唐叔虞 (周武王之子、周成王同母弟) 的封國，故齊桓晉文皆能恪守周禮殘餘，尊周室，攘夷狄，抑兼併，禁篡弒。然而，自楚莊王開始，楚人乃南蠻之後，稱「王」而不稱「公」已是越禮的一個標誌，問鼎又是另一標誌。及至吳王夫差、越王勾踐先後稱霸，霸主之根據地越來越向南移，由中原禮樂文明之地移向未開化、野蠻的地方，卒之經「三家分晉」及「田氏篡齊」，一轉而為弱肉強食、以力假人的新軍國時代。
戰國七雄中，魏國最先崛起，初都安邑，後遷大梁 (今河南開封)。大梁地處平原，無險可守，這是魏國吃虧處。相比之下，秦國有崤 (山)、函 (谷關) 之固，進可攻，退可守，又得以遠離中原戰亂，休養生息，其歷秦孝公商鞅變法，遂一躍而為超級強國。
觀乎秦消滅六國、統一天下的步伐，韓國地少力弱、趙國「長平之戰」慘敗已無丁男、魏國大梁被水灌城，所以先滅。由中心向東擴充出去，滅楚、燕，最後是東邊的齊國。由西向東延伸，文化低的、強悍的剷除文化好的、柔弱的，此彷彿是周人滅商的摹本。不同的是，周武王、周公尚有憂患意識，有道德，秦始皇卻是不講道德，只知用暴力高壓。
始皇死，二世繼位，天下大亂。項梁、項羽起兵反秦，二人皆為江蘇人。另有劉邦「斬白蛇起義」，他是楚國沛豐邑中陽里 (今江蘇徐州豐縣) 人。
(二)
秦較六國為強，跟其長期與西戎為鄰有關。自殽之戰敗給晉後，秦穆公向西拓展，辟地千里。與西戎持續交戰，無疑令秦人越趨強悍，軍隊戰鬥力大增。戰國末期，足以與秦軍抗衡者，唯趙國之騎兵。趙國自武靈王起，長期與北方匈奴作戰，騎兵實力不俗。可惜趙括紙上談兵令趙軍重挫，秦軍於是再無敵手。
秦亡後，楚漢相爭，劉成項敗的關鍵，亦離不開地理。項羽雖為「戰神」，「力拔山兮氣蓋世」，但他做錯了一個決定，即以彭城為首都。彭城位於今江蘇省徐州市，被群山環繞，卻海拔不高，屬四戰之地 (四面平坦，無險可守，容易受攻擊的地方)。劉邦大軍能在短時間內攻佔彭城，跟彭城地理位置之不利不無關係。項羽以其個人統軍作戰之大能，挽救了一次，贏得睢水大捷，但時日一久，項羽軍勢轉衰，彭城始終是個負累。
項羽另一錯誤決定，是封劉邦做漢中王，控有巴蜀、漢中之地，而把關中地給秦降將。巴蜀物產豐富，有「天府之國」的美譽，漢軍不愁沒糧食。復次，巴蜀有鐵礦，可以用來鑄造兵器。再者，巴蜀是雲南馬起源地之一，屬西南產馬區，有馬就能夠有騎兵。關中老百姓飽受秦暴政之苦，本見劉邦前來，約法三章，歡喜不已，今項羽竟把關中地給章邯、司馬欣等，老百姓恨楚霸王而盼沛公，這對劉邦反攻中原也帶來優勢。
項羽烏江自刎，劉邦即皇帝位，建立西漢。漢初行郡國制，除長安附近郡縣直接隸屬中央政府，其他一律交各封國諸侯王管治。此其實是中央權力不夠大，未能延伸至各地方的結果。初時受限於跟劉邦一同打天下的異姓功臣，後來是劉姓宗室。「吳楚七國之亂」爆發，清一色在東邊及東南地區，隨著亂事平定，漢武帝不久用主父偃行推恩令 (意念始於賈誼「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全國遂復歸郡縣制，這亦是西漢最鼎盛的時候。
西漢為外戚王莽所篡。新莽末年，「關東饑旱數年，力子都等黨眾浸多」，「赤眉力子都、樊崇等以饑饉相聚，起於琅邪，轉鈔掠，眾皆萬數。遣使者發郡國兵擊之，不能克」。據此，赤眉起事，源於關東 (函谷關以東地區，即河南、河北、山東一帶) 饑旱。又「(天鳳) 三年 (公元 16 年) 二月乙酉，地震，大雨雪，關東尤甚，深者一丈，竹柏或枯。」關東天災連年，釀成大規模民變，新朝終被東邊的饑民集團埋葬。
