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憑藉首部電影長片《台北星期天》榮獲金馬獎「最佳新導演獎」的何蔚庭,既2018年的《幸福城市》後,睽違三年,再次帶來最新作品《青春弒戀》,並網羅林柏宏、李沐、陳庭妮、林哲熹、丁寧及姚愛寗等實力派演員共同演出,透過六個看似彼此沒有關聯的人物,帶出背後足夠發人省思的議題。
《青春弒戀》不僅深刻描繪現代青少年的迷惘,現在人與人之間的疏離與孤獨,也透過電影、透過故事中的人物而被放大;六個角色、六種心境,更各自代表不同的慾望,不僅引發共鳴,更在觀眾心中留下細細品味的餘韻。
何蔚庭藉電影拋社會問題 《青春弒戀》大玩時間線
《青春弒戀》中的六個角色,看似彼此無關,生命卻又彼此重疊。
相較於《幸福城市》,何蔚庭這次在《青春弒戀》中,透過六個人物闡述他想拋給觀眾的議題,角色與角色之間看似沒有牽連,但他們的生命卻又在某個時刻重疊,故事在懸疑、驚悚間,更有著其需要觀眾自行釐清的時間線;何蔚庭坦言,這次的劇本的確更加複雜:「《幸福城市》是聚焦在一個人,而且是跨時代、那《青春弒戀》是一群人;當你講一個人,是一個人的故事,但當你講一群人,就是在反映整個社會。」
對何蔚庭來說,這次在《青春弒戀》中,反映出的並非單一個案,而是多數人會心有戚戚焉的問題,科技冷漠、人跟人之間的關係不再緊密,每個人看似光鮮亮麗的背後,卻是一個又一個受了傷且孤寂的靈魂;對此,何蔚庭也提出自己的見解,他認為會造成現代人擁有這樣的文明病,最大的因素,在於3C產品的普及化,連他自己都深陷其中:「我在隔離期間,手機的紀錄說我每一天花八個小時看手機。」
何蔚庭認為自己的創作,並不是想解決某個問題,而是丟出一種思考。
何蔚庭認為,這樣的生活,造就現代人醒來後會身處兩個世界,一個虛擬世界、一個真實世界,在科技看似拉近彼此距離的同時,人跟人之間的關係,卻也越加疏離:「我常常看到情侶在約會的時候,他們沒有互相說話,都是在看手機。」
但何蔚庭也解釋,他之所以創作《青春弒戀》,並不是想針對某件事或是說做哪些事不好,而是希望能丟出問題讓更多人可以去思考:「我的電影比較是希望給問題多過於給答案,因為你會用自己的生活歷練,去解讀這個故事或這個結局,而且電影不會抽象到沒有故事性,是會給你一個方向。」
對於《青春弒戀》的誕生,何蔚庭表示,自己其實很早以前就寫過故事大綱,但寫完後就放著,直到拍完《幸福城市》後,才又重新將《青春弒戀》的大綱重新整理,成了現在觀眾看到的模樣:「拍完《幸福城市》之後,覺得『時間』在電影這個媒介裡很有趣,因為人生不能重來、音樂或表演也不能重來,可是電影可以回到過去、回到未來,這是很有趣的。」直到何蔚庭完成《幸福城市》後,想起過去在美國求學時,曾寫過關於時間的腳本,讓他決定在再拿出來修改,背景也從紐約改成了台北市,在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整,成了觀眾最後看到的完成品。
前置作業很充足 何蔚庭找拍攝團隊靠聊天
在《青春弒戀》的花絮中,何蔚庭曾說,這次除了演員外,整個拍攝團隊,可以「夢幻團隊」來形容,不僅將事前作業準備的非常充分,在導演與整個團隊配合下,電影僅花了45天就完成;對此,何蔚庭表示:「因為我們那麼多東西,但45天就拍完了,又去火車站、又去桃園機捷、機場、客運,所有交通工具都有了,然後我們這六個人的場景都不一樣。」中間還遇上颱風、雨季,卻仍能在45天拍完,讓何蔚庭忍不住大讚:「我們的團隊真的很厲害!」
何蔚庭表示,整個團隊在事前準備上,是非常精準的,包括拍攝機場捷運時,為了不影響班次,所以必須由團隊紀錄機捷的車次、開關門的時間、什麼時間點會進山洞等細節,都在事前做了完整的計算,將所有能掌控的因素,都做好十足準備,才能將整個拍攝期控制在時間內完成:「常常會聽到其他電影拍攝的消息,會說為了什麼會延誤、為什麼會拍得很長?那我就想說,前置作業這麼長,為什麼不把這些東西都解決好?」何蔚庭認為,將問題在前置期解決,有助提升整個拍攝進度,也能讓身為導演的他,可以更加專心在創作上。
何蔚庭透露,之所以能在時間內完成拍攝,整個團隊又在事前克服許多困難,原因在於他對工作人員的挑選標準,其實跟他挑選演員是一樣的:「我真的會跟他們坐下來聊,至少每一組的頭都要認識、跟他聊。」何蔚庭說,有些導演的習慣是交給製片,讓製片把他認識的工作團隊帶過來,但何蔚庭卻希望是找合作過、有默契的團隊一起工作:「我要確定他們知道我要做什麼。」
何蔚庭自認「控制狂」 自曝:常跟自己打架
身兼導演、編劇與兼監製,何蔚庭認為這些身分都會影響創作。
但何蔚庭也坦言,自己其實就是「控制狂」,他認為在台灣不能只單純的當導演,加上他過去所學,是導演、編劇跟剪接都有涉獵,尤其這次《青春弒戀》又是自己的公司製作,所以在拍攝過程中,他會延伸出許多不同的身分,卻也讓他偶爾感到痛苦:「我常常跟自己打架!」雖然身邊的人會跟他說,要他專心在創作、不用擔心製作,但對何蔚庭來說,製作與創作,是一體兩面的:「製作不好,會影響創作、製作好,創作就舒服。」
這幾年在台灣拍片的何蔚庭,對於台灣影視產業的大環境,也有著自己的觀察:「台灣拍片很棒,我們基本上要拍什麼題材,都是可以的拍的,演員跟工作人員都很年輕、很用功。」但何蔚庭也表示,台灣在題材的創作上,可以再更開放一點:「我們常常用格局這兩個字來講,可是有時候格局又讓人誤會是大場面,其實不一定,兩個人的故事,格局也可以很大,可是真的要再放一點,不能永遠覺得我只給台灣的觀眾看就好。」
事實上,這次《青春弒戀》的故事,是現代人再熟悉不過的日常生活,電影背後的議題、情感與角色脈絡,不是天馬行空的創作,故事中的取材,來自我們的社會、來自整個大環境,之所以能產生共鳴,也是因為這些主角面臨到的問題,是生活在這個世界上,每個人都可能遇到的,也因此無論是哪個國家的觀眾,都能在看完電影後,獲得些什麼。
最後,何蔚庭也分享了在他心中,「青春」是應該有著什麼樣的面貌:「它沒有年齡的限制,基本上就是一種心態。」何蔚庭認為,青春不只是屬於年輕人:「有些人怎麼活就怎麼開心,所以青春永遠在他們身上,不管幾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