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人到鬼，從鬼到人》(二) 藉由一場審判，證明誰才是中國的領導者

當共產黨打贏內戰以後，他們一直打算舉辦一場對日本的軍事審判，一場有別於腐敗的國民黨的真正審判。中華人民共和國 1949 年剛成立的時候，只獲得十一個國家承認，他們必須做點什麼讓國際認識這個新國家。他們為這場審判設立了有別於盟軍或是國民黨對於審判的目標，如果說前者的目標在於定罪，共產黨的目標是要改造戰犯，他們要經由「再教育營」，使日本人理解自己的錯誤，並且主動請求中國人寬恕。不得不說共產黨對於思想的改造非常有一套，在國民黨的審判法庭，每個日本人都堅決不認罪，推說只是奉命行事，但在共產黨的審判法庭上，不只一個日本人當庭啜泣，承認犯下嚴重罪行，感謝新中國給他反省的機會，他們說這些話不只是為了被釋放，這些日本人即使被遣返回日本以後，依舊表現虛心懺悔，他們成立了「中國歸還者聯絡會」，在日本積極以證人的身份，宣傳日軍在中國所犯下的戰爭罪行，甚至還捐款在東北成立了謝罪碑。

不過一開始，共產黨要舉辦軍事審判，有個大問題，他們沒有足夠的日軍戰犯，除了一批在內戰中受僱於國民黨，在內戰結束後投降的日軍，其餘的日軍都已被國民黨遣返回日本，那麼共產黨可以審判誰呢？ 感謝蘇聯老大哥的禮物，共產黨獲得了一批在蘇聯勞改的日本戰犯。二戰時俄軍攻陷了日本在東北建立的滿州國後，除了重新拿回日俄戰爭失去的土地，同時也俘擄了當地的日軍，其中一部份的日軍很快就被送往西伯利亞勞改，即使二戰結束，這些日軍也沒有機會回到日本，或是接受審判，因為對蘇聯來說，這些人早就受過審判了，是被判有罪才被送往西伯利亞，這些戰犯最明確的罪證是當時日軍在東北進行的生化戰。戰後的東京大審對日軍曾經犯過的生化戰爭罪完全沒有著墨，成為共產黨很好的攻擊點，共產黨認為盟軍放走了日本七三一部隊，是為了交換他們手上的人體實驗資料，七三一部隊曾在滿洲國進行許多慘忍的人體實驗，用來研究細菌或是毒氣等生化武器，但在東京大審中，沒有任何七三一部隊的日軍被定罪，於是共產黨的軍事審判成為很好的舞台。

這些在西伯利亞關押了幾十年的日軍，有一天突然被送上火車，火車車箱的窗戶全部都被黑布蓋住，完全不知火車開往何方，他們內心非常惶恐，以為要被送去槍斃，結果卻是被送到了新中國，而且還是這些戰犯熟悉的東北地區，比起西伯利亞的惡劣環境與飲食，共產黨為這些戰犯準備的再教育營幾乎算是天堂。共產黨每天為戰犯進行再教育課程，他們系統系的引導戰犯思考以下的問題：

“是誰讓你陷入今天的困境？ 你們所效忠的天皇為日本人帶來什麼好處？ 你現在該做什麼才能展開新生活？ ”

在潛移默化中讓戰犯相信如果不承認自己的罪行，是沒有辦法成為新的人，展開新生活的，很多戰犯因此主動寫下自己曾經犯過的罪行，求取原諒。調查過後，共產黨為了展現展現新中國的善意，這一千多名戰犯大半獲得釋放，不予起訴，只有 45 人被判有罪而且有理有據，罪犯也在法庭上認罪懺悔。這個軍事審判不僅讓新中國與日本建立關係，也象徵共產黨是中國真正的領導者，替中國爭取到應有的正義。

二戰結束時，盟軍為了確保日本軍事主義不會再死灰復燃，成立了「駐日盟軍總司部」來管控日本政府，並指導制定了新憲法，強迫日本永遠放棄行使武力，然而數年後韓戰突然爆發，美國擔心共產勢力會吞下整個東亞，因此急欲借助日本的力量，在 1952 年，日本與同盟國簽下了和平條約，也就是我們都耳熟能詳的舊金山和約，駐日盟軍總司部正式退出日本，使日本成為真正獨立的國家。這原本是件值得慶祝的大事，然而卻因為和約中關於戰犯處置的條文，讓原本期待的和平蒙上了陰影。

和約裡面說明「除非做出判決的政府同意，日本政府沒有權力給與罪犯赦免，減刑或是假釋」，這讓許多日本人不能接受，他們原本期待簽署和平協議代表戰爭完全終結，但現在他們竟然還是沒有能力處置自己本國的戰犯，不論是繼續關押或是釋放，這種「無力感」加深了日本人的受害者情緒，他們原本就質疑東京大審或是南京審判只是戰勝者在審判戰敗者，現在開始質疑審判的公正性，許多軍人在法庭上沒有律師或是翻譯的幫助，尤其是海外的法庭，相關資源更是缺乏，或是即使證明控方證據虛假，依舊會被判有罪，這些都證明很多戰犯沒有受到公平的對待。簽署和平協議之後，日本人想要結束一切不公平的待遇，日本民間原本對戰犯的處境不甚關心，但現在卻開始成立團體，大力奔走要求釋放戰犯，日本法律也修法，讓被定罪關押的戰犯家屬可以領到撫卹金，而被處死的戰犯則被視為「因執行任務而陣亡」，因此出現了甲級戰犯被供俸在靖國神社裡面。以前我會覺得日本人都沒有為戰爭反省，才會把戰犯當英雄供奉，但現在我理解日本人把這些戰犯視為跟自己一樣的受害者，他們並非否定這些人沒有在戰爭中犯下暴行，但是他們質疑戰爭罪是否能由個人承擔，如果我們非要找人出來做代表，問題又會變成為什麼 B 有罪，A 沒罪，這一切真的是出於正義嗎 ？

戰爭裡的行為往往非常殘忍野蠻，動輒無差別轟炸，大規模屠殺，讓人覺得戰爭罪是必要的，戰爭審判是正義的，但讀了這本書裡的三方觀點，很明顯的感覺到戰後的審判重點幾乎都不是出於正義，美國為了借重日本的力量來跟蘇聯打冷戰，國民黨要利用日軍來打內戰，因此他們放走了許多真正重要的日本領導人，即使共產黨高舉正義大旗，他真正的目的也只是要用一場審判來證明自己政權的正當性。

戰爭審判需要的人證物證往往容易在戰爭中死亡或遺失，這樣的審判註定是有瑕疵的，如果覺得自己無罪，即使在審判中被定罪，也還是會繼續相信自己沒有錯，這樣的審判又有什麼用呢？ 反倒是共產黨問戰犯的問題比較實際：是誰讓你陷入今天的困境？ 你們所效忠的人為你帶來什麼好處？ 你現在該做什麼才能展開新生活？這可能才是所有經歷過戰爭之後的人，需要面對需要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