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墓誌銘的社會療癒：祈願悼念700多位COVID-19確診亡者

特稿作者/劉紹華

#確診死亡 #DNR #悼念 #社會療癒 #行動藝術 #宗教療癒

7月10日，一名30多歲的男性確診者，案14406，在住院隔離期間病況穩定，卻可能因PCR檢測的CT值仍未大於30，被延長隔離而情緒不佳，在病室中自殺，指揮中心將之列為「其他原因死亡」。這名患者的結局著實令人傷感，然而很諷刺地，卻成為少數得以被說明究竟如何離去的患者。

7月11日下午記者會結束為止，台灣確診COVID-19的死亡人數是740人。我很想知道，他們如何離世的？這並非為了好奇，而是基於撫慰亡靈與療癒生者的念想。

指揮中心每日記者會上除了口頭說明確診個案死亡數字，也會提供每日「新增死亡COVID-19確診個案表」，包括性別、年齡、何時確診、何時死亡等資訊。而在疾管署官網，也有更新的確診死亡案例初步統計分析。自2020年2月15日第一例死亡個案（即第19例確診的「白牌車司機」）起，截至7月11日下午4時止，統計數字為：死亡數732人（男465、女267），年齡層比例為50～59歲8.2%、60～69歲26.64%、70～79歲30.74%、80～89歲21.99%、90歲以上8.9%。總計60歲以上者占8成8。但如果僅從2021年5月11日起算至7月5日，則9成以上是60歲以上族群，死者平均年齡73歲

有意深入了解死亡個案細節者，可以從疾管署官網統整每日的資訊。這裡也有一份媒體依據每日公告的資訊而自行整理的「死亡案例事件簿」，詳列從第一例到2021年7月7日死亡的第730例。

必須提醒的是，若讀者要詳細閱讀這份媒體統整的死亡案例事件簿，建議要先有心理準備。雖然，不論是疾管署官網還是媒體網站所列出的資訊，都僅是「相對客觀簡要」，並無更多描述，不過，這份媒體整理條列死亡案例的報導，從5月開始，每隔幾天就更新新增數字與案例資訊，至7月11日中午時，已更新整理至7月9日的公告。

當死亡個案不只是每日斷裂的零星數字，而是700多位集中在一起的連續長串名單時，予人的意義與衝擊便大為不同。那種視覺效應，如同世上諸多紀念戰爭或統治暴力下受害者的名字牆一樣。

然而，這些死於COVID-19的確診者，沒有名字。

政府或醫院基於病歷隱私，不可能公布亡者姓名。而這些亡者家屬，散落在台灣2千3百萬的人海中，他們有無公開訴說逝去親人的故事，我不得而知。也許有人曾在社群媒體分享過，也許有人忌憚於疫病汙名而不願聲張，而且，疫情警戒中也無法公祭。換言之，無論自願或不得已，低調應是死者家屬的深慟常態。

親人死亡卻無法獲得療癒之慟，很容易在意想不到之處形成星火燎原的民怨。7月5日，指揮中心專家諮詢小組召集人張上淳在分析5月11日至7月5日之間的675名確診死亡案例時，指出其中有17.5%的死亡個案是因為家屬簽署放棄急救同意（DNR），表示有一定比例其實救得回來。張上淳的這段話，不僅引發前線醫師不滿，也引起廣大輿論批評。兩日後，7月7日，張上淳公開道歉：「我的表達用詞不恰當或不夠精準，我還是要說聲抱歉，絕無要指責或傷害任何人的意思，所有醫護團隊過去一年多來都非常辛勞，尤其是這一個多月，突然大量增加確診病人，更是造成醫護團隊很大的身心壓力，大家要應該給予最大感謝和最高肯定。」

