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地理的角度看中國史演進

2021/06/16閱讀時間約 28 分鐘
(一)
商朝的首都是殷,殷即今河南省安陽縣小屯村,黃河中下游一帶,土地肥沃,適宜耕作,故商朝的經濟實力是很強的。商朝後來為周朝所滅,周朝起於渭水流域,因勢力在西北,故以鎬京為首都,鎬京即今西安市長安區斗門街道以北,灃河東岸。
商朝雖滅,但其殘餘力量仍盤踞中原地區,這也是周朝不敢在東邊建都一原因。三監亂起,周公親征,是由西向東征伐。往後第二次封建,基本上是加強西方姬姓勢力在東方,錢穆稱之為「武裝殖民」,是很恰當的。
中國古代東南西北都有外族,東有東夷,南有南蠻,西有西戎,北有北狄。鎬京地處西陲,其自然與西戎為鄰,受西戎威脅。犬戎是西戎部落的一支,於西周末年聯合申侯,攻入鎬京,殺死周幽王,平王東遷洛邑,開展東周。
洛邑又稱成周,即今洛陽市。周公為了加強對東方的控制,將殷頑民遷至洛邑,嚴加看管。東周雖以洛邑為首都,但由於周室衰微,歷史已把焦點放到齊晉等國上,出現所謂「春秋霸政」。
齊國臨近海濱,有漁鹽之利,其先富國,後強兵 (齊魯學的主張),桓公因而成為一方之雄。至於晉國,位於今山西省境內,是一固守的好地方,有別於齊國,其先強兵,後富國 (三晉學),厲行軍事改革,終至晉文公而成為一代霸主。
齊國是姜太公的封國,晉國是唐叔虞 (周武王之子、周成王同母弟) 的封國,故齊桓晉文皆能恪守周禮殘餘,尊周室,攘夷狄,抑兼併,禁篡弒。然而,自楚莊王開始,楚人乃南蠻之後,稱「王」而不稱「公」已是越禮的一個標誌,問鼎又是另一標誌。及至吳王夫差、越王勾踐先後稱霸,霸主之根據地越來越向南移,由中原禮樂文明之地移向未開化、野蠻的地方,卒之經「三家分晉」及「田氏篡齊」,一轉而為弱肉強食、以力假人的新軍國時代。
戰國七雄中,魏國最先崛起,初都安邑,後遷大梁 (今河南開封)。大梁地處平原,無險可守,這是魏國吃虧處。相比之下,秦國有崤 (山)、函 (谷關) 之固,進可攻,退可守,又得以遠離中原戰亂,休養生息,其歷秦孝公商鞅變法,遂一躍而為超級強國。
觀乎秦消滅六國、統一天下的步伐,韓國地少力弱、趙國「長平之戰」慘敗已無丁男、魏國大梁被水灌城,所以先滅。由中心向東擴充出去,滅楚、燕,最後是東邊的齊國。由西向東延伸,文化低的、強悍的剷除文化好的、柔弱的,此彷彿是周人滅商的摹本。不同的是,周武王、周公尚有憂患意識,有道德,秦始皇卻是不講道德,只知用暴力高壓。
始皇死,二世繼位,天下大亂。項梁、項羽起兵反秦,二人皆為江蘇人。另有劉邦「斬白蛇起義」,他是楚國沛豐邑中陽里 (今江蘇徐州豐縣) 人。
(二)
秦較六國為強,跟其長期與西戎為鄰有關。自殽之戰敗給晉後,秦穆公向西拓展,辟地千里。與西戎持續交戰,無疑令秦人越趨強悍,軍隊戰鬥力大增。戰國末期,足以與秦軍抗衡者,唯趙國之騎兵。趙國自武靈王起,長期與北方匈奴作戰,騎兵實力不俗。可惜趙括紙上談兵令趙軍重挫,秦軍於是再無敵手。
秦亡後,楚漢相爭,劉成項敗的關鍵,亦離不開地理。項羽雖為「戰神」,「力拔山兮氣蓋世」,但他做錯了一個決定,即以彭城為首都。彭城位於今江蘇省徐州市,被群山環繞,卻海拔不高,屬四戰之地 (四面平坦,無險可守,容易受攻擊的地方)。劉邦大軍能在短時間內攻佔彭城,跟彭城地理位置之不利不無關係。項羽以其個人統軍作戰之大能,挽救了一次,贏得睢水大捷,但時日一久,項羽軍勢轉衰,彭城始終是個負累。
