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診死亡 #DNR #悼念 #社會療癒 #行動藝術 #宗教療癒
7月10日,一名30多歲的男性確診者,
案14406,在住院隔離期間病況穩定,卻可能因PCR檢測的CT值仍未大於30,被延長隔離而情緒不佳,在病室中自殺,指揮中心將之列為「其他原因死亡」。這名患者的結局著實令人傷感,然而很諷刺地,卻成為少數得以被說明究竟如何離去的患者。
7月11日下午記者會結束為止,台灣確診COVID-19的死亡人數是740人。我很想知道,他們如何離世的?這並非為了好奇,而是基於撫慰亡靈與療癒生者的念想。
一年半來的700多位死者
指揮中心每日記者會上除了口頭說明確診個案死亡數字,也會提供每日「
新增死亡COVID-19確診個案表」,包括性別、年齡、何時確診、何時死亡等資訊。而在疾管署官網,也有更新的確診死亡案例
初步統計分析。自2020年2月15日第一例死亡個案(即第19例確診的「白牌車司機」)起,截至7月11日下午4時止,統計數字為:死亡數732人(男465、女267),年齡層比例為50~59歲8.2%、60~69歲26.64%、70~79歲30.74%、80~89歲21.99%、90歲以上8.9%。總計60歲以上者占8成8。但如果僅從2021年5月11日起算至7月5日,則9成以上是60歲以上族群,死者平均年齡73歲
有意深入了解死亡個案細節者,可以從疾管署官網統整每日的資訊。這裡也有一份媒體依據每日公告的資訊而自行整理的「
死亡案例事件簿」,詳列從第一例到2021年7月7日死亡的第730例。
必須提醒的是,若讀者要詳細閱讀這份媒體統整的死亡案例事件簿,建議要先有心理準備。雖然,不論是疾管署官網還是媒體網站所列出的資訊,都僅是「相對客觀簡要」,並無更多描述,不過,這份媒體整理條列死亡案例的報導,從5月開始,每隔幾天就更新新增數字與案例資訊,至7月11日中午時,已更新整理至7月9日的公告。
當死亡個案不只是每日斷裂的零星數字,而是700多位集中在一起的連續長串名單時,予人的意義與衝擊便大為不同。那種視覺效應,如同世上諸多紀念戰爭或統治暴力下受害者的名字牆一樣。
然而,這些死於COVID-19的確診者,沒有名字。
放棄急救,仍然是家屬內心最痛的掙扎
政府或醫院基於病歷隱私,不可能公布亡者姓名。而這些亡者家屬,散落在台灣2千3百萬的人海中,他們有無公開訴說逝去親人的故事,我不得而知。也許有人曾在社群媒體分享過,也許有人忌憚於疫病汙名而不願聲張,而且,疫情警戒中也無法公祭。換言之,無論自願或不得已,低調應是死者家屬的深慟常態。
親人死亡卻無法獲得療癒之慟,很容易在意想不到之處形成星火燎原的民怨。7月5日,指揮中心專家諮詢小組召集人張上淳在分析5月11日至7月5日之間的675名確診死亡案例時,指出其中有17.5%的死亡個案是因為家屬簽署放棄急救同意(DNR),表示有一定比例其實救得回來。張上淳的這段話,不僅
引發前線醫師不滿,也引起廣大輿論批評。兩日後,7月7日,張上淳
公開道歉:「我的表達用詞不恰當或不夠精準,我還是要說聲抱歉,絕無要指責或傷害任何人的意思,所有醫護團隊過去一年多來都非常辛勞,尤其是這一個多月,突然大量增加確診病人,更是造成醫護團隊很大的身心壓力,大家要應該給予最大感謝和最高肯定。」
