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氏片局】韓國社會男尊女卑陋習，靠一部《我的上流世界》就能打破嗎？

早前熱播的韓劇《我的上流世界》，結局是以女性角色大獲全勝、攜手迎向光明收場。透過編劇白美瓊、導演李娜靜、監製申禮芝的通力合作，讓我們看到一個兩性平權、女力抬頭的動人故事。但是在美好劇情的背後，韓國這個被各種弱勢族群稱為「地獄朝鮮」的殘酷社會，在兩性之間依舊存在許多有待弭平的巨大差異，很難單靠一部電視劇的賣座就一筆勾銷。本文將從三個面向來探討這個命題，畢竟相似的景況在台灣也層出不窮，希望能藉此拋磚引玉，提醒大家共同正視這些問題。

依據「韓國勞動社會研究所」在2019年八月提出的數據顯示，女性勞動者平均月薪為202萬韓圜（約合5.24萬新台幣），男性則是315萬韓圜（約合8.17萬新台幣）；若是排除約聘制／計時工、純以正職員工薪資做比較，女性平均月領266萬韓圜（約合6.9萬新台幣），但男性則可領到369萬韓圜（約合9.57萬新台幣），差距幾近三分之一；另外，月薪低於最低法定工資的女性非正職員工比例，居然占全體女性勞動者的50.8%。對照韓國前廿大企業上繳給國務院的營業報告書，這些大企業中的男性員工薪資比起女性足足高出50%；而中階以上主管的職位，女性比例僅佔22%。整體計算，韓國的「性別工資差距」高達34.6%，在OECD會員國中排名穩居不名譽項目的第一，落差極其嚴重。

在薪資數字以外，韓國女性勞動者還得承受情緒上的被剝奪，經常在非自願狀態下成為職場的娛樂裝飾工具。男性上司慣性要求女性下屬表現「溫柔」、「撒嬌」等和緩氣氛的特質，甚至被當成宴會上的接待工具，把這些非專業領域的額外要求，當成女性員工的存在價值；職權壓迫、性騷擾／暴力等投訴，更是屢見不鮮。不論是新入職或二度求職，多數企業的人資部門對女性求職者都帶有「妳遲早會因為結婚生子而離職」或「妳並非主要的家計負擔者」的主觀偏見，導致女性員工在敘薪／加薪時處於不利位置；一旦出現晉升機會時，上層主管也傾向優先考量拔擢男性。即便近年有部分企業順應潮流，以友善態度釋出大量工作機會優先採用女性，但這些職位多半是較低階／低薪的基層工作，因此被女權團體指責「只是把男性挑剩的工作丟出來」。

根據韓國國務院統計廳的報告，韓國工作女性花在家務（包含三餐、打掃、育兒等等）的平均時間，是男性的四倍；這對已婚婦女造成一種雙重勞動的惡性循環：長期過勞導致工作效率下降，必須加班補足業績（或補貼薪資）；加班佔據了原本處理家務的時間，形成與家人關係疏離與生活品質下降；體能與精神狀態下滑，導致工作效率再下降，加班時數再延長……如此周而復始，直到她們不得不在「離職」與「離婚」之間二選一。

同樣來自統計廳的數字，「一人家庭」在2019年已經達到史上新高的29.8%，在韓國所有家庭型態中占比第一；而2020年的更新資料，一人家庭的比例更暴增至39%、達到906萬3,362戶。扣除失去雙親依靠的戶口孤兒之後，成年女性的占比來到歷史新高峰的44.3%；這當中有不少是「生計型單身戶」──為了專心工作而選擇單身或獨居的女性，也使得「6B4T」的風潮在女性勞動者中逐漸蔓延開來。

所謂6B4T，白話的說法就是六個「不」與四個「脫」：

－不性交、不戀愛、不結婚、不生育、不購買仇女嫌疑的品牌；幫助不婚女性。

－脫掉內衣、脫離宗教、脫離偶像崇拜、脫離宅文化。

歸納起來，六不是幫助女性從男性附屬品的「第二性」地位中獨立，四脫則是甩掉固有文化對女性的歧視與挾制。這些原本屬於激進女權團體的極端主張，近年已經成為不少單身女性的互助守則。在她們眼中，女性應該從以男性為中心的政治及文化固有傳統中脫離，建立完全以女性自身為中心的新興文化勢力；最終的目的是讓性別歧視消失，不再被當作第二性別、附屬角色，女性與男性無論在權利或地位上，都應當被視為同等的國民。但激進化的平權運動，卻也開始引發反論及反制，從而模糊了運動真正的目的：兩性應該是互助共榮才有機會繁衍下一代，延續文化與生命的傳承；如果平權行動最終走向極端的抵制與對抗，對各個弱勢族群都不會有正面幫助。

世界經濟論壇（WEF）在今年初公布最新一版的《全球性別差距報告》（Global Gender Gap Report，簡稱：GGI），這份報告是藉由經濟地位、學習機會、政治參與及衛生福利這四個領域的統計評比，呈現各國在消除性別差距上的進步幅度。韓國總體排名在153個受調查國家中排名第108名，與世界先進國家差距頗大。

先看政治參與項目，去年舉行的國會議員選舉，300個席次中總計有57位女性當選，佔比為19%；對照1992年的1%、2000年的12.8%，這樣的成長幅度其實相當可觀。而從內閣閣員組成看，文在寅政府上任初期有五位女性閣員，經過這些年的變動，目前仍有外交部長、法務部長、國土交通部長三位女性；四級以上的國家公務員、也就是「書記官」等級以上（相當於台灣的科長級）人數，女性占比從2009年的5.8%、上升至2019年的16.2%。在司法領域，女性擔任法官、檢察官的比率也呈現上升趨勢，法官占比從2009年的22.7%、上升至2019年的30.5%，檢察官則從18.5%成長至31%。儘管仍未達到理想的比例，但都能看出正向的發展。

諷刺的是，就在這些統計數字看似將韓國帶往一個更平權的社會時，政壇卻屢屢發生歧視女性的醜聞。今年初，政治立場偏左並強調性別平等的韓國正義黨黨主席金鐘哲，竟爆發性騷擾國會同僚、同黨籍的平權工作者張惠英的醜聞，被黨內開除主席職位並辭去議員席次。類似的事件非僅有在野黨，執政黨所屬的前首爾市長朴元淳，在被控性騷擾後羞愧自盡；曾有意角逐總統大位的忠清南道前知事安熙正，也被助理指控利用職權強暴而定罪入獄服刑，而這兩位都曾在政見中強調平權的重要性。或許這些政客的倒台在背後都有權力鬥爭的痕跡，卻也加深了女權團體對政治人物的厭惡及不信任，在激發出更多愈發極端的仇恨言論的同時，也裂解了原本就屬多黨政治的韓國政界更加分裂。

事實上，不單是爭取女權的一方，因為某些極端言論而被激發出來的「仇女／厭女」非主流團體，近期的反制動作也愈發激烈，新冠疫情的反覆封鎖讓部分網民的心理壓力遽增，上網四處點燃戰火的狀況也愈發劇烈，從而引發不少爭議事件，這部分或許將來有機會可以另闢專文討論。事實上，不論是性別、階級、貧富、甚至是世代．所有的差異歧視都不可能在一夕之間消除，「平權」仍是一條漫漫長路。儘管無法一蹴可及，還需要有更多類似《我的上流世界》這般寓教於樂、潛移默化的作品，一步步導正韓國社會那些僵化、極端的性別歧視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