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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給周樹人的信 - 黃金世界的裂縫

樹人先生：

即使是這樣一個黃金世界，也總會有一條裂縫；即使是那樣一個紅太陽，也總會落山再也爬不起來。1975年和1976年，蔣中正和毛潤之先後離開人世，黃金世界的裂縫開始顯露出來。十幾年後，海島上的民國終於解除黨禁報禁，實行自由民主制度，而大陸的黨國則在一場血腥屠殺之後，將更大的黑暗籠罩在這片土地上。

那場屠殺比劉和珍君被北洋政府槍殺的鎮壓血腥百倍、罪惡萬倍，因為一切都是在沉沉夜幕中進行，當局顛倒黑白、百般抵賴、煙滅證據，用“墨寫的謊言”洗腦年輕一代，來掩蓋“血寫的歷史”。時至今日，天安門大屠殺已經三十二年，到底有多少學生和市民被槍殺、被坦克碾軋，仍然是個謎，也仍然是黃金世界裡最大的禁忌，就連數字8964以及蠟燭的圖片，都遭到審查。

日本共同社記者古畑康雄曾撰文回憶他的老師、東京大學的魯迅研究專家丸山昇教授，他在1989年大屠殺發生後得知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被屠殺，便在學生們面前流下了眼淚。研究你的作品的學者，心意與你相通；你若還在，也必定會痛哭、會撰文、會怒罵那些濫殺無辜的懦夫。把你的作品翻譯成英文的楊憲益先生正是這麼做的，他曾留學牛津，在黃金世界的高潮時期曾拒絕將毛潤之選集譯為英文，而是選擇英譯中國小說。他的夫人是英國人戴乃迭，父母是曾派駐北平的傳教士，與楊憲益是牛津的同窗。他們伉儷合力將你的諸多小說、雜文譯為英文。楊憲益稱自己不愛《紅樓夢》，就愛魯迅的小說和文章。翻譯之餘，他也愛寫點舊體詩，自嘲為打油詩，其金句“千年古國貧愚弱，一代新邦假大空”，頗有樹人先生打油詩的犀利之風。就在1989年6月4日凌晨，住在北京的楊憲益得知學生和市民被軍隊屠殺，立即接受了英國廣播公司的電話採訪，用英文直斥中共是“法西斯”，從此被禁言消聲，直至2009年過世。一位台灣朋友曾告訴我，當年他們在學校課堂上看六四大屠殺的新聞，老師和學生們都抱頭痛哭，那時中華民國才解嚴不久。遠在南半球的澳大利亞總理霍克發表演講譴責中共的屠殺暴行，當場潸然淚下。全世界的眼淚都給了黃金世界的死難者，六四大屠殺彷彿古希臘悲劇一樣，淨化了全世界的人心，此後不久其他共產國家紛紛解體，實行自由民主政治。

那一天從凌晨開始，北京城槍聲不斷、坦克四處傾軋，也不知道是白天幾點，18輛坦克排成長隊，殺氣騰騰的行進在長安街上，一位著白襯衫黑長褲、身材瘦長的年輕男子，手裡拎著旅行包和塑料袋，從街邊跑出來，立於馬路當中，阻擋了坦克前行。這一場景被附近高樓中的美聯社記者用照相機紀錄下來，現在已經成為這場大屠殺的標誌，全世界皆知。只是三十一年過去了，這位坦克人的身份仍然成謎。謎一樣的英雄，謎一樣的國度。然而，這之前的整個80年代，有誰會料到會以一場血腥屠殺而告終呢？！樹人先生，那十年正是黃金世界的一道裂縫，讓紅太陽的光芒不至於焦灼整片土地、寸草不生。從這道裂縫裡徐徐吹入的新風和潤雨，讓你和你的同仁共同呵護培養的文學和藝術的種子，在沈寂了幾十年後，能夠萌芽，得到新生，儘管那土壤仍然貧瘠，那雨水和清風仍然稀有。但是，有與沒有，便是天差地別。

那時的文藝界，無問東西古今，別立新宗者大有人在，翻譯文學受到空前的歡迎，我便是在西洋東洋的文學書裡長大。收音機裡飄盪著西洋古典音樂和新創作的兒童劇，電視機裡播放著香港製作的武俠小說改編的電視劇，人們跟著電視和錄音機勤奮學習日文和英文，知識分子們製作了長篇紀錄片《話說長江》以及《河殤》，展示了這兩條河流承載的歷史和文化，並做出了客觀的批評，播放時萬人空巷，雅俗共賞。若樹人先生你也在，你一定會喜歡那個年代，那個紙張散發著自由的甜香味道的年代。

還記得你在1927年回信給台靜農，拒絕諾貝爾文學獎提名嗎？你的理由很簡單，“我不配，要拿這錢，還欠努力”。這筆獎金在2000年被一位用中文寫作的作家拿到了，他叫高行健。他成長於黃金世界建成之前的南京，受到教會學校的教育，尤其得到充分的美術教育的滋養，可以說他直接受益於你早年在中華民國教育部任職時起草的《擬播佈美術意見書》。黃金世界建成後，高行健學法語，正職是譯者，業餘創作話劇小說和繪畫，都非常出色。在天安門大屠殺之前，他因受到共產黨發動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迫害，憤然離開中國，在法國定居之後歸化為法國公民，以繪畫和寫作為生。在2000年獲得諾獎時，他用中文發表獲獎感言，題為《文學與政治》，那一年，諾貝爾奬即將步入百年，中文現代小說由你的《狂人日記》開創，也已步入第82個年頭。

