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神戶的孫文紀念館(左)和位於北九州的宮崎兄弟資料館(右)標記著日本與革命運動的關係
2020年，香港的文憑考試歷史科考卷，當中一道題目引發爭議。題目是要求學生評論「1900-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的觀點。題目附有兩段參考資料，其一是日本法政大學為晚清留學生提供速成課程，其二是革命後的臨時政府與日本財閥簽訂借款協議。
資料從正面入手，題目又先假設「利多於弊」，於是學藝不精的考生，誤以為要順應題目方向，努力鋪陳「利多於弊」的證據。此外，擬題者提供的資料都屬於題目時段的「初期」，或許原意是想提醒考生不要忽略抗戰前的史事，引導考生思考「利」從何來，然而這都高估了一位中學畢業生的能力，沒有沉思的空間就要即時回應題目的能力。
不過，事件引起爭議，其實不在於以上的設題缺失。何況題目的優劣往往是「事後孔明」，如果考生都在答題中展現優異的辯才，它就成為了「優質」題目，但如果大部分考生不懂變通，在答題中遺忘抗戰史事，只懂就資料敷衍幾句，就自然淪為「劣質」題目。一些「有心人」看見了這樣的題目，簡直如獲至寶，把題目強行解說為「日本侵略中國領土，殺害中國百姓，是利多於弊」，於是立即變成違反道德的辯題。「有心人」然後對擬題的團隊口誅筆伐，對題目有糾曲歷史之嫌義憤填胸，對民族尊嚴受損呼天搶地。當中反映的社會現象，或許較題目最終被撤銷，其影響來得更深遠，更深刻。
不少民國顯赫人物都曾留學日本, 例如魯迅、蔡鍔、李大釗、蔣介石 (從左至右)
回首1900至1945年，日本對中國的影響，主調當然是「虎視眈眈」的野心，但其表現卻不是鐵板一塊。從晚清至民初一段時間，日本政府企圖在中國取得經濟利益，尚未到達軍事對峙的地步，「民間」的交往對中國更有正面影響。留學成為晚清的氣尚，他們大都以日本為首選之地，除了經濟負擔的考慮，當時國民視日本為學習對象，是成功圖強的榜樣，留學生人數更因廢除科舉而急升，民初不少政經領袖都曾留學日本。
此外，日本也成為中國政治角力的場地。革命派與立憲派都以日本為逃亡的目的地，他們在日本積極進行政治活動，受日本政府默許，如秋瑾加入革命組織，同盟會成立於東京，日本留學生積極參與起義，革命派製作刊物及宣傳品等，部分日本百姓甚至參與其中，例如宮崎滔天是孫中山的忠實支持者。
民國初年，日本當然對中國有領土的野心，但主要還是經濟上的擴張。晚清至民初，不少政治人物和組織都向日本借貸，以加強實力，當中包括革命派、中央政府及地方軍閥。此外，又以廿一條款為例，日本要求進一步確認在南滿的經濟特權，接收德國在山東的經濟特權，強行入股漢冶萍公司等。日本藉一戰侵佔山東，最終歸還，這當然是列強給予的壓力，也反映日本首要關心經濟侵略。經濟侵略也是「侵略」，但對中國現代工業的建設及城市建設還是有一定的正面影響。
日本佔領東北後, 展開美化侵略的宣傳
二十年代經濟大蕭條是一個轉捩點。日本軍國主義抬頭，對中國的軍事野心顯得明目張膽。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迅速佔領東北，其後扶植滿洲國及推動華北非軍事化等。次年又發動一二八事變，突撃上海，不久達成停戰協議。1937年，日本發動七七事變，藉口搜索失蹤士兵，砲轟宛平城，並全面侵略中國。
日本初期揚言三個月滅亡中國，實行「速戰速決」，其間的「南京大層殺」為民族帶來難以忘懷的烙印，以殘暴手段殺害三十萬百姓。其後轉變為「以華制華」策略，在南京扶植親日政權，以抗衡重慶國民政府。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令戰事擴大為「太平洋戰爭」，中國成為盟軍成員，牽制大量日軍，直至日本於1945年無條件投降。戰爭對中國帶來沉重的代價，估計超過3500萬軍民傷亡，對經濟建設的打撃更難以評估。
南京大屠殺紀念館 (網絡圖片)
或說，抗日戰爭「遺留」了一些「正面」的東西給中國，但卻不能運用這些「正面」東西來美化日本侵略，這不但是不合人情，更是觀念的偏差。舉例而言，秦始皇建長城，好處是抵禦匈奴，壞處是勞役過甚，這都是圍繞「建築」長城的目的來討論，以不同角度理解相同的行為。但長城帶來龐大的旅遊收益，更是中國的標誌性建築，這都不能說成「建築」長城的好處，而是長城「遺留」下來，作為歷史文物對今日的好處。
日本侵略帶來中國的苦難，在國民心中至今難以磨滅，戰爭怎會帶有好處呢？因此，我們的思考不能跳步，是戰爭帶來了一些「客觀現象」，這些「客觀現象」不是日本侵略行為的有意施予，只是無意「遺留」下來，為中國戰後的發展帶來「利」。
這些「客觀現象」有三。其一，東北的工業基礙。日本建立的重工業只是為了方便侵略，美國在廣島投下原子彈後，蘇聯突然向日本宣戰，隨即出軍東北，日本被迫遺留工業建設，包括鋼鐵及機械等。其二，國家地位的提升。中國與盟軍並肩，成為中國戰區的統帥，取得與列強的平等外交地位，這是戰爭期間的「收獲」，不是戰後的「論功行償」。其三，有助中共的發展。毛澤東多次感謝日本對中國的侵略，這不能曲解為讚美日本的軍事行動，推論不能「跳步」，應理解為日本侵略製造了客觀環境，有利於中共的宣傳與軍隊的壯大，令戰後的中共有條件跟國民政府較量高下。
無論如何，戰爭不應該接受美麗的包裝，任何理直氣壯的特別軍事行動，帶來的都只是弊端，如果有利，就只是施襲者從中取利，昔日的日本侵華如是，今天眼前的國際景象也如是。但我們同時又需要一種自我警惕，為了個人的私心，曲解別人的說話，以顯示自己的正義，即使成功帶出所謂正確的價值教育，這種只求達到目標的手段，也不見得有多清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