項羽另一錯誤決定,是封劉邦做漢中王,控有巴蜀、漢中之地,而把關中地給秦降將。巴蜀物產豐富,有「天府之國」的美譽,漢軍不愁沒糧食。復次,巴蜀有鐵礦,可以用來鑄造兵器。再者,巴蜀是雲南馬起源地之一,屬西南產馬區,有馬就能夠有騎兵。關中老百姓飽受秦暴政之苦,本見劉邦前來,約法三章,歡喜不已,今項羽竟把關中地給章邯、司馬欣等,老百姓恨楚霸王而盼沛公,這對劉邦反攻中原也帶來優勢。
項羽烏江自刎,劉邦即皇帝位,建立西漢。漢初行郡國制,除長安附近郡縣直接隸屬中央政府,其他一律交各封國諸侯王管治。此其實是中央權力不夠大,未能延伸至各地方的結果。初時受限於跟劉邦一同打天下的異姓功臣,後來是劉姓宗室。「吳楚七國之亂」爆發,清一色在東邊及東南地區,隨著亂事平定,漢武帝不久用主父偃行推恩令 (意念始於賈誼「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全國遂復歸郡縣制,這亦是西漢最鼎盛的時候。
西漢為外戚王莽所篡。新莽末年,「關東饑旱數年,力子都等黨眾浸多」,「赤眉力子都、樊崇等以饑饉相聚,起於琅邪,轉鈔掠,眾皆萬數。遣使者發郡國兵擊之,不能克」。據此,赤眉起事,源於關東 (函谷關以東地區,即河南、河北、山東一帶) 饑旱。又「(天鳳) 三年 (公元 16 年) 二月乙酉,地震,大雨雪,關東尤甚,深者一丈,竹柏或枯。」關東天災連年,釀成大規模民變,新朝終被東邊的饑民集團埋葬。
東漢黨禍,遭宦官迫害的黨人,主要來自汝南、潁川、南陽、山陽、渤海等。黃巾亂起,遍及青、徐、幽、冀、荊、揚、兗、豫八州。其中冀州領有渤海,荊州領有南陽,豫州領有潁川、汝南。何進與袁紹合謀,密召董卓入京殺宦官,何進是南陽人,袁紹是汝南人。曹操發跡,其手下智囊郭嘉、荀彧,俱為潁川人。汝南、潁川、南陽等地實主宰著東漢國運的升降。
(三)
三國曹魏繼承了東漢在中原的版圖,人口最多,物資最豐富,但因屬內陸地區,故軍隊以步兵、騎兵為主,不擅水戰。
孫堅、孫策、孫權三代經營,合力發展建業 (後改稱建康,今南京市),建業有長江天險,且近海濱,有漁鹽之利,經濟、軍事實力兩在於身,遂成為第二大強國,足與曹魏相抗衡。其水師甚至比曹魏優勝。
劉備發跡,得力於諸葛亮《隆中對》,曹魏在北方,孫吳據東南,都是不能染指,唯西南荊、益二州,因內部不穩,可以謀奪。「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至於益州,「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簡言之,即物產豐富,糧食充足。「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
赤壁之戰,曹操敗於黃蓋「火燒連環船」,鐵索連舟這一愚蠢策略,和曹軍不適應水戰及江南氣候有關。孫吳以逸待勞,曹軍路途遙遠,士卒多疲乏,且補給線過長,故前者輕易擊潰後者。惟荊州被劉備佔有,這是江左政權的咽喉,呂蒙、陸遜聯合曹軍夾擊關羽,關羽大意失荊州,蜀漢固然受到嚴重傷害 (失去北伐的跳板),卻對孫吳維持國防安全帶來利益。
失去了荊州此一有利戰略位置,由益州出關中,需要經過險阻重重的蜀道,「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儘管有木牛流馬協助運輸,諸葛亮五次北伐依舊無功而還,「出師未捷身先死」。曹魏派鄧艾、鍾​會出兵滅蜀,西南落入中原政權手中,中原軍隊即可沿江東下,果然,曹魏為司馬氏所篡後,杜預、王濬沿江而下,孫皓投降,吳國滅亡。