樹人先生，高行健的獲獎代表作《靈山》，我很想讀給你聽。那是一部多麼與眾不同的作品！它完全脫離了周揚們死守的僵硬無聊、蒼白空洞的“黨文學”框架，讓南方的精神、長江的魂魄以及幾千年來世代居住在大江兩岸的人的靈性，描繪得栩栩如生。它復活了楚地的“巫鬼”，尋回了那種向上向內不斷追問的古老心靈，幾乎就像是你最喜歡的《九歌》和《離騷》的現代版。但它又是中國小說中沒有的那種朝聖者之路的故事，又彷彿是在續寫你的《孤獨者》。

這本書的藍本就來自於高行健在那裂縫十年中一次沿長江的徬徨孤獨之旅。那時他被誤診為患了肺癌，於是決定遠離北京的“真實世界”，來到他生長的這條長江邊漫遊，一步步探尋靈山，走向死亡，走向那個神秘莫測、被執著於生之世界的儒家所放逐、禁止的世界。只有在遠離朝堂的地方才有自由啊！中國的小說家第一次擺脫了儒家給他們戴了幾千年的道德緊箍咒，也擺脫了黨國給他們套上的狹隘的思想枷鎖，真正回應了深埋在文化潛意識裡的瑰麗傳說和怪力亂神，發出了純粹屬於個人的心聲，控訴共產暴政和人性之惡，在深深的自省中，拷問靈魂、悲天憫人。

樹人先生，高行健和你非常相似：愛美術、精通外文，是譯者也是作者，寫小說也寫劇本，但他比你更孤獨、更空靈、更個人主義，當然也更西洋化，同樣也為黨國所不容，他的作品在台灣和香港出版，在黃金世界至今仍然是禁書。這都源於他當年去國時的決絕聲明：只要共產黨在台上，就絕不會返回故國。與他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之後又一位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莫言先生，他曾手抄黨文學指導方針–––毛潤之的《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以示忠誠。莫言先生誠懇如膠東老農，坦言自己不會外語，只接受過小學教育，但他特別熱愛魯迅作品，也勤於創作。只可惜他流暢的文字和有趣的遐想無法掩蓋故事的乏味。他的作品並不缺少故事性，而是缺少深度和力度。也許我太苛刻、太侷限，畢竟南方人永遠也無法欣賞北地文化，正如南方的老、莊永遠和北方的孔、孟旨趣不同。研究中國文學的德國人顧彬曾直率的指出中國當代文學非常糟糕，原因之一就是現在的中國作家沒有下功夫學習外語，沒有接受不同於母語的另一種語言帶來的全新思維訓練，因此十分狹隘淺薄。顧彬教授敢言，不怕得罪中國人，現代中國作家中他只推崇一位，那就是樹人先生你。

我想，如果你當年不是負笈東瀛，恐怕也不會成為作家，而是從路礦學堂畢業後成為一名礦業工程師。對於不到20歲的你，日文不僅僅只是一門語言，幾乎就是點燃你心燈的那朵小小火焰。從1902年到1904年，在弘文學院學習日文一年後，你便參考了大量日文書籍寫出《中國地質略論》，我只能感嘆你的語言天賦驚人，之後你又學習了德文和一點俄文，然後便有了你翻譯的《域外小說集》和尼采的《察拉圖斯忒拉的序言》，還有《小約翰》以及許多或長或短的文章和集子，一直到你走前最後一刻在病中苦譯的《死魂靈》。然而，日文絕非你這位譯者的工具那麼簡單，日文給你的全新思維訓練，大概就是“簡”，大道至簡的“簡”，和老舊不堪、繁瑣難學的中文有天壤之別。日文的假名，坦然承認自己的“假”，巧妙改造“真”漢字，卻又沒有全盤推倒重來，既讓人易於掌握，容易普及，也忠實保留了許多漢字的本義本音。語言就是思維方式，日文的這種合理鑑別，有取有捨，既有保留又有革新的全新思維方式才是樹人先生你領悟到的真諦，從中便誕生了致力於白話文運動和大眾語運動的魯迅，鼎革以文，用文字來推動國民革命。

只是啟蒙總是被槍砲毀滅、被強權踐踏；革命總是被野心家用來當作殺人的藉口。

1989年6月4日那個初夏的凌晨，從收音機裡傳出斷斷續續的美國之音的中文廣播讓每個人都無心睡眠，之後的兩天，我獨自一人在市中心走來走去，大街上到處都是人，各行各業，形形色色，商店裡、弄堂口、街角花園，三三兩兩的人聚集在一起交談著、傾聽著，他們只有一個話題：天安門大屠殺。幾所大學的學生激動萬分，痛哭流涕的寫下討伐專制劊子手的檄文，召開紀念死難者大會，用錄音機錄製下每個人的發言。我聽了錄音，走出街頭，在一家眼鏡店裡，一位戴茶色眼鏡的中年男人和兩個年輕的女店員聊起大屠殺，店裡還有幾位顧客，也安靜地聽著。中年男人說：他們想掩蓋是沒有用的，歷史是人民來寫的。他的眼鏡片後面，依稀有淚光閃爍。然而，似乎從第三天開始，所有的人都消失了，街頭巷尾的熱鬧場景也不復存在，似乎從來就沒有存在過。黃金世界的裂縫就這樣合上，這個世界也開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墮落、惡俗、黑暗下去，直到成為令人窒息的黑鐵。

　　　　　　　　　　　　　　　　　　　　　　　　朱之瑜 上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