張上淳願意公開道歉，值得肯定與諒解。但仍引起我注意的是，從其道歉全文來看，他主要的道歉對象是第一線的醫療人員，提及家屬的話卻只有這兩句：「我很清楚知道簽署DNR是嚴謹過程，通常都是醫護團隊和病人家屬充分討論之後的決定，大家都該予以尊重。……也知道染疫病人、家屬的身心壓力。」

在這場失言風波中，家屬可能才是更情何以堪的啞口無言者。死者以中高齡居多，且根據張上淳在指揮中心記者會上的說明，9成以上是超過60歲的族群，死者平均年齡73歲，比整體確診者平均年齡高很多。年齡愈高，死亡風險愈高，且有9成死者患有潛在疾病。

如此高齡且有潛在疾病的新冠重症患者，承受得起搶救嗎？搶救回來之後的情況也令人難以想下去。從來，急救與否就是病危患者家屬心裡最痛、最難下的決定，甚至親人之間為此怒言相向、大打出手的情況也不乏見。雖然張上淳已公開道歉，但從人情面可以想像，難以公開出面的家屬所受到的二次傷害，可能已使得其內在傷口更加難以癒合。即如有醫師表示，「這種說法會讓病人家屬一輩子內疚與自責」。

簽署DNR放棄急救，在醫界與社會都實可謂最具倫理反思的前衛議題。台灣在近二十年來邁向高齡化社會之時，才逐漸開啟了對生之品質與死之安詳的強烈反省。最早是成大護理系的趙可式博士推動《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立法，而讓社會更加了解急救過程可能帶來的附加傷害與長期生活影響的，則是曾任台大醫院金山分院院長的黃勝堅醫師，他為了倡議新興倫理觀念，著書寫出無數動人案例。

黃醫師指出，自己年輕時，對困難嚴重的病例，總是先保命再說；等到救成植物人，整個家庭陷入困境，家屬往往抱怨：「早知道不會醒，會這樣拖磨著，就不該硬要救下來受苦了！」累積多年經驗後，面對病情發展不樂觀的病患，他會召集家屬開家族會議，清楚告知「已經盡力，但沒辦法救了」，讓家屬決定是否要簽DNR，這樣的會議黃勝堅已經開過近千次。

因為這些醫界與社會倡議，DNR如今才廣為人知。甚至2019年也通過《病人自主權利法》，更進一步尊重與保障病人及家屬對生命的價值觀。在華人社會中，論死本不容易，指揮中心對確診死亡者的分析卻不留心波及DNR的倫理敏感與艱難，希望這只是例外，而不至於讓醫界或社會的生命倫理價值思考走上回頭路。疫情當中，對於死亡案例的說明討論，宜戒之慎之。

不能與親人好好告別，對很多人而言，是生命中難以承受之痛。從患者被送入隔離病房開始，家屬有機會探視嗎？有可能見著親人最後一面嗎?經常，家屬可能自己都在隔離檢疫之中。雖然政府提出隔離檢疫期間赴醫院探病的申請規定，但繁複的流程與可能耗費的公文時間，不一定能成功，也不一定來得及。即使政府同意，醫院可能也有自訂管理規則。要見到病危親人的一面，聽聞仍是難上加難。

我聽過一位照護確診患者的醫師感嘆，這些隔離病房，醫護人員也不會隨意進出，病人情況多改以儀器監測，門幾乎都是關著。在這樣的情況下，患者怎麼離去的？在一個嚴格管制的單人隔離病房中，這群中高齡為多的患者，他們如果還清醒的話，可能見到的人，都是全身防護得密實嚴緊，病痛中人最渴望的身體輕碰撫慰或耳邊暖言，此時都是奢侈。在缺乏溫度感受的情況下離去，算是一種孤獨死嗎？

去年，在網上流傳諸多國外的故事，訴說著彼此相隔離的親人如何透過手機難捨告別。我不知道台灣的情況如何，第一線醫護人員應該忙碌不堪，還可能存有餘力替家屬與患者聯繫告別嗎？