西晉大體在曹魏、東漢的舊規模下苟延殘喘,仍以洛陽為首都。永嘉亂起,洛陽失陷,懷帝被虜,愍帝遷長安,不久亦被俘。晉室南渡,元帝於建康即皇帝位,這是借孫吳政權的舊屍體還魂,延續晉朝的壽命。
由於是江左政權,為保長江天險,荊襄上游不容有失,偏偏鎮守荊襄上游的將領不時引兵東下,意圖謀反,前有王敦,後有桓玄,致使東晉內亂頻仍。
淝水之戰,前秦苻堅八十萬大軍輸給東晉八萬北府兵,幾乎是重蹈曹操的覆轍 (長途跋涉令兵士疲於奔命、補給線過長等)。戰後,東晉收復青、益、梁、兗四州,邊界向北推移。歷南朝宋、齊,至梁,因發生西魏陷江陵 (蕭詧引西魏派于謹、楊忠等率兵攻打江陵),西魏奪得江陵附近八百里之地,以及襄陽等,江左政權從此失去長江天險,缺了天然屏障。陳朝很快被隋文帝消滅,跟西魏控有荊襄上游有密切關係。
(四)
永嘉亂後,五胡雲擾,所謂「五胡」,即匈奴、鮮卑、氐、羌、羯。匈奴雖長期與中原王朝為敵,其在五胡中卻是最弱,因地理位置最近中原農耕民族也。鮮卑距中原最遠,遊牧精神尚在,機動性強,其一南下,諸國相繼破滅,北魏太武帝卒之統一北方,史稱北朝。
北魏以平城為首都,平城有幾個主要問題:
(1) 連年出現天災 (如大旱),影響農作物收成。
(2) 糧食供應不足,卻無運漕之路,京邑民貧,需依賴關內各州以牛車運送糧食。
(3) 地寒,六月雨雪,風沙常起。
錢穆認為,與其因陋就簡的改造,不如另遷新都,徹底興築,以弘規制。此乃魏孝文遷洛陽之一因。
另外,北魏久已漢化,孝文亦有意吞併江南,洛陽無疑比平城更適合作為新政治、文化中心。
然而,逯耀東指出:
孝文帝為了實現他的文化理想而遷都洛陽,但因匆匆規劃洛陽的新都,許多平城建築色彩,被塗抹在洛陽的設計之中,這些色彩分別表現在洛陽的宮城建築,與都市計劃的坊里制度方面。(《從平城到洛陽 – 拓跋魏文化轉變的歷程》)
復次,孝文遷都洛陽後,政治軍事重心南移,忽略了以平城為中心的代北地區。南部全盤漢化,北部則保持著強烈的鮮卑化傾向,而門閥世族制度又將代北邊鎮的貴族排斥在外,使他們變為處於底層的庶姓,導致其產生強烈的不滿。慢慢地,全國分裂為以洛陽為中心的革新勢力,以及以平城為中心的保守勢力,新舊勢力的矛盾一直貫穿著北魏後期的歷史,終於引發一場大動亂,正是六鎮兵變。
北魏分成東、西魏,再發展為北周、北齊對峙。東魏開國君主高歡是胡化漢人,西魏宇文泰則是鮮卑宇文部後裔,來自代郡武川鎮。不少跟隨宇文泰入關者亦出身武川鎮,如楊忠、李虎、獨孤信等。北周武帝終滅北齊,西方壓倒東方,第一次是周公東征武庚,第二次是秦滅六國,北齊雖滅,其殘餘勢力仍潛藏在山東地區,於隋末發揮重大影響力。
楊堅篡北周自立,改國號隋。隋以大興城為首都,大興城位於舊長安城東南,舊長安城破敗狹小,水污染嚴重,故被棄用。大興城雖然新,但地處關中,糧食由東向西運不太方便,儘管文帝後來開廣通渠,西起大興城,東至潼關入黃河,「三門險灘」問題始終令關中長期乏食,至煬帝,索性營建洛陽為東都,這是「逐糧天子」的開始。
大業七年 (公元 611 年),河北山東大水,災情嚴重。可是,朝廷仍徵發壯丁民夫征遼東,山東老百姓、北齊官員之後 (如程知節,曾祖父程興,北齊兗州司馬,祖父程哲,北齊晉州司馬。如祖君彥,北齊僕射祖孝徵之子) 於是起來反叛,引發大規模民變。
楊素之子楊玄感在黎陽起兵 (以李密為謀士),攻打屯有重兵的洛陽失利,旋即敗亡。李淵在晉陽起兵,繞過洛陽直取長安,得以控有關中,站穩陣腳。虎牢一戰,李世民一舉平定洛陽王世充、河北竇建德兩大割據勢力,奠定唐朝基本版圖。