東漢黨禍，遭宦官迫害的黨人，主要來自汝南、潁川、南陽、山陽、渤海等。黃巾亂起，遍及青、徐、幽、冀、荊、揚、兗、豫八州。其中冀州領有渤海，荊州領有南陽，豫州領有潁川、汝南。何進與袁紹合謀，密召董卓入京殺宦官，何進是南陽人，袁紹是汝南人。曹操發跡，其手下智囊郭嘉、荀彧，俱為潁川人。汝南、潁川、南陽等地實主宰著東漢國運的升降。
(三)
三國曹魏繼承了東漢在中原的版圖，人口最多，物資最豐富，但因屬內陸地區，故軍隊以步兵、騎兵為主，不擅水戰。
孫堅、孫策、孫權三代經營，合力發展建業 (後改稱建康，今南京市)，建業有長江天險，且近海濱，有漁鹽之利，經濟、軍事實力兩在於身，遂成為第二大強國，足與曹魏相抗衡。其水師甚至比曹魏優勝。
劉備發跡，得力於諸葛亮《隆中對》，曹魏在北方，孫吳據東南，都是不能染指，唯西南荊、益二州，因內部不穩，可以謀奪。「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至於益州，「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簡言之，即物產豐富，糧食充足。「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
赤壁之戰，曹操敗於黃蓋「火燒連環船」，鐵索連舟這一愚蠢策略，和曹軍不適應水戰及江南氣候有關。孫吳以逸待勞，曹軍路途遙遠，士卒多疲乏，且補給線過長，故前者輕易擊潰後者。惟荊州被劉備佔有，這是江左政權的咽喉，呂蒙、陸遜聯合曹軍夾擊關羽，關羽大意失荊州，蜀漢固然受到嚴重傷害 (失去北伐的跳板)，卻對孫吳維持國防安全帶來利益。
失去了荊州此一有利戰略位置，由益州出關中，需要經過險阻重重的蜀道，「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儘管有木牛流馬協助運輸，諸葛亮五次北伐依舊無功而還，「出師未捷身先死」。曹魏派鄧艾、鍾會出兵滅蜀，西南落入中原政權手中，中原軍隊即可沿江東下，果然，曹魏為司馬氏所篡後，杜預、王濬沿江而下，孫皓投降，吳國滅亡。
西晉大體在曹魏、東漢的舊規模下苟延殘喘，仍以洛陽為首都。永嘉亂起，洛陽失陷，懷帝被虜，愍帝遷長安，不久亦被俘。晉室南渡，元帝於建康即皇帝位，這是借孫吳政權的舊屍體還魂，延續晉朝的壽命。
由於是江左政權，為保長江天險，荊襄上游不容有失，偏偏鎮守荊襄上游的將領不時引兵東下，意圖謀反，前有王敦，後有桓玄，致使東晉內亂頻仍。
淝水之戰，前秦苻堅八十萬大軍輸給東晉八萬北府兵，幾乎是重蹈曹操的覆轍 (長途跋涉令兵士疲於奔命、補給線過長等)。戰後，東晉收復青、益、梁、兗四州，邊界向北推移。歷南朝宋、齊，至梁，因發生西魏陷江陵 (蕭詧引西魏派于謹、楊忠等率兵攻打江陵)，西魏奪得江陵附近八百里之地，以及襄陽等，江左政權從此失去長江天險，缺了天然屏障。陳朝很快被隋文帝消滅，跟西魏控有荊襄上游有密切關係。
(四)
永嘉亂後，五胡雲擾，所謂「五胡」，即匈奴、鮮卑、氐、羌、羯。匈奴雖長期與中原王朝為敵，其在五胡中卻是最弱，因地理位置最近中原農耕民族也。鮮卑距中原最遠，遊牧精神尚在，機動性強，其一南下，諸國相繼破滅，北魏太武帝卒之統一北方，史稱北朝。
北魏以平城為首都，平城有幾個主要問題：
