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裡的司法

新聞是什麼樣子的？

想像中做新聞的樣子，也許是去採訪，去挖掘不為人知的事情。去問那些簡單的生活瑣事，溫情的故事，沒有意義的故事，想辦法把這些小得沒有傳播價值的事情，當成天大的事情記錄下來，試著找出主題，下一個充滿深度的結論，安慰自己再渺小的事、再渺小的人，都有被知道的價值。

沒有人會告訴你，一則新聞的產生，有可能不是走訪調查的結果，而是與某些人有了交情後，得到餵養產生的，尤其是那些牽涉到國家體制的訊息。至於新聞的中立性？在交情前面，還是先等等吧。

冤案救援的宣傳往往充滿困難，大眾沒有興趣知道關進去的那個人是不是真兇，而更樂於豪飲受害者家屬的淚水與哭喊。也許正是因為如此，新聞常常把兩者並陳，美其名曰平衡報導，但實際上卻多是挑起讀者的激情和憤怒。

不過讀者的注意力是決定新聞報導方式的唯一因素嗎？曾經製作過公視【紀錄觀點】節目和網路短片【我無罪，我是鄭性澤】的新台灣和平基金會執行長馮賢賢，在被問到為什麼冤案救援的宣傳總是充滿困難時，卻表示：「整個社會氛圍、大家的意識形態、長久固定的看法，其實是被政府、是被媒體所控制的。主流媒體中跑司法線的記者，都跟司法體制有著非常良好跟密切的關係，也因此他們很容易就變成是傳話或放話的工具，他們是認同體制的，到現在都是這樣。」

「我沒有辦法信任司法記者，為了要跑新聞，他們長久的習慣就是去跟體制同化，這樣子才能夠交到朋友、才能夠套到話，也因此他們常常就會變成放話的工具。尤其是檢察官體系，因為他們要讓他們的起訴被整個社會接受，鞏固他們自己正義的位置，媒體的配合是關鍵。」

曾經擔任過《自立早報》司法記者、拍攝過【島國殺人紀事】系列紀錄片的導演蔡崇隆，談起當年的經驗，則說：「我去當司法記者是因為我念法律系，然後他們就叫我先去跑司法（新聞），對我來講也是一個全新的經驗。那我會發現說，這些記者跟檢察官、法官的關係非常好，這是很明顯的，都是稱兄道弟這樣。」

「我其實印象比較深刻的是，一種很封建的氣氛在這一群人裡面。」

「以前記者就有點像串門子那樣，我在1992、1993年的時候。我們可能去到記者室，他們會放一些新聞稿，會有一些判決書、起訴書放在那邊，你可以在那邊翻，如果有什麼有趣的東西，有人就直接在那邊抄、直接寫。然後如果說有一些比較爭議性、比較大的案子出來，可能幾個媒體的記者就會講好說，欸我們可能幾點去找誰，我們這種小報就跟著去，如果覺得那個沒興趣就不跟。」

「那因為有時候還是有可能沒有新聞嘛！你光那個也沒什麼好抄的。然後就會有人變成是，個別去串門子，那完全就靠自己的人脈了，如果說關係好的話，你怎麼串都可以。」

「為什麼這樣串門子？你就可以理解有一種文化就是說，你還是可以講共生啦！就是，好來好去這樣子，基本上檢方、院方也會把我們記者當朋友，服務一些很特別的情况。也許有一、兩個記者，會寫一些比較自由派的或有點批判性的，但其實他們用字遣詞也很小心。」

蔡崇隆提到，現在如果想要重現【島國殺人紀事】當時的拍攝手法，已經不太可能了，因為這個紀錄片的出現，打破檢察官、法官與司法記者之間的良好關係，讓他們對攝影機更加謹慎。但是在當時，沒有人預料到會有記者洩漏出司法蠻橫的一面，主流媒體不可能這樣做。

也不意外當時的司法人員有恃無恐，當問到如果得罪司法人員會發生什麼事情時，蔡老師說：「你可以想像啊！是不會沒有工作，但是你就不會有獨家了，跑新聞獨家最重要了。」

但是這樣四處串門子，讓記者與自己泡茶聊天的行為，感覺違反了偵查不公開的原則。我問蔡崇隆，是以前對這個原則執行得比較不嚴格嗎？對此，蔡崇隆說：「我其實沒辦法去說是以前還是現在比較嚴格，但是我會有一個感覺是，其實常常都是記者在拿捏（偵查不公開的界線）。我們只講檢察官好了，基本上會有一些默契就是說，我告訴你這些東西，但是哪些可以寫、哪些不能寫，你要幫我拿捏那個東西。或者更敏感的，可能檢察官在聊的時候，就會說什麼東西不要寫出來。」