張上淳願意公開道歉,值得肯定與諒解。但仍引起我注意的是,從其道歉全文來看,他主要的道歉對象是第一線的醫療人員,提及家屬的話卻只有這兩句:「我很清楚知道簽署DNR是嚴謹過程,通常都是醫護團隊和病人家屬充分討論之後的決定,大家都該予以尊重。……也知道染疫病人、家屬的身心壓力。」
在這場失言風波中,家屬可能才是更情何以堪的啞口無言者。死者以中高齡居多,且根據張上淳在指揮中心
記者會上的說明,9成以上是超過60歲的族群,死者平均年齡73歲,比整體確診者平均年齡高很多。年齡愈高,死亡風險愈高,且有9成死者患有潛在疾病。
如此高齡且有潛在疾病的新冠重症患者,承受得起搶救嗎?搶救回來之後的情況也令人難以想下去。從來,急救與否就是病危患者家屬心裡最痛、最難下的決定,甚至親人之間為此怒言相向、大打出手的情況也不乏見。雖然張上淳已公開道歉,但從人情面可以想像,難以公開出面的家屬所受到的二次傷害,可能已使得其內在傷口更加難以癒合。即如有醫師表示,「
這種說法會讓病人家屬一輩子內疚與自責」。
疫情中,死亡討論須更謹慎
簽署DNR放棄急救,在醫界與社會都實可謂最具倫理反思的前衛議題。台灣在近二十年來邁向高齡化社會之時,才逐漸開啟了對生之品質與死之安詳的強烈反省。最早是成大護理系的
趙可式博士推動《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立法,而讓社會更加了解急救過程可能帶來的附加傷害與長期生活影響的,則是曾任台大醫院金山分院院長的
黃勝堅醫師,他為了倡議新興倫理觀念,著書寫出無數動人案例。
黃醫師指出,自己年輕時,對困難嚴重的病例,總是先保命再說;等到救成植物人,整個家庭陷入困境,家屬往往抱怨:「早知道不會醒,會這樣拖磨著,就不該硬要救下來受苦了!」累積多年經驗後,面對病情發展不樂觀的病患,他會召集家屬開家族會議,清楚告知「已經盡力,但沒辦法救了」,讓家屬決定是否要簽DNR,這樣的會議黃勝堅已經開過近千次。
因為這些醫界與社會倡議,DNR如今才廣為人知。甚至2019年也通過《病人自主權利法》,更進一步尊重與保障病人及家屬對生命的價值觀。在華人社會中,論死本不容易,指揮中心對確診死亡者的分析卻不留心波及DNR的倫理敏感與艱難,希望這只是例外,而不至於讓醫界或社會的生命倫理價值思考走上回頭路。疫情當中,對於死亡案例的說明討論,宜戒之慎之。
讓亡者安息、讓傷者療癒,釋放傷痛
不能與親人好好告別,對很多人而言,是生命中難以承受之痛。從患者被送入隔離病房開始,家屬有機會探視嗎?有可能見著親人最後一面嗎?經常,家屬可能自己都在隔離檢疫之中。雖然政府提出
隔離檢疫期間赴醫院探病的申請規定,但繁複的流程與可能耗費的公文時間,不一定能成功,也不一定來得及。即使政府同意,醫院可能也有自訂管理規則。要見到病危親人的一面,聽聞仍是難上加難。
我聽過一位照護確診患者的醫師感嘆,這些隔離病房,醫護人員也不會隨意進出,病人情況多改以儀器監測,門幾乎都是關著。在這樣的情況下,患者怎麼離去的?在一個嚴格管制的單人隔離病房中,這群中高齡為多的患者,他們如果還清醒的話,可能見到的人,都是全身防護得密實嚴緊,病痛中人最渴望的身體輕碰撫慰或耳邊暖言,此時都是奢侈。在缺乏溫度感受的情況下離去,算是一種孤獨死嗎?
去年,在網上流傳諸多國外的故事,訴說著彼此相隔離的親人如何透過手機難捨告別。我不知道台灣的情況如何,第一線醫護人員應該忙碌不堪,還可能存有餘力替家屬與患者聯繫告別嗎?