(1) 連年出現天災 (如大旱)，影響農作物收成。
(2) 糧食供應不足，卻無運漕之路，京邑民貧，需依賴關內各州以牛車運送糧食。
(3) 地寒，六月雨雪，風沙常起。
錢穆認為，與其因陋就簡的改造，不如另遷新都，徹底興築，以弘規制。此乃魏孝文遷洛陽之一因。
另外，北魏久已漢化，孝文亦有意吞併江南，洛陽無疑比平城更適合作為新政治、文化中心。
然而，逯耀東指出：
孝文帝為了實現他的文化理想而遷都洛陽，但因匆匆規劃洛陽的新都，許多平城建築色彩，被塗抹在洛陽的設計之中，這些色彩分別表現在洛陽的宮城建築，與都市計劃的坊里制度方面。(《從平城到洛陽 – 拓跋魏文化轉變的歷程》)
復次，孝文遷都洛陽後，政治軍事重心南移，忽略了以平城為中心的代北地區。南部全盤漢化，北部則保持著強烈的鮮卑化傾向，而門閥世族制度又將代北邊鎮的貴族排斥在外，使他們變為處於底層的庶姓，導致其產生強烈的不滿。慢慢地，全國分裂為以洛陽為中心的革新勢力，以及以平城為中心的保守勢力，新舊勢力的矛盾一直貫穿著北魏後期的歷史，終於引發一場大動亂，正是六鎮兵變。
北魏分成東、西魏，再發展為北周、北齊對峙。東魏開國君主高歡是胡化漢人，西魏宇文泰則是鮮卑宇文部後裔，來自代郡武川鎮。不少跟隨宇文泰入關者亦出身武川鎮，如楊忠、李虎、獨孤信等。北周武帝終滅北齊，西方壓倒東方，第一次是周公東征武庚，第二次是秦滅六國，北齊雖滅，其殘餘勢力仍潛藏在山東地區，於隋末發揮重大影響力。
楊堅篡北周自立，改國號隋。隋以大興城為首都，大興城位於舊長安城東南，舊長安城破敗狹小，水污染嚴重，故被棄用。大興城雖然新，但地處關中，糧食由東向西運不太方便，儘管文帝後來開廣通渠，西起大興城，東至潼關入黃河，「三門險灘」問題始終令關中長期乏食，至煬帝，索性營建洛陽為東都，這是「逐糧天子」的開始。
大業七年 (公元 611 年)，河北山東大水，災情嚴重。可是，朝廷仍徵發壯丁民夫征遼東，山東老百姓、北齊官員之後 (如程知節，曾祖父程興，北齊兗州司馬，祖父程哲，北齊晉州司馬。如祖君彥，北齊僕射祖孝徵之子) 於是起來反叛，引發大規模民變。
楊素之子楊玄感在黎陽起兵 (以李密為謀士)，攻打屯有重兵的洛陽失利，旋即敗亡。李淵在晉陽起兵，繞過洛陽直取長安，得以控有關中，站穩陣腳。虎牢一戰，李世民一舉平定洛陽王世充、河北竇建德兩大割據勢力，奠定唐朝基本版圖。
(五)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提到，唐代中央政治革命成敗的關鍵在宮城北門 (玄武門) 的軍事勝負。從太宗立嗣至德宗、順宗朝，情況都是如此。
北門，既可指位於長安的李世民發動政變的玄武門，也可指洛陽宮城紫微宮的玄武門。要之，無論是長安的玄武門，抑或洛陽的玄武門，對內廷的安全都起著極重要的作用。
玄武門外有兩廊，禁軍的指揮中心就設置在這裡，稱為「北衙」，擁有堅固的城防工事和精銳的首都衛戍部隊。如果要發動政變，必須首先控制玄武門，因控制玄武門就可以控制內廷，繼而控制皇帝、朝廷乃至整個國家。
黃永年說：
玄武門之所以重要者，並非在於此門如何險要，如今軍事上所謂制高點之類，而在於守衛宮廷之禁軍屯營就在此門外邊。(政變) 俱以玄武門之得失及屯衛北門禁軍之向背為成敗之關鍵。(《六至九世紀中國政治史》)
脫胎自陳寅恪的觀點。
唐中葉以後，府兵一變而為募兵，未幾又轉成軍鎮。當時設十節度使，隴右、河西、安西、北庭、朔方屬「西北軍鎮系統」，防禦吐蕃、回紇，平盧、范陽、河東屬「東北軍鎮系統」，防禦契丹、靺鞨。