台灣疫情進入三級警戒後，即使不是確診者，一般安寧病房的病人在臨終階段也難以獲得家人陪伴、見面道別。台中慈濟醫院心蓮病房的醫護團隊明白與生命拔河的病人，僅使用視訊與親人相見遠遠不夠，因此運用院內獨特的空間環境，讓病人與家屬隔著落地玻璃相望說話，盡力協助難捨的親人彼此安心道別。

《報導者》關於亡者入殮的故事，也許更能讓我們試圖想像與COVID-19重症親人告別之艱難：

──〈送行者的防疫告白──我們維護確診死者最後尊嚴，卻深陷感染風險〉

不能與逝去親人告別的生者，也難以獲得尋常公祭中可能得到的心理支持。然而，亡者需要安靈，生者也需要釋放傷痛與撫慰心靈。

我尚未多方瞭解國際上的做法，只看過網路這一篇關於各國藝術家如何投入悼念的行動藝術。不過，對於去年中國民間發起的悼念活動則印象深刻，也遙遠地線上參與。被視為疫情「吹哨人」的李文亮醫師死於2020年2月7日，那天晚上9點：

──《疫病與社會的十個關鍵詞》，頁201

李文亮去世後，他在微博上留下的最後一則貼文，成了中國的「哭牆」，至今仍有無數中國網民上去留言。見證與留言的過程，至少是一種陪伴的形式與力量；如果眾人都願意見證，雖然不一定、但仍有可能形成一種公共性的儀式，那具有療癒的力量。

我也記得，去年12月中，北京一群藝術家與社會關注者舉辦一個《例外狀態》的短片節，邀我針對幾部與COVID-19有關的影片對談。活動內容很精采，但因當時中國對疫情言論趨於嚴格管控，原本打算公開的活動就改成私下放映，卻仍在開場後被突襲，一群勇敢的年輕藝術行動者雖是落荒而逃、卻不肯放棄。眾人擠在某間狹小住所中，用克難的方式持續播放影片，讓身在中國各地的藝術行動者，以及遠在歐洲的學者與遠在台灣的我，仍得以觀看他們的行動成果並對話交流。

其中，《新冠公墓》的計畫令我印象至為深刻。藝術行動者在網路上蒐集眾多的死者訊息與生前影像，替他們製作出近似於線上集體公墓的紀念冊，這個計畫的社會動念、藝術手法、倫理掌握都令我異常感動。我曾希望引介這個計畫來台放映，可惜難以為繼。

在台灣，我們也能有確診死亡者的紀念牆或新冠公墓嗎？或者任何類似的公共行動？

對於確診亡者的悼念，或許，我們也需要具有公共性的集體儀式，以為解除疫病汙名之道，也方為療癒之道。這不宜由官方為之，而政府也無以為之。但社會應有能量足以超越限制。

象徵性的集體儀式向來擁有潛力得以撫慰受傷的人心，尤其是透過藝術或者宗教。2020年3月間，義大利疫情死亡人數不斷攀升，棺木擠滿教堂，神父孤單落寞地為逝者做彌撒。3月27日，史無前例地，天主教教宗方濟各獨自一人站在空蕩蕩的梵蒂岡聖伯多祿廣場（Piazza San Pietro），發表「致全城與世界」（Urbi et Orbi）訊息，向全球各地因COVID-19而受苦的人送上祝福。2020年12月教宗方濟各又將他的疫情思考寫成《Let us Dream: The Path to a Better Future》一書，大塊文化亦於今年7月在台出版譯本《讓我們勇敢夢想》。這些都是令世人感到療癒的儀式及語言。

祈願，在台灣，孚眾望的宗教家或人道情懷的藝術家，也能發起網路墓誌銘或類似的公共性活動，為亡者的靈魂療癒、為家屬的傷痛療癒、為前線照護苦難的醫護人員療癒、為替亡者盡最後心力的工作者療癒、為無奈的旁觀大眾療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