「這個有時候會講出來，有時候就是一種默契。那這個分寸拿捏好的話，你就可以確保跟那個檢察官的關係。他有東西，可能會私下跟你調，或者你來問他，他會跟你講。」

要是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的話，會有相關罰則嗎？蔡老師說：「就是一直沒有啊！因為如果有的話，當然就不可能會這樣。」不過他也說，真的要罰的話，認定的工作實務上也是相當困難，「因為一方面很難證實他的消息怎麼來的，你要處罰你也要有證據嘛！記者不可能洩漏說是哪個檢察官告訴我的，因為這個是新聞倫理嘛。記者如果不講的話，你要處罰誰？因為記者不能講嘛！除非他的關係完全不要了，而且人家覺得你這個記者信用破產，你違反了你的基本倫理嘛。所以你不會有人證說到底是哪個檢察官洩漏的，你處罰不到這個洩漏的人，那你要處罰記者嗎？記者可以說是新聞自由。」

從蘇案到鄭案，整體的社會氛圍已經有了不少改變，但仍然有一些過往的痕跡殘餘，馮賢賢將司法記者慣常的工作方式，與台灣戒嚴時期的氛圍連結起來：「妳問說為什麼（蘇案）那個時候，要說服那麼困難？是因為剛剛解嚴，蘇案是發生在剛剛解嚴之後，那時候的警察氣焰還是非常的囂張，而檢察官等於是默許警察用刑求的方式逼共，做出一個大案來破案，大家都可以拿業績獎金，大家都可以升官，在這樣的一種氛圍之下，然後媒體又配合。」

「我記得蘇案，非常清楚，因為蘇案纏訟這麼多年，你可以去查，差不多前十年的，所有的媒體的報導，當年的大報，你去看那些司法記者怎麼報導。不管我們這邊怎麼樣拿出證據，怎麼說破嘴，怎麼樣說唯一的證據就是自白，然後自白是刑求逼供的結果，他們記者的筆鋒常帶感情，言下之意都還是懷疑他們，然後還是認定他們不應該這麼好狗運，可以被放走的。」

她認為雖然現在媒體的做法已經跟過去不同，畢竟在多次刑求逼供導致的冤案被揭發後，即便媒體、記者願意認同體制，也不得不更謹慎面對事證，但是這並不表示他們沒有跟體制站在一起，「你看像鄭性澤案的報導，譬如說，我記得台中高分院宣判那一天的新聞，有講到警政署請了兩個律師替受害者家屬辯護，然後說無不代表冤枉。」

「這一次難得法官跟檢察官有同樣的認定，而警政署站在對立面。這是什麼意思？你記者不可以各打五十大板，兩邊各報一下，然後新聞就結束了，你必須檢視這裡面的意義！是不是因為警政署長久的包庇警察用刑求的方式逼供、取得自白，然後造成這麼多，還有更多我們不知道的冤案以及已經執行的死刑冤案，記者都迴避這些問題啊！你認為他們程度真的這麼差嗎？」

「他可以把新聞報導就停留在兩邊各打五十大板，告訴你法官說了什麼、警政署的律師說了什麼，然後就結束了嗎？你告訴我，你的觀點是什麼、你怎麼看，因為你在最前線啊！我認為一個好的新聞報導，其實在這裡就有了新聞點，我們就應該檢視警政署的立場，因為那個讓人不寒而慄，那讓我推論說，你警政署到現在還沒有針對刑求做任何的檢討跟反省。我可以信任這樣的警政署跟這樣的警察系統嗎？」

馮賢賢接著說：「我一直說這是戒嚴延長賽，就是說，因為我們長期戒嚴，我們所有的公共機制都不正常。我們的法院不正常、我們的警察跟檢察體系也都不正常，他們都是統治者的鷹犬，媒體也是啊！你覺得全部都正常化了嗎？沒有啊！媒體也是他們政治控制的一環，他長久就是必須要認同體制，跟他們同化，才能夠攀交情、套訊息，然後檢察官透過他們的嘴裡放話，我今天放你獨家，明天放他獨家。當年就是報紙獨大的時候，他們用這種輪流放獨家的方式，去餵養所有媒體的記者，讓他輪流享受獨家，大家在自己報社裡都好混。」

就在將近三十年前，我們還是沒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國家。在當時所留下的行事習慣，至今仍殘留在各個領域中。就像平衡報導的指針，在碰到體制的時候，往往就巧妙地轉向了。至今我們仍未看到有人以檢視疑犯的力道，去檢視刑求、冤獄、濫訴等問題，也對偵查不公開等原則輕輕放過。我們國家的正常化，還有很長一段路得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