(五)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提到,唐代中央政治革命成敗的關鍵在宮城北門 (玄武門) 的軍事勝負。從太宗立嗣至德宗、順宗朝,情況都是如此。
北門,既可指位於長安的李世民發動政變的玄武門,也可指洛陽宮城紫微宮的玄武門。要之,無論是長安的玄武門,抑或洛陽的玄武門,對內廷的安全都起著極重要的作用。
玄武門外有兩廊,禁軍的指揮中心就設置在這裡,稱為「北衙」,擁有堅固的城防工事和精銳的首都衛戍部隊。如果要發動政變,必須首先控制玄武門,因控制玄武門就可以控制內廷,繼而控制皇帝、朝廷乃至整個國家。
黃永年說:
玄武門之所以重要者,並非在於此門如何險要,如今軍事上所謂制高點之類,而在於守衛宮廷之禁軍屯營就在此門外邊。(政變) 俱以玄武門之得失及屯衛北門禁軍之向背為成敗之關鍵。(《六至九世紀中國政治史》)
脫胎自陳寅恪的觀點。
唐中葉以後,府兵一變而為募兵,未幾又轉成軍鎮。當時設十節度使,隴右、河西、安西、北庭、朔方屬「西北軍鎮系統」,防禦吐蕃、回紇,平盧、范陽、河東屬「東北軍鎮系統」,防禦契丹、靺鞨。
營州雜胡安祿山,控有東北諸軍鎮,跟中央朝廷的宰相楊國忠不和,矛盾益深。在祿山起兵作反前,先有蔥嶺喪師,後有征伐南詔失利,損兵折將,兩京空虛。祿山由范陽南下,沿途近乎無阻力,高仙芝、封常清負隅頑抗,也不過集結些烏合之眾,結果,「西北軍鎮系統」的代表人物哥舒翰被請出山守潼關 (此時哥已中風),西北諸軍鎮也陸續返回中原勤王,致使吐蕃、回紇有機可乘。代宗廣德元年 (公元 763 年),吐蕃便一度攻入長安,大掠而去。
肅宗即位,起用山人李泌,李泌看穿「賊所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邪!」(《資治通鑑》) 主張先取范陽,毀賊地盤,但肅宗不接受,堅持要於父皇在世時收回兩京,更不惜向回紇借兵。終於,兩京飽受回紇蹂躪,安史叛軍退返河北,朝廷全無駕馭控制的能力。
安史亂歷時八年結束,其得以告終,實和領導層內鬥 (安祿山為兒子安慶緒所殺,史思明又殺安慶緒,思明卒之為兒子史朝義所殺)、部屬受唐朝利誘投降有關,非中央有足夠能力連根拔起,徹底剷除。
安史亂後,盧龍、成德、魏博三鎮 (合稱「河北三鎮」) 不聽中央朝令,截留賦貢,兼私自以親信為「留後」(繼承人)。當時河北之風氣,見於杜牧《唐故范陽盧秀才墓誌》:
秀才盧生名霈,字子中。自天寶後,三代或仕燕,或仕趙,兩地皆多良田畜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擊毬飲酒,馬射走兔,語言習尚,無非攻守戰鬬之事。
河北胡化嚴重,自成一國,竟與推崇儒家文化的中央割裂。然而,這卻為失意於中央朝廷之士提供另一個建功立業的渠道。
陳寅恪說:
(唐代自安史亂後) 雖號稱一朝,實成為二國。
除擁護李氏皇室之區域,即以東南財富及漢化文化維持長安為中心之集團外,尚別有一河北藩鎮獨立之團體,其政治、軍事、財政等與長安中央政府實際上固無隸屬之關係,其民間社會亦未深受漢族文化之影響,即不以長安、洛陽之周孔名教及科舉仕進為其安身立命之歸宿。故論唐代河北藩鎮問題必於民族及文化二端注意,方能得其真相所在也。(前引書)
大致妥當。
「河北三鎮」不受節制,中原及邊疆藩鎮則表態支持唐室,雙方的平衡關係令唐室得以延祚。及至李克用、朱全忠次第興起,取代「河北三鎮」,唐室距離衰亡已不遠矣!