營州雜胡安祿山，控有東北諸軍鎮，跟中央朝廷的宰相楊國忠不和，矛盾益深。在祿山起兵作反前，先有蔥嶺喪師，後有征伐南詔失利，損兵折將，兩京空虛。祿山由范陽南下，沿途近乎無阻力，高仙芝、封常清負隅頑抗，也不過集結些烏合之眾，結果，「西北軍鎮系統」的代表人物哥舒翰被請出山守潼關 (此時哥已中風)，西北諸軍鎮也陸續返回中原勤王，致使吐蕃、回紇有機可乘。代宗廣德元年 (公元 763 年)，吐蕃便一度攻入長安，大掠而去。
肅宗即位，起用山人李泌，李泌看穿「賊所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邪！」(《資治通鑑》) 主張先取范陽，毀賊地盤，但肅宗不接受，堅持要於父皇在世時收回兩京，更不惜向回紇借兵。終於，兩京飽受回紇蹂躪，安史叛軍退返河北，朝廷全無駕馭控制的能力。
安史亂歷時八年結束，其得以告終，實和領導層內鬥 (安祿山為兒子安慶緒所殺，史思明又殺安慶緒，思明卒之為兒子史朝義所殺)、部屬受唐朝利誘投降有關，非中央有足夠能力連根拔起，徹底剷除。
安史亂後，盧龍、成德、魏博三鎮 (合稱「河北三鎮」) 不聽中央朝令，截留賦貢，兼私自以親信為「留後」(繼承人)。當時河北之風氣，見於杜牧《唐故范陽盧秀才墓誌》：
秀才盧生名霈，字子中。自天寶後，三代或仕燕，或仕趙，兩地皆多良田畜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擊毬飲酒，馬射走兔，語言習尚，無非攻守戰鬬之事。
河北胡化嚴重，自成一國，竟與推崇儒家文化的中央割裂。然而，這卻為失意於中央朝廷之士提供另一個建功立業的渠道。
陳寅恪說：
(唐代自安史亂後) 雖號稱一朝，實成為二國。
除擁護李氏皇室之區域，即以東南財富及漢化文化維持長安為中心之集團外，尚別有一河北藩鎮獨立之團體，其政治、軍事、財政等與長安中央政府實際上固無隸屬之關係，其民間社會亦未深受漢族文化之影響，即不以長安、洛陽之周孔名教及科舉仕進為其安身立命之歸宿。故論唐代河北藩鎮問題必於民族及文化二端注意，方能得其真相所在也。(前引書)
大致妥當。
「河北三鎮」不受節制，中原及邊疆藩鎮則表態支持唐室，雙方的平衡關係令唐室得以延祚。及至李克用、朱全忠次第興起，取代「河北三鎮」，唐室距離衰亡已不遠矣！
另外，安史之亂期間，張巡、許遠死守睢陽，成功避免安史叛軍摧毀江南地區田地及物產。亂事平定後，憑藉隋煬帝建立的運河系統 (主要是通濟渠)，東南物資源源不絕運至關中 (早在玄宗朝，裴耀卿已著手漕運改革，克服「三門險灘」問題)，所謂「以東南錢穀養西北士馬」，唐室賴以不墮，慢慢休養生息。及至唐末，黃巢起事，波及全國，江南遭破壞，運河復淤塞，唐朝因此一命嗚呼。
(六)
唐朝末年，出現李克用、朱全忠鼎足而立的局面。
李克用是沙陀人，以晉陽 (今山西太原) 為根據地。晉陽城銅牆鐵壁，固若金湯，當年正是唐高祖李淵起兵反隋的地方。李克用控有戰鬥力極強的騎兵，「河東軍團」是五代遞嬗一重要因素。
跟晉陽重軍事不同，朱全忠以汴梁為根據地，是看中其經濟價值。自隋建運河系統，南方物資向上運送，不得不經汴梁。都於汴梁，儘管汴梁地處平原，無險可守，在戰略防禦上頗令人尷尬，其對政權卻有正面的經濟貢獻，源源不絕的物資輸入京師，經濟實力得以大幅增長。後來北宋太宗堅持都汴，其中一個原因也是為此。