台灣疫情進入三級警戒後,即使不是確診者,一般安寧病房的病人在臨終階段也難以獲得家人陪伴、見面道別。
台中慈濟醫院心蓮病房的醫護團隊明白與生命拔河的病人,僅使用視訊與親人相見遠遠不夠,因此運用院內獨特的空間環境,讓病人與家屬隔著落地玻璃相望說話,盡力協助難捨的親人彼此安心道別。
《報導者》關於亡者入殮的故事,也許更能讓我們試圖想像與COVID-19重症親人告別之艱難:
阿嬤!火來了緊走(Kín tsáu)!」這句本來應該由死者的親人喊出的一句話,在疫情風暴下,只能由從事殯葬工作的「送行者」代喊,拿著手機錄下棺木緩緩進入火化爐的影像,再傳給死者家屬。
不能與逝去親人告別的生者,也難以獲得尋常公祭中可能得到的心理支持。然而,亡者需要安靈,生者也需要釋放傷痛與撫慰心靈。
我尚未多方瞭解國際上的做法,只看過網路這一篇關於各國藝術家如何投入
悼念的行動藝術。不過,對於去年中國民間發起的悼念活動則印象深刻,也遙遠地線上參與。被視為疫情「吹哨人」的李文亮醫師死於2020年2月7日,那天晚上9點:
在原本就無法集會遊行、又正值疫情封鎖的中國,無數的中國人看不見彼此、卻共同「見證」李文亮醫師的離世。那一晚,眾人相約在黑暗中吹哨、手電筒燈光朝外,祭奠李文亮醫師和無數在疫情中來不及道別的人。
──《疫病與社會的十個關鍵詞》,頁201
李文亮去世後,他在微博上留下的最後一則貼文,成了中國的「哭牆」,至今仍有無數中國網民上去留言。見證與留言的過程,至少是一種陪伴的形式與力量;如果眾人都願意見證,雖然不一定、但仍有可能形成一種公共性的儀式,那具有療癒的力量。
我也記得,去年12月中,北京一群藝術家與社會關注者舉辦一個《例外狀態》的短片節,邀我針對幾部與COVID-19有關的影片對談。活動內容很精采,但因當時中國對疫情言論趨於嚴格管控,原本打算公開的活動就改成私下放映,卻仍在開場後被突襲,一群勇敢的年輕藝術行動者雖是落荒而逃、卻不肯放棄。眾人擠在某間狹小住所中,用克難的方式持續播放影片,讓身在中國各地的藝術行動者,以及遠在歐洲的學者與遠在台灣的我,仍得以觀看他們的行動成果並對話交流。
其中,《新冠公墓》的計畫令我印象至為深刻。藝術行動者在網路上蒐集眾多的死者訊息與生前影像,替他們製作出近似於線上集體公墓的紀念冊,這個計畫的社會動念、藝術手法、倫理掌握都令我異常感動。我曾希望引介這個計畫來台放映,可惜難以為繼。
在台灣,我們也能有確診死亡者的紀念牆或新冠公墓嗎?或者任何類似的公共行動?
對於確診亡者的悼念,或許,我們也需要具有公共性的集體儀式,以為解除疫病汙名之道,也方為療癒之道。這不宜由官方為之,而政府也無以為之。但社會應有能量足以超越限制。
象徵性的集體儀式向來擁有潛力得以撫慰受傷的人心,尤其是透過藝術或者宗教。2020年3月間,義大利疫情死亡人數不斷攀升,棺木擠滿教堂,神父孤單落寞地為逝者做彌撒。3月27日,史無前例地,天主教教宗方濟各獨自一人站在空蕩蕩的梵蒂岡聖伯多祿廣場(Piazza San Pietro),發表「致全城與世界」(Urbi et Orbi)訊息,向全球各地因COVID-19而受苦的人送上祝福。2020年12月教宗方濟各又將他的疫情思考寫成《Let us Dream: The Path to a Better Future》一書,大塊文化亦於今年7月在台出版譯本《讓我們勇敢夢想》。這些都是令世人感到療癒的儀式及語言。
祈願,在台灣,孚眾望的宗教家或人道情懷的藝術家,也能發起網路墓誌銘或類似的公共性活動,為亡者的靈魂療癒、為家屬的傷痛療癒、為前線照護苦難的醫護人員療癒、為替亡者盡最後心力的工作者療癒、為無奈的旁觀大眾療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