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指導教授

〈我在英國的那些年，之一〉中提到，我離開任職十年的公司，前往英國就讀語言學校，並尋求繼續深造的機會。英文程度很差的我，經過幾個月的努力，托福考了500分，相當於IELTS 5.0，離入學門檻6.0仍有一段差距。申請學校時，學校只發給我「條件式入學許可」。

當收到「條件式入學許可」時，猶豫是該打道回台，或多準備兩個月，參加英文檢定考試，期望分數夠高可以獲得「正式入學許可」。後者變數太多，我也沒太多錢財可以消耗，如果入學機會渺茫，就該當機立斷，立即回台，找份工作，重新出發。

因此，在未事先告知之下，我搭著火車又轉了一趟公車，非常突兀地出現在學校的系辦公室，告訴秘書我要見系主任。

系主任剛好在辦公室，很快地就接見我。

我告知原委，並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的英文程度應該可以跟得上課程，希望他網開一面，不計較我的托福成績，直接給我正式入學許可，否則我就放棄入學，直接回台灣。

他從未遇過學生親自上門，這麼率直又堅持。他說，妳的英文不錯啊！應該沒問題。於是吩咐秘書準備一份正式入學許可，並幫我預約學校提供給外籍學生的英語加強班。

收到正式入學許可後，也順利地申請到學校宿舍。我的家當不多，帶著一隻大皮箱，就從英格蘭南部搬到東部。

英國的大學部原則上唸三年，碩士班一年，博士班至少兩年。每個學年有秋、春、夏三個學期（或稱學季Term），每個Term有10周，這10周得密集地將台灣一學期18周的課程授完。如果一路順利，很快地就可以拿到學位。

碩士學位取得的方式分為課程型(by course/taught)及研究型(by research)兩種。前者修畢一定學分數，繳交研究報告，即可取得學位；後者則須獨立研究，撰寫論文並通過口試，始可取得學位。

研究型學位就像師徒制，得跟著指導教授做研究，至於要不要修課、修什麼課及成績權重，就與指導教授討論後再提報學校。因此，研究型學位須有老師對申請者的研究計畫有興趣，願意收這個學生，才會有入學機會。

博士班與研究型碩士班相同，修課與否依自己的研究需要，主要就是獨立研究。研究期間，大量閱讀學術論文（當時只有紙本）、參與各種學術研討(Seminar)、思考研究方向及主題，確立研究方法，透過田野調查或實驗蒐集資料、進行分析，最後撰寫論文。

博士班至少兩年（繳交兩年學雜費），長則七八年或更長，端看論文何時完成，口試何時通過；有些領域，如生物理化，還得看實驗是否順利。與我同宿舍的環境系女博士生，念了五六年，仍在蒐集資料，但有位生物系的男博士生，不到五年就取得學位。

搬到學校宿舍後，我去向系主任道謝。他問我論文要寫什麼？我說，還沒想仔細。他說，他是我的指導教授，要我早點開始想。

什麼？！他是我的指導教授，我又沒找他，為什麼是我的指導教授？原來，在研究生入學委員會的會議中，收我為學生的就是他。因此，我沒得選。

我的指導教授雖有些年紀，但長得又高又帥，穿著也很有品味，一頭亂亂的棕髮，眼睛瞇瞇的，笑起來抿著嘴，非常迷人。他不像個學者，反倒像個藝術家。

不過，他最酷的倒不是外表，而是上課的方式。

有一門課，他指定我們閱讀論文，自行提問再相互討論，當大家都沒問題或沒話說時，就宣布下課。

有一次我忍不住抗議怎可提早下課？他說，你們有問題就提出討論，沒問題就不必窮耗。還有一次問他，為什麼他不提問，學生有問題也不回答。他說，如果他開口，我們就不開口，如果他不開口，我們就會開口，總之，比比看誰撐得比較久。

他的確有他的道理，但與我認知的「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差好多。

台灣的老師也有很混的，但很少提早下課，也很少都由學生報告或評論。而我的指導教授就像石頭一塊，杵在教室角落，默默地喝著茶，觀察我們的互動，極少介入學生們的對話。

不可否認的，他要求閱讀的書籍或論文都是一時之選，如能讀完讀通也像是打通任督二脈。有一次，他看到我在論文上查滿單字，還用原子筆及色筆標註重點。他笑了，他說，查幾個關鍵字就可以，論文如果這樣讀，鐵定畢不了業。