另外,安史之亂期間,張巡、許遠死守睢陽,成功避免安史叛軍摧毀江南地區田地及物產。亂事平定後,憑藉隋煬帝建立的運河系統 (主要是通濟渠),東南物資源源不絕運至關中 (早在玄宗朝,裴耀卿已著手漕運改革,克服「三門險灘」問題),所謂「以東南錢穀養西北士馬」,唐室賴以不墮,慢慢休養生息。及至唐末,黃巢起事,波及全國,江南遭破壞,運河復淤塞,唐朝因此一命嗚呼。
(六)
唐朝末年,出現李克用、朱全忠鼎足而立的局面。
李克用是沙陀人,以晉陽 (今山西太原) 為根據地。晉陽城銅牆鐵壁,固若金湯,當年正是唐高祖李淵起兵反隋的地方。李克用控有戰鬥力極強的騎兵,「河東軍團」是五代遞嬗一重要因素。
跟晉陽重軍事不同,朱全忠以汴梁為根據地,是看中其經濟價值。自隋建運河系統,南方物資向上運送,不得不經汴梁。都於汴梁,儘管汴梁地處平原,無險可守,在戰略防禦上頗令人尷尬,其對政權卻有正面的經濟貢獻,源源不絕的物資輸入京師,經濟實力得以大幅增長。後來北宋太宗堅持都汴,其中一個原因也是為此。
晉、梁對峙的結果,以朱全忠篡唐自立先佔上風,未幾克用子李存勗繼承父志,揮軍南下,後梁滅亡,代之以後唐。後晉、後漢得國,俱仰賴河東晉陽的軍事實力。又五代只後唐都洛陽,其餘四朝皆以汴梁為都,可見汴梁的經濟效能越來越受重視。
值得一提的是,自五代起,傳統古都如長安、洛陽,要麼飽受過份耕作造成的荒漠化影響,要麼歷經戰火摧殘,難以修復。汴梁成為新寵,亦非無因。
後晉石敬瑭向耶律德光借兵,甘願割燕雲十六州予契丹,這是中國近古史一件大事,影響著北宋政局的發展。十六州的界線本身是長城一部份,將之割讓契丹,等於自動放棄長城的防禦功能,恰巧中原政權以地處平原之汴梁為都,這麼一來,如何攔截契丹馬足,遂成大問題。
宋太祖趙匡胤初建國,本欲兩路施展,既成立「封樁庫」累積金錢以贖回十六州,亦保存軍隊的戰鬥力,必要時出兵北伐。及至太宗上場,不知「封樁庫」功能,將所累積金錢用到不該用的地方去,軍隊也在攻打北漢晉陽城時消耗殆盡,強弩之末迎擊如狼似虎的契丹騎兵,自然落得兵敗收場,太宗亦受傷中箭。自此一轉而為戰略防禦,偃武修文,發展到極至是「以布帛換和平」,用經濟外交優勢補軍事上的不足,真宗年間的「澶淵之盟」是其開端。
十六州畢竟是個夢魘,「以布帛換和平」慢慢令北宋陷入財困,催生兩次變法 (慶曆及熙寧變法,都以失敗收場)。到徽宗時,同意「海上之盟」,聯金滅遼,說到底還是為了收回燕雲十六州,一勞永逸。當然,事情發展至得六座空城,金人洞悉宋朝虛實,領兵南下勒索,意外釀成「靖康之難」,這絕非徽宗所能料想。
康王趙構從金營出逃,至建康為李綱等主戰派大臣所擁立,即皇帝位,是為高宗。然而,兀朮窮追不捨,高宗出海,至返還大陸時,竟都臨安而不都建康,此有兩重考慮:
(1) 軍事上,高宗無意在前沿與金人對著幹,只想退守一隅,偏安江左。朱子曰:「建康形勢雄壯,然淮破則止隔一水 (一水謂長江也)。欲進取則都建康,欲自守則都臨安」。
(2) 經濟上,臨安「自三國以來,皆恃為賦財淵藪」、「面湖背海,膏腴沃野,足以休養生聚」,加上是運河系統南部的終點站,所謂「南至餘杭」,物資比較豐富。
雖然臨安有致命缺點「地下於西湖」,隨時被敵軍決西湖之水灌城 (辛棄疾曰:「斷皋亭之山,天下無援兵。決西湖之水,滿城皆魚鱉。」陳亮環視錢塘,喟然歎曰:「城可灌也。」),高宗一於少理。主戰派失勢,主和成主流,發展經濟是硬道理,其實在定都一刻就被決定。
既是江左政權,就要保住長江天險,跟東晉一樣。惜乎賈似道為相,對死守襄陽的呂文煥不給予經濟及軍事支援,文煥終在蒙古鐵蹄迫逼下孤立無助,憤而降元,襄陽一失守,蒙人沿江東下,不久南宋就滅亡了。
(七)
元朝首都大都,前身為安史大本營范陽,亂事平定後,「河北三鎮」據地自雄,與中央朝廷對抗,范陽因而長期處於胡化狀態,華夏傳統文化淡薄。至五代,燕雲十六州被割讓給契丹,范陽亦在其中,稱燕京。金人南下滅遼,以燕京為首都。在蒙古壓迫下,金人南遷汴京。忽必烈即位後,將燕京定為首都,稱大都。
