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的禁忌重要嗎？

我們在語言中使用這些表達來增加情感、影響或冒犯。它們旨在引起接收者的震驚或引起強烈的感受。但是是什麼讓他們成為禁忌？18世紀，該詞由 Captain Cook、Adalbert von Chamisso等探險者引進英語及德語世界，南太平洋小島使用該詞，表示與宗教有關的某種禁忌，例如：這種禁忌規定哪些人物可以坐在一起，人與人之間是否允許觸碰，決定什麼可以吃，對聖人或神不能直呼其名。禁忌詞可能與可能被視為被禁止的行為有關。然而，這並非總是如此。被視為禁忌語言的是文化定義的東西，而不是語言結構本身的任何東西。由於人們和社會對文字的聯想，文字成為禁忌。

在英語中，種族歧視語是語言禁忌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現象在美國英語中表現得尤為明顯。美國黑人在歷史上倍受歧視，過去那些用來咒罵黑人的種族歧視語變得敏感起來，變成了禁忌語。比如，nigger是侮辱性色彩強烈的完全禁忌語，Negro有蔑視意味，也屬禁忌語。現在人們稱美國黑人為blacks 或African American。英語中還有一些含有“black”的詞語也是禁忌語。英語中“white”表示「純潔」「乾淨」等，這些都是有積極含義的褒義詞；而“black”則與“邪惡”“罪孽”“骯髒”等有關。如：blackguard(惡棍)，blacklist(黑名單)，black mark(汙點)等。全家引以為恥的“敗家子”叫black sheep，不叫white sheep。無惡意的謊言叫white lie，不像ordinary lie(一般的謊言)或black lie(用心險惡的謊言)那麼壞。

台灣對於語言有許多禁忌，這些詞彙通常是被認為不雅、低俗、讓人難以啟齒的、讓聽的人難以入耳，又或是因為禁忌心理也就是文化教導所影響所導致對此避之猶恐不及的禍事相關的詞語，在交談中會極少被提起又或是利用委婉語的方式帶過。在這些忌諱的災禍當中，最令人恐懼的就是「死亡」了，所以人們在交談中會避免直接談論到「死亡」，因此在台灣「死亡」有很多的代替詞彙，例如：「轉世」、「沒了」、「成仙」、「過身」。數字四由於也和死有關，所以在很多的醫院、飯店現在甚至連百貨或是住家都不會有四這個數字的樓層或相關事務。另外藥妝店、棺材店很忌諱對客人說「擱來坐」，畢竟藥妝店、棺材店接洽的事物都有關於生死，所以店家招呼客人不就等於在詛咒顧客「病了再病」及「死了一人再死一人」，所以這在台灣也是被忌諱關於死的事情。台灣之所以有種種禁忌是源於台灣因大部份人的祖籍源自閩粵，早期來台移墾的人民，當時的四周圍大多是榛莽、瘴癘、人禍，他們在劣質的環境下求生存，和自然博鬥後醞釀出的風土民情，從而形成了台灣獨有的民俗文，即便有些禁忌的起源在歷史中已經無法找尋到答案，但基於「寧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無」的心態，害怕觸犯到禁忌而導致災禍，由農業社會已經轉型成科技化社會的台灣，禁忌還是持續的影響普遍人民的生活。

所有單詞都有一個語言記錄或使用級別。禁忌詞在字典中出現時一般都會有警告。然而，每本詞典都有自己的分類系統，如果沒有任何標準化，這可能會產生誤導。此類警告出現在定義旁邊，使用諸如禁忌、俚語、口語、粗俗或冒犯等標籤。這警告讀者避免使用這個詞。一些經常有附加標籤的不使用這個詞。問題是這是否足夠，或者只是太雜亂無章，人們不知道該怎麼做。隨著文化的變化，禁忌語言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適應。2003年，英國《電訊報》報導稱，在柯林斯英語詞典中，有70個詞從禁忌降級為俚語，只剩下16個禁忌詞。發生這種情況是因為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世界的發展，被認為是可以接受的也會發生。隨著文化變得更加開放和接受，人們對世界的看法也在發生變化。在英國，同性婚姻甚至網戀等問題已不再是“禁忌話題”。大眾傳播的巨大增長有助於使主題更加主流，更加廣為人知。曾經被視為冒犯和禁忌的東西在電影、電視節目、音樂和社交媒體中變得正常化。

當我們考慮是否應在字典中允許使用聲名狼藉的詞時，重要的是要承認這種不斷發展的語言。如果我們要禁止文字，就需要有一個公認的評估系統來評估它們的冒犯性。如果這已經用於對字典條目的冒犯級別進行分類，那麼隨著含義的變化添加或刪除單詞是否很簡單？當令人反感的詞被收回並給出新的定義時，這些詞會作為中性詞被添加回來還是仍然會冒犯某些人？

通過在詞典中加入禁忌語言，我們正在向新一代展示這些詞的使用。另一方面，通過簡單地假裝這些詞不存在，我們在培養無知。但是忽略這些信息會導致人們對詞語的歷史和起源缺乏認識，並可能導致人們不了解它們是如何引起冒犯的。重要的是要了解一個詞是如何演變的，它的含義是如何適應的，以及它在歷史上是如何引起冒犯的。例如，如果人們不了解種族誹謗背後的起源，他們可能無法理解為什麼以及如何會引起冒犯。字典是用來教育人的。展示詞語的起源、真正的含義和相關的內涵，可以使人們在使用它們進行交流時在社會中獲得更好的地位和權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