晉、梁對峙的結果，以朱全忠篡唐自立先佔上風，未幾克用子李存勗繼承父志，揮軍南下，後梁滅亡，代之以後唐。後晉、後漢得國，俱仰賴河東晉陽的軍事實力。又五代只後唐都洛陽，其餘四朝皆以汴梁為都，可見汴梁的經濟效能越來越受重視。
值得一提的是，自五代起，傳統古都如長安、洛陽，要麼飽受過份耕作造成的荒漠化影響，要麼歷經戰火摧殘，難以修復。汴梁成為新寵，亦非無因。
後晉石敬瑭向耶律德光借兵，甘願割燕雲十六州予契丹，這是中國近古史一件大事，影響著北宋政局的發展。十六州的界線本身是長城一部份，將之割讓契丹，等於自動放棄長城的防禦功能，恰巧中原政權以地處平原之汴梁為都，這麼一來，如何攔截契丹馬足，遂成大問題。
宋太祖趙匡胤初建國，本欲兩路施展，既成立「封樁庫」累積金錢以贖回十六州，亦保存軍隊的戰鬥力，必要時出兵北伐。及至太宗上場，不知「封樁庫」功能，將所累積金錢用到不該用的地方去，軍隊也在攻打北漢晉陽城時消耗殆盡，強弩之末迎擊如狼似虎的契丹騎兵，自然落得兵敗收場，太宗亦受傷中箭。自此一轉而為戰略防禦，偃武修文，發展到極至是「以布帛換和平」，用經濟外交優勢補軍事上的不足，真宗年間的「澶淵之盟」是其開端。
十六州畢竟是個夢魘，「以布帛換和平」慢慢令北宋陷入財困，催生兩次變法 (慶曆及熙寧變法，都以失敗收場)。到徽宗時，同意「海上之盟」，聯金滅遼，說到底還是為了收回燕雲十六州，一勞永逸。當然，事情發展至得六座空城，金人洞悉宋朝虛實，領兵南下勒索，意外釀成「靖康之難」，這絕非徽宗所能料想。
康王趙構從金營出逃，至建康為李綱等主戰派大臣所擁立，即皇帝位，是為高宗。然而，兀朮窮追不捨，高宗出海，至返還大陸時，竟都臨安而不都建康，此有兩重考慮：
(1) 軍事上，高宗無意在前沿與金人對著幹，只想退守一隅，偏安江左。朱子曰：「建康形勢雄壯，然淮破則止隔一水 (一水謂長江也)。欲進取則都建康，欲自守則都臨安」。
(2) 經濟上，臨安「自三國以來，皆恃為賦財淵藪」、「面湖背海，膏腴沃野，足以休養生聚」，加上是運河系統南部的終點站，所謂「南至餘杭」，物資比較豐富。
雖然臨安有致命缺點「地下於西湖」，隨時被敵軍決西湖之水灌城 (辛棄疾曰：「斷皋亭之山，天下無援兵。決西湖之水，滿城皆魚鱉。」陳亮環視錢塘，喟然歎曰：「城可灌也。」)，高宗一於少理。主戰派失勢，主和成主流，發展經濟是硬道理，其實在定都一刻就被決定。
既是江左政權，就要保住長江天險，跟東晉一樣。惜乎賈似道為相，對死守襄陽的呂文煥不給予經濟及軍事支援，文煥終在蒙古鐵蹄迫逼下孤立無助，憤而降元，襄陽一失守，蒙人沿江東下，不久南宋就滅亡了。
(七)
元朝首都大都，前身為安史大本營范陽，亂事平定後，「河北三鎮」據地自雄，與中央朝廷對抗，范陽因而長期處於胡化狀態，華夏傳統文化淡薄。至五代，燕雲十六州被割讓給契丹，范陽亦在其中，稱燕京。金人南下滅遼，以燕京為首都。在蒙古壓迫下，金人南遷汴京。忽必烈即位後，將燕京定為首都，稱大都。
長期受異族統治，大都的風俗乃至當地老百姓所使用的語言、文字、口音，都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今天所謂普通話，即北方官話，內裡夾雜大量胡語，早已不是漢語的原汁原味，舉個例子，據王力考證，元代《中原音韻》已沒有入聲字。由於普通話沒有入聲，故用普通話讀唐詩宋詞，就不及粵語朗誦來得悅耳動聽，表現不出其藝術特點，喪失其神韻。