長期受異族統治,大都的風俗乃至當地老百姓所使用的語言、文字、口音,都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今天所謂普通話,即北方官話,內裡夾雜大量胡語,早已不是漢語的原汁原味,舉個例子,據王力考證,元代《中原音韻》已沒有入聲字。由於普通話沒有入聲,故用普通話讀唐詩宋詞,就不及粵語朗誦來得悅耳動聽,表現不出其藝術特點,喪失其神韻。
明太祖朱元璋將蒙古人逐返塞北,其定都是在南京應天府 (即建康),不是就地取材用大都,除了是怕蒙人軍事威脅,更重要是這個地方乃異族統治的地標,非華夏漢族傳統的正朔。燕王朱棣後來發動「靖難之變」,奪朱允炆的帝位,並把首都遷北京,易名順天,此絕非朱元璋意思,而是北京乃燕王地盤,燕王考慮到在南方做皇帝隨時惹起支持建文的臣民不滿,對自己不利,遂將首都改為北京。
誠然,燕王朱棣能發動軍事叛變,足證北京在明初乃一軍事據點,屯駐一定兵馬,用以防範塞北的蒙古人。往後的日子,北京一直作為明清兩朝的首都,直至蔣介石率領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成立國民政府,始復都南京。
地理影響歷史發展一顯例,見於明英宗任內的「土木之變」。英宗寵信宦官王振,王振慫恿英宗親征也先,明軍屢戰屢敗,士氣低落。當時軍隊駐大同,群臣求英宗南返,曹鼐等提議車駕宜從紫荊關 (今河北易縣西北) 進入,因此路為途程最短、最便捷。可惜王振不聽,堅持要英宗從他的家鄉蔚州 (今河北蔚縣) 經過,行四十里後,怕大軍過境時損壞莊稼,又急令軍隊東回宣府。這一轉折,終令明軍於土木堡被瓦剌軍追擊,土木堡地處平曠荒坡,四圍無險可守,兼缺乏水源,英宗卒之被俘,王振被殺。
明朝末年,後金 (由建州女真努爾哈赤創立) 崛起。「關寧錦防線」是明軍抗衡後金的主要據點,自山海關經寧遠至錦州。高第經略遼東,盡撤遼東軍民,僅袁崇煥死守寧遠。儘管袁崇煥在寧遠之戰擊敗皇太極後,恢復「關寧錦防線」,未幾復在寧錦之戰大勝後金軍,隨著袁崇煥被殺、松錦之戰明軍大敗,清軍佔領松山、錦州,寧錦防線瓦解,山海關變得異常重要。恰巧山海關總兵是吳三桂,其部隊是松錦之戰中少數突圍成功的明軍,李自成入北京,吳三桂引清兵入關即可將之顛覆,除了清兵本身厲害,農民軍乃烏合之眾,背後還有地理因素使然,因李自成失去山海關,根本阻擋不了清軍南下,此一態勢,早在松錦之戰後就形成,清朝後來封吳三桂為平西王,乃因三桂之地位及其倒戈異常重要,省卻清兵不少工夫。
(八)
安史之亂後,中原殘破,江南物資未被毀壞,經濟重心因此南移,自五代十國至兩宋,江南地區的經濟發展,可謂一日千里。南唐以金陵 (建康) 為都,歷李昪、李璟、李煜三代經營,富甲一方,連帶文化風氣亦甚昌盛。十國中同樣富庶而重文化發展者,唯後蜀。可惜南唐、後蜀終不敵北宋的軍事迫逼,其發展經濟的成果亦終被北人襲取。
南唐的成功,跟鄰近運河系統分不開。事實上,唐 (中唐以後) 宋帝國的蒸蒸日上,很大程度是運河系統運作順暢的結果,這一點,全漢昇《唐宋帝國與運河》便曾論證過。
由江南經濟富庶、文化昌盛,又導致越來越多南方知識分子入朝為官。早在中唐永貞革新,「二王」便來自南方,王叔文是越州山陰 (今浙江紹興) 人,王伾是杭州人。北宋慶曆變法,范仲淹是蘇州吳縣 (今江蘇省蘇州市) 人,歐陽修是吉州廬陵 (今江西省吉安市) 人。熙寧變法的主事人王安石,乃江西臨川人。呂惠卿則是閩南晉江人 (今福建泉州) 人。南方知識分子思想靈活,勇於革新,帶浪漫氣息,有治平理想,此不免與北方知識分子 (司馬光便是其中表表者) 的樸實守成格格不入,北宋兩場變法失敗收場,繼而開出持續不斷的黨爭,跟南方經濟文化水平急速上升,遠超北方,是有密切關係 (詳參錢穆《國史大綱》下冊)。