學期末，我收到他批改返還的期末報告，打開一看，竟然只有69分，興師問罪地問他為什麼給這麼低分，他說這已經很高分了。

他拿了一份其他同學的報告給我，只有50幾分，但既有封面又有排版，非常精美。我的報告為了節省紙張，是單行行距雙面列印的兩張紙，只用釘書機釘起來，連個塑膠封套也沒。他忍不住地暗示我，報告內容及外表都很重要。

後來才知道，英國大學部的成績級距是40分及格，70分以上優等(相當美國GPA 3.8-4.0），80分以上簡直就是鳳毛麟角；而碩士班是50分及格，70分以上優等；至於博士班不用修課，論文也不打分數，就看口試通過與否。

這樣成績級距，令我回台灣任教繳交學位證書及成績單時非常困擾。因為台灣研究所70分及格，英國70分已經是優等(Pass with Distinction)；而我的碩博士論文雖「通過」，但碩士班修習課程的成績大多60幾分。依台灣的水準，我是無法畢業的。

再者，英國的畢業證書一年雖頒發兩次，但口試通過時間如無法趕上簽發畢業證書，那麼就得等待數月或再回來領取。不像台灣的畢業證書雖一年頒發一次，但提論文的那個學年就先製作，口試通過即可領取。

幸好我申請教職時，學校先發給一封通過論文口試的信件，我也在返台前順利領到畢業證書，且趕到倫敦的台灣駐英國代表處認證，否則就得等到次年年初。

由於希望盡快完成學位，我與指導教授約定每兩周meeting一次，我在meeting前兩三天把論文進度交給他。

Meeting時，他總客套地說，要不要喝茶，然後就泡起下午茶，再從堆積如山的公文、論文及作業中，四處翻找我的論文。好不容易找到，反覆翻閱，兩人無語，耗掉半個小時後說，妳要不要找人幫妳修改英文。

每次meeting他都上演同樣的戲碼，而且很少提供明確的建議，令我怒從中生，又無法發作。為了畢業，只好央求其他老師或同學幫忙修改英文，也諮詢一些意見。最後，論文總算完成。

後來，我繼續攻讀博士，再次飽受他的荼毒，但也逐漸習慣他的指導風格，培養出獨立自主的個性。

也因為這樣的經驗，我常提醒自己，有一天當我成為指導教授，絕對不會如此對待我的指導生。

課堂或論文以外，我的指導教授非常和善、大方且願意與學生互動。

下課或meeting結束後，他常邀我們一起去pub喝杯小酒，由他買單；博士班期間，也曾邀我們去他家用餐，由他親自下廚。

他讓我使用獨立的研究室及個人電腦設備，其他碩博班生則共用大研究室。他也給我系辦公室及文具櫃的鑰匙，我的文具、紙張、印刷、郵資及電話費等等，都可由辦公室領用或支付。

他主動改寫及發表我的碩博士論文，並將我的名字掛在第一（在台灣大多是研究生自己改寫，但指導教授掛在第一）。他的研究案讓我佔研究助理的缺，免繳兩年近新台幣百萬元的學雜費，而我只幫他整理文獻、排版及校對報告。

待我的博士論文幾近完成，開始申請台灣教職，他在推薦函中寫盡好話，讓我還沒回到台灣，就已經有好幾份教職等著我。

英國的論文口試，指導教授不能在場。口試當天，他幫我張羅茶水及點心，與口試委員打過招呼後，默默地回到他的研究室。待口試通過，口試委員去研究室恭喜他，他才開心地走過來與我握手道喜。

返台後，因初任教職，又負責一些不熟悉的課程，每學期授14到16學分，備課壓力猶如千斤重擔，也佔去我所有的時間。因此，一直未與英國的老師或同學聯絡。

兩年後，趁暑假回到英國回到學校，才被其他老師告知，我的指導教授已經退休且與師母離婚，獨自搬到南邊的一個小鎮，還養了一條狗。

想起身為博士生的那幾年，總在他們度假時幫忙看家。那棟離學校不遠，有著典雅裝潢及美麗花園的房子，竟再也無法造訪。而他退休搬離之後，未留下聯絡方式，我也未極力詢查，從此斷了訊息。

因緣際會地想起這段久遠且長達四、五年的師生情誼。感謝他當年破例讓我入學，進而提供機會讓我攻讀博士，如果沒有他幫忙，今日的我仍在業界掙扎。

時間過得真快，如今他該有70幾歲80歲了。祈望遠方的他，一切安好。

[註]那時internet剛出現，學術網路也是方興未艾，我連碩博士論文都是紙本帶回，再送去掃描成電子檔，與國外聯絡的方法大多靠書信，一來一回就耗掉幾個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