明太祖朱元璋將蒙古人逐返塞北，其定都是在南京應天府 (即建康)，不是就地取材用大都，除了是怕蒙人軍事威脅，更重要是這個地方乃異族統治的地標，非華夏漢族傳統的正朔。燕王朱棣後來發動「靖難之變」，奪朱允炆的帝位，並把首都遷北京，易名順天，此絕非朱元璋意思，而是北京乃燕王地盤，燕王考慮到在南方做皇帝隨時惹起支持建文的臣民不滿，對自己不利，遂將首都改為北京。
誠然，燕王朱棣能發動軍事叛變，足證北京在明初乃一軍事據點，屯駐一定兵馬，用以防範塞北的蒙古人。往後的日子，北京一直作為明清兩朝的首都，直至蔣介石率領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成立國民政府，始復都南京。
地理影響歷史發展一顯例，見於明英宗任內的「土木之變」。英宗寵信宦官王振，王振慫恿英宗親征也先，明軍屢戰屢敗，士氣低落。當時軍隊駐大同，群臣求英宗南返，曹鼐等提議車駕宜從紫荊關 (今河北易縣西北) 進入，因此路為途程最短、最便捷。可惜王振不聽，堅持要英宗從他的家鄉蔚州 (今河北蔚縣) 經過，行四十里後，怕大軍過境時損壞莊稼，又急令軍隊東回宣府。這一轉折，終令明軍於土木堡被瓦剌軍追擊，土木堡地處平曠荒坡，四圍無險可守，兼缺乏水源，英宗卒之被俘，王振被殺。
明朝末年，後金 (由建州女真努爾哈赤創立) 崛起。「關寧錦防線」是明軍抗衡後金的主要據點，自山海關經寧遠至錦州。高第經略遼東，盡撤遼東軍民，僅袁崇煥死守寧遠。儘管袁崇煥在寧遠之戰擊敗皇太極後，恢復「關寧錦防線」，未幾復在寧錦之戰大勝後金軍，隨著袁崇煥被殺、松錦之戰明軍大敗，清軍佔領松山、錦州，寧錦防線瓦解，山海關變得異常重要。恰巧山海關總兵是吳三桂，其部隊是松錦之戰中少數突圍成功的明軍，李自成入北京，吳三桂引清兵入關即可將之顛覆，除了清兵本身厲害，農民軍乃烏合之眾，背後還有地理因素使然，因李自成失去山海關，根本阻擋不了清軍南下，此一態勢，早在松錦之戰後就形成，清朝後來封吳三桂為平西王，乃因三桂之地位及其倒戈異常重要，省卻清兵不少工夫。
(八)
安史之亂後，中原殘破，江南物資未被毀壞，經濟重心因此南移，自五代十國至兩宋，江南地區的經濟發展，可謂一日千里。南唐以金陵 (建康) 為都，歷李昪、李璟、李煜三代經營，富甲一方，連帶文化風氣亦甚昌盛。十國中同樣富庶而重文化發展者，唯後蜀。可惜南唐、後蜀終不敵北宋的軍事迫逼，其發展經濟的成果亦終被北人襲取。
南唐的成功，跟鄰近運河系統分不開。事實上，唐 (中唐以後) 宋帝國的蒸蒸日上，很大程度是運河系統運作順暢的結果，這一點，全漢昇《唐宋帝國與運河》便曾論證過。
由江南經濟富庶、文化昌盛，又導致越來越多南方知識分子入朝為官。早在中唐永貞革新，「二王」便來自南方，王叔文是越州山陰 (今浙江紹興) 人，王伾是杭州人。北宋慶曆變法，范仲淹是蘇州吳縣 (今江蘇省蘇州市) 人，歐陽修是吉州廬陵 (今江西省吉安市) 人。熙寧變法的主事人王安石，乃江西臨川人。呂惠卿則是閩南晉江人 (今福建泉州) 人。南方知識分子思想靈活，勇於革新，帶浪漫氣息，有治平理想，此不免與北方知識分子 (司馬光便是其中表表者) 的樸實守成格格不入，北宋兩場變法失敗收場，繼而開出持續不斷的黨爭，跟南方經濟文化水平急速上升，遠超北方，是有密切關係 (詳參錢穆《國史大綱》下冊)。