到了元代,泉州與埃及的亞歷山大港齊名,被馬可波羅譽為「世界第一大港」,屬中國東南沿海重要的商貿港口城市。明朝時,東南沿海城市不時和外國人做生意,西班牙在墨西哥、秘魯取得豐富白銀,用於菲律賓與華人 (經海上絲路而來的中國人) 的貿易中,大批白銀於是從美洲經菲島輸入中國。與西班牙人爭雄海上的葡萄牙人佔領澳門後,充當中日貿易媒介,滿足日本人對中國貨物的需求。十六、七世紀之交,日本為世界上僅次於美洲的盛產白銀之地。如是者,白銀源源不絕輸入中國 (王業健<全漢昇在中國經濟史研究上的重要貢獻>),適值大明寶鈔嚴重貶值,張居正改革時,便索性用白銀為稅收交納媒介,一律計畝徵銀,白銀一直至清代仍流通市面,鴉片戰爭之所以爆發,跟白銀大量向外流向英國、影響清廷稅收有關,追源溯始,和南方經濟蓬勃脫不了關係。
滿清以少數民族身份用武力入主中原,對江南地區一度進行屠殺 (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種下滿漢民族仇恨。鴉片戰爭後,清朝中央政府對地方控制減弱,對外賠款又經過稅收攤派方式轉嫁給老百姓,此終令民族矛盾死灰復燃。太平天國起事,直呼滿人為「清妖」,其以南京為首都,亦在於顯示對漢族正統的繼承。
(九)
洪秀全、馮雲山皆為廣東花縣 (今廣州市花都區) 人,位處帝國邊陲。「金田起事」之金田村則位於廣西省桂平縣,距離北京極遠,兼有宗教迷信氛圍。
太平天國以金陵為首都,格局儼如一江左政權,奈何其無法攻克湖南長沙,只能奪武漢沿江東下,曾國藩不久在長沙組織地方鄉勇湘軍 (太平天國攻長沙時,造成嚴重破壞,當地鄉紳出於守土保家之情,遂資助曾建軍),並命令李鴻章在安徽合肥建淮軍,太平天國卒之敗在漢人組織的地方鄉勇上,漢人地位因而在清中葉逐步上升,曾、左 (宗棠)、李更推動洋務運動的進行。
甲午戰爭,北洋艦隊被全殲,李鴻章喪失政治資本,代之而起是在天津小站練兵的袁世凱,其憑藉北洋新建陸軍,於民國初年叱吒政壇,以北京為其根據地 (故民國初年的北洋政府又稱民國北京政府)。
甲午戰敗消息傳至北京,適值北京舉行會試,康有為、梁啟超等上萬言書,提出「拒和、遷都、練兵、變法」主張,得到一千多人連署,史稱「公車上書」。康有為是廣東南海人,梁啟超是廣東新會人。二人未幾推動戊戌變法,百日後被慈禧發動的政變煞停,康梁出逃,六君子就義,袁世凱及榮祿在政變中站到慈禧一邊,袁是河南項城人,榮祿是滿洲親貴 (推薦袁小站練兵)。
義和團事件及八國聯軍之役後,體制內改革被體制外革命的呼聲取代。革命團體興中會,創始人是孫中山,孫乃廣東省香山縣翠亨村人,興中會總部設於香港 (已割讓給英國),誓詞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此乃漢人排滿意識之延續,竊以為受太平天國老兵馮爽觀影響,孫年幼時很喜歡聽馮講太平天國故事。
華興會首腦黃興是湖南長沙人,光復會由江浙人組成,活躍於江浙一帶和南洋等地,宗旨為「光復漢族,還我山河,以身許國,功成身退」。合而觀之,晚清革命力量實以南方為骨幹,北方反為保守勢力。
1905 年,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等於日本東京合組中國革命同盟會 (簡稱同盟會)。時有清廷派遣新軍留日,同盟會乘機招攬革命黨人,滲透革命思想,四川保路運動爆發,湖北軍隊奉命入川鎮壓,新軍在武昌響起革命第一槍,新軍不少便是同盟會成員。
由於革命黨是南方人,康梁及其支持者也是南方人,南方各省立憲派在武昌起義後紛紛宣佈獨立,響應革命。又早在八國聯軍入北京,兩廣總督李鴻章、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閩浙總督許應騤等,已和外國達成協議,不向列強宣戰,以保存東南穩定,史稱「東南互保章程」。此亦給予東南各省脫離中央控制的基礎。
