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之聲》：燃盡未來的長夜餘火

多年前在孩童時代無意識錄下的聲音被用來當作犯罪的工具，直到三十年後發現了錄音帶和筆記本，一股異樣感纏繞在心頭，越來越煩躁不安，在攤牌與隱瞞過生活的抉擇下反覆橫跳，最終決定翻起這件塵封已久的往事。

故事採用小栗旬（報社記者）與星野源（曾根俊也）兩位演員飾演的角色來做雙線敘事，這兩條微微傾斜的線條最終交會於一處，種種線索也就拼湊而成，真相大白。然而這不單單只是個普通翻出成年舊案的故事，藏於其中的時代背景與對於正義的思辨拉高了整部電影的層次。

怪人二十一面相事件

事件開始是固力果的社長被綁架從而被犯人要求贖金，而在之後犯人開始對各大食品公司進行投毒及勒索行為，並且在犯罪前都會寄出警告信，同時也對警察與媒體寄出嘲諷內容的挑戰書，有趣的是，在犯案期間儘管寄出了144封信件，犯人卻沒有從中獲得什麼實質利益，也沒有任何人受到實質傷害，因此日本民眾對於這個案件並沒有太強烈的厭惡感。

儘管沒有實質傷害，但不可否認的肯定有帶來許多間接傷害，就像電影中的那三位聲音被利用的孩子，他們的人生都因為這份錄音而被改變，原本美好的童年就這樣一去不復返，原本心心念念的留學夢也煙消雲散。「罪之聲」顧名思義就是犯罪的聲音，然而對那三位孩子來說他們真的有罪嗎？不如說，是那些自私的大人令他們背負了這難以逆轉的傷疤，跟著他們長大，直至有人將此撫平。

心中正義無法抒發的大人們利用孩子的聲音作為犯罪的一環，而究竟是什麼原因讓他們甘願讓純白無暇小孩沾染上那些灰暗，源自那個學運的時代的餘火。

日本的學運時代

電影中曾根俊也的媽媽會認識他的叔叔光雄，並且讓自己錄下那段被用來犯罪的聲音皆是因為發生在1960年代左右的學運的一場相遇。對照現實日本，那時候剛好是六八學運的時期。

六八學運是指從1960年代開始到1968，在結合左翼學生與民權份子後展開一連串的反戰反官僚的運動，其中幾個比較註明的就是法國的「五月風暴」、美國的「哥大學生運動」、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布拉格之春」、韓國的「四一九學運」以及這次電影的其中一個背景，日本的學運時代。

可以發現俊也媽媽的那段學生回憶，標語寫著70年安保條約並且帽子上帶著的是「京共鬥」，所以可以推測應該是處於1968年全共鬥時期，包含當時日大鬥爭與東大紛爭的各種學生運動，以罷課、封鎖校園出入口、設置路障等等方式來達到鬥爭目的，可以算是1960的第一次安保鬥爭的延續。

「安保鬥爭」顧名思義就是為了反對當時戰後的「美日安保條約」，俊也媽媽的加入這場學運的理由在於他的父親曾經被冤望而自殺，就如同大部分參加學運的人一樣，為了反戰反官僚而做出的抗爭。曾根俊也的母親與叔叔達熊代表著「團塊世代」的那一代人們，日本社會學者小熊英二曾在他的書中對團塊世代與學運的關係做出分析，團塊世代的人們接受的高等教育，社會風氣鼓勵發言與討論，而在這個人數最多的時代競爭相對來說也最激烈，一些弊端與陰暗就此產生，包含教育改革與日本的地獄考試制度下，開始想要改變社會的這種狀態的年輕人就挺身而出。

然而在經濟復甦下，這批學生運動逐漸被新的東西吸引替代，學生運動也開始式微，俊也的媽媽也在這種狀態下退出了學生運動開始工作，對這群團塊世代的人來說，學生運動代表著一種自我認同，他們在其中尋找一群志同道合的人，為著某些理想奮鬥，或許每個人想要的未來接不同，但在那個時候，他們卻覺得是往同個方向前進，直至被現實的洪流沖散。

山下敦弘執導的電影《革命青春》更傾向把這群人描繪成「人生如戲」的一群人，看似真實卻是虛假的狀態，同時小熊英二也評論這部電影，認為他試圖描繪出一群想當革命家的人最後其實也並不是真的革命家的故事。

俊也媽媽後來有提到，學運到了最後只剩下一群激進份子，也就是後來出現的日本極左翼恐怖份子「日本赤軍」，在進行大量的恐怖活動後，接連被逮捕後直至解散。

現實妥協下，澆熄心中熱情的俊也媽媽與叔叔達熊，在電影中因為「怪人二十面相事件」，重新勾起殘存的火苗，對他們說當年沒有完成的事情，終於有方式可以做出一絲宣洩，對於官僚體制媒體的嘲弄，就像是為了滿足當年的反抗，雪花般飄散而出，憶起了當時的熱血與理念，這些火苗讓他們蒙蔽了雙眼，也從此改變了三個孩子的宿命。

小栗旬飾演的報社記者在最後對達雄提出了問題：「用犯罪的方式報復社會，日本變成了你理想中的國家了嗎？你的所作所為只是改變了那些孩子的命運，你讓三個孩子背負上了罪惡，你破壞了孩子們的未來，那不是正義。」

馬丁路德曾經說道：「手段代表了在形成之中的理想和進行之中的目的，人們無法通過邪惡的手段來達到美好的目的。因為手段是種子，目的是樹」

在20年前達雄種下了自以為是美好的種子，實則只不過是邪惡的種子，而扭曲了三顆樹的結果，他們活的辛苦疲累，雖然最終仍有人開花結果，但卻是在經歷了風風雨雨的很多年後了，也有人就這樣摔倒在路上，從此再也爬不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