到了元代，泉州與埃及的亞歷山大港齊名，被馬可波羅譽為「世界第一大港」，屬中國東南沿海重要的商貿港口城市。明朝時，東南沿海城市不時和外國人做生意，西班牙在墨西哥、秘魯取得豐富白銀，用於菲律賓與華人 (經海上絲路而來的中國人) 的貿易中，大批白銀於是從美洲經菲島輸入中國。與西班牙人爭雄海上的葡萄牙人佔領澳門後，充當中日貿易媒介，滿足日本人對中國貨物的需求。十六、七世紀之交，日本為世界上僅次於美洲的盛產白銀之地。如是者，白銀源源不絕輸入中國 (王業健＜全漢昇在中國經濟史研究上的重要貢獻＞)，適值大明寶鈔嚴重貶值，張居正改革時，便索性用白銀為稅收交納媒介，一律計畝徵銀，白銀一直至清代仍流通市面，鴉片戰爭之所以爆發，跟白銀大量向外流向英國、影響清廷稅收有關，追源溯始，和南方經濟蓬勃脫不了關係。
滿清以少數民族身份用武力入主中原，對江南地區一度進行屠殺 (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種下滿漢民族仇恨。鴉片戰爭後，清朝中央政府對地方控制減弱，對外賠款又經過稅收攤派方式轉嫁給老百姓，此終令民族矛盾死灰復燃。太平天國起事，直呼滿人為「清妖」，其以南京為首都，亦在於顯示對漢族正統的繼承。
(九)
洪秀全、馮雲山皆為廣東花縣 (今廣州市花都區) 人，位處帝國邊陲。「金田起事」之金田村則位於廣西省桂平縣，距離北京極遠，兼有宗教迷信氛圍。
太平天國以金陵為首都，格局儼如一江左政權，奈何其無法攻克湖南長沙，只能奪武漢沿江東下，曾國藩不久在長沙組織地方鄉勇湘軍 (太平天國攻長沙時，造成嚴重破壞，當地鄉紳出於守土保家之情，遂資助曾建軍)，並命令李鴻章在安徽合肥建淮軍，太平天國卒之敗在漢人組織的地方鄉勇上，漢人地位因而在清中葉逐步上升，曾、左 (宗棠)、李更推動洋務運動的進行。
甲午戰爭，北洋艦隊被全殲，李鴻章喪失政治資本，代之而起是在天津小站練兵的袁世凱，其憑藉北洋新建陸軍，於民國初年叱吒政壇，以北京為其根據地 (故民國初年的北洋政府又稱民國北京政府)。
甲午戰敗消息傳至北京，適值北京舉行會試，康有為、梁啟超等上萬言書，提出「拒和、遷都、練兵、變法」主張，得到一千多人連署，史稱「公車上書」。康有為是廣東南海人，梁啟超是廣東新會人。二人未幾推動戊戌變法，百日後被慈禧發動的政變煞停，康梁出逃，六君子就義，袁世凱及榮祿在政變中站到慈禧一邊，袁是河南項城人，榮祿是滿洲親貴 (推薦袁小站練兵)。
義和團事件及八國聯軍之役後，體制內改革被體制外革命的呼聲取代。革命團體興中會，創始人是孫中山，孫乃廣東省香山縣翠亨村人，興中會總部設於香港 (已割讓給英國)，誓詞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此乃漢人排滿意識之延續，竊以為受太平天國老兵馮爽觀影響，孫年幼時很喜歡聽馮講太平天國故事。
華興會首腦黃興是湖南長沙人，光復會由江浙人組成，活躍於江浙一帶和南洋等地，宗旨為「光復漢族，還我山河，以身許國，功成身退」。合而觀之，晚清革命力量實以南方為骨幹，北方反為保守勢力。
1905 年，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等於日本東京合組中國革命同盟會 (簡稱同盟會)。時有清廷派遣新軍留日，同盟會乘機招攬革命黨人，滲透革命思想，四川保路運動爆發，湖北軍隊奉命入川鎮壓，新軍在武昌響起革命第一槍，新軍不少便是同盟會成員。