袁世凱以北洋陸軍作後盾,跟革命黨人議和,結果是袁迫清帝遜位,繼而任民國第一任總統。袁的地盤在北京,借口發生兵變,不隨蔡元培南下就職 (南方是革命黨人地盤)。袁未幾稱帝失敗,接著是護國之役、黎段相爭、張勳復辟、段祺瑞廢除《臨時約法》對德宣戰,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利用兩廣 (廣東、廣西) 作為根據地,成立護法軍政府,與之對抗。
二十年代聯俄容共後,中國國民黨以廣州為政治中心,向北討伐。北伐成功,蔣介石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標誌著「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真正落實。無奈中國共產黨在蘇聯扶植下日益壯大,其利用鄉下農民對地主的不滿,施行階級鬥爭,打土豪分田地。國軍用先進德式裝備及軍隊剿匪,反受制於西南丘陵地帶,五次圍剿無功而還。進入三十年代,日寇加快侵華步伐,共黨休養生息,發展勢力,卒之以農村包圍城市,國府最後遷移台灣。
國民黨最大的問題是,只著眼於發展大城市,卻忽略了料理農村。此給共黨有機可乘,利用農村反噬城市。其又過於依賴飛機、坦克、機槍、鐵路運兵、陣地戰,這在遇到擅打游擊戰、運動戰的共軍時,不免綁手綁腳 (日本無法滅亡中國,原因也在此)。
和國府強調中華正朔不同,共黨無中華民族文化意識,只知與國府對著幹。彼叫「中華民國」,我叫「中華人民共和國」。彼都南京,我都北京。彼既不知「民國」二字來自 republic,乃「人民的國」,已包「人民」、「共和」兩概念;亦不知定都南京有其標誌性的歷史意義,即自明朝起逐走外族、由漢人當家作主之意涵,結果毛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一句「同胞們,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實際只不過是「一面倒親蘇」,以及往後數十年血河淚海的開始,根源則是無中華民族文化意識的共黨竊據大陸成功。
(十)
歷史由人物、事件構成,人物必在某一空間存在,事件必在某一空間發生,透過研究不同時間段空間的變遷及其影響,方能更準確了解人物和事件,更準確了解歷史。
嚴耕望憶述錢穆對史學的理解:
先生一開講,就說歷史學有兩隻腳,一隻腳是歷史地理,一隻腳就是制度。中國歷史內容豐富,講的人常可各憑才智,自由發揮;只有制度與地理兩門學問都很專門,而且具體,不能隨便講。但這兩門學問卻是歷史學的骨幹,要通史學,首先要懂這兩門學問,然後自己的史學才有鞏固的基礎。(《錢穆賓四先生與我》)
從歷史地理的角度,更準確地把握中國歷史的進程 (儘管只是粗糙地把握),乃本文撰寫的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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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俊 (筆名:無言)
汶俊 (筆名:無言)
「喜歡文史哲,卻不是任何學術機構的研究生或員工;喜歡流行音樂和電台,卻不是任何電台的DJ;喜歡寫作,卻不是作家」的現代怪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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