由於革命黨是南方人，康梁及其支持者也是南方人，南方各省立憲派在武昌起義後紛紛宣佈獨立，響應革命。又早在八國聯軍入北京，兩廣總督李鴻章、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閩浙總督許應騤等，已和外國達成協議，不向列強宣戰，以保存東南穩定，史稱「東南互保章程」。此亦給予東南各省脫離中央控制的基礎。
袁世凱以北洋陸軍作後盾，跟革命黨人議和，結果是袁迫清帝遜位，繼而任民國第一任總統。袁的地盤在北京，借口發生兵變，不隨蔡元培南下就職 (南方是革命黨人地盤)。袁未幾稱帝失敗，接著是護國之役、黎段相爭、張勳復辟、段祺瑞廢除《臨時約法》對德宣戰，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利用兩廣 (廣東、廣西) 作為根據地，成立護法軍政府，與之對抗。
二十年代聯俄容共後，中國國民黨以廣州為政治中心，向北討伐。北伐成功，蔣介石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標誌著「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真正落實。無奈中國共產黨在蘇聯扶植下日益壯大，其利用鄉下農民對地主的不滿，施行階級鬥爭，打土豪分田地。國軍用先進德式裝備及軍隊剿匪，反受制於西南丘陵地帶，五次圍剿無功而還。進入三十年代，日寇加快侵華步伐，共黨休養生息，發展勢力，卒之以農村包圍城市，國府最後遷移台灣。
國民黨最大的問題是，只著眼於發展大城市，卻忽略了料理農村。此給共黨有機可乘，利用農村反噬城市。其又過於依賴飛機、坦克、機槍、鐵路運兵、陣地戰，這在遇到擅打游擊戰、運動戰的共軍時，不免綁手綁腳 (日本無法滅亡中國，原因也在此)。
和國府強調中華正朔不同，共黨無中華民族文化意識，只知與國府對著幹。彼叫「中華民國」，我叫「中華人民共和國」。彼都南京，我都北京。彼既不知「民國」二字來自 republic，乃「人民的國」，已包「人民」、「共和」兩概念；亦不知定都南京有其標誌性的歷史意義，即自明朝起逐走外族、由漢人當家作主之意涵，結果毛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一句「同胞們，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實際只不過是「一面倒親蘇」，以及往後數十年血河淚海的開始，根源則是無中華民族文化意識的共黨竊據大陸成功。
(十)
歷史由人物、事件構成，人物必在某一空間存在，事件必在某一空間發生，透過研究不同時間段空間的變遷及其影響，方能更準確了解人物和事件，更準確了解歷史。
嚴耕望憶述錢穆對史學的理解：
先生一開講，就說歷史學有兩隻腳，一隻腳是歷史地理，一隻腳就是制度。中國歷史內容豐富，講的人常可各憑才智，自由發揮；只有制度與地理兩門學問都很專門，而且具體，不能隨便講。但這兩門學問卻是歷史學的骨幹，要通史學，首先要懂這兩門學問，然後自己的史學才有鞏固的基礎。(《錢穆賓四先生與我》)
從歷史地理的角度，更準確地把握中國歷史的進程 (儘管只是粗糙地把握)，乃本文撰寫的主要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