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称90年代的文学是都市的文学，90年代的都市是女人的都市。
我是偶然间看到“小女人散文”这个说法的，起初觉得很不可思议，以为是说着玩的。但好奇心起了头，无论如何也要来读一读这小女人散文了。
于是找了其中的代表作，素素写的《就做一个红粉知己》。看这个书名让人不禁莞尔，觉得和作者的名字很相配，而且听起来“小女人散文”好像就应该取这样一个书名。带着几分暧昧不明的揣测与先入为主，我盲目地扎进了这本出版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书。
序言唠唠叨叨，一直在闲话家常，好像说“谁谁谁的丈夫”、“妇唱夫随”都超过了作者和这本书本身。这写序的人实在是让人心烦，临了才稍微提一句，他认为作者的文章是“咖啡文章”——“一种明显不同的精致美文，讲究理趣和情调，读来如饮咖啡”。到这里，我不由得心一咯噔，不知道后面还有什么在等着我。但好奇心始终占上风，索性快速翻过了这篇滥情得不忍卒读的序言，直奔主题。
我看到她头一句是这样写下去的，“没理由地怕一切陌生人。”像是我平时的日记起头，第一篇文章竟然就在这样的语气里开始了。她说起朋友，又谈自己对“天真”和“老成”的看法，有点好笑，但并不讨厌。于是我耐下心来接着往下读，她“突然”提起1992年的圣诞节，却一下子打动了我。
“1992年的圣诞就在老而弥新的房子里过。柔柔的，暖暖的，轻轻的，厚厚的，汨汨的，不招摇，但是有信心。而1992年的日子，1993年的生活，又何尝不是在这一种情绪里过？连这两年的文风，也都自然而然地放弃了声嘶力竭咄咄逼人，代之以又细又厚的情思，就像时装界一枝独秀脱颖而出的砂洗真丝：在好似蒙尘的柔软细致里，在相同的真丝‘名、实’之下，有着一种深厚与优渥。”
这便算是真正地切题了，她所使用的形容是从未有过又有点似曾相识的：砂洗真丝时代。而这便成了我进到她的世界里去的一个入口，也是我所想象的九十年代，与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模样。
我也终于回过神来，意识到她并不是“突然”提及1992年的圣诞节，而是她真正生活在那里。透过这段文字，向我传来了当时较为深刻或普通的、不那么重要的一段投影，却让我几乎落泪。她怎么会是这样的好，我已经彻底忘了，先前在不知所云的序言部分所遭遇的尴尬。
这是一本很小的集子，里面每篇文章的篇幅都很小，她说到吃家常菜、买衣服、荡马路的事，偶尔与朋友重逢，或者也谈谈张爱玲、三毛、宫泽理惠和戴安娜，聊聊电影之类的。好笑她说起自己写的东西，形容是“三五百字的豆腐干”。这样想来，确实是“小”的，也是“女人”的。我倒很喜欢。
由此，“小女人散文”这个说法在我心中清明了几分，最后是一点暧昧也不剩了，变成了最好的一个词，让我想到便觉得：我也要写这样的文章，我也应当和她一起。
这书看完便撒手了，但过了许久，其中有几篇又让我忍不住反复想起，比如她谈女性化妆、思考事业和感情，包括那篇让我震撼甚至是感到震惊的《PLAYBOY》，力量太强了，感觉超过了先前只是让我感觉“亲切”、“喜欢”的“小女人散文”的定义。
她认为那些对于女性化妆的批评是无稽之谈，到底“谁配教谁”，“也许是我们大多数人，过于谦逊、过于忍让了？”虽然文章中从未点明“我们”究竟是谁，但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她就是在说女人，她和她们一起。
有一篇她还提到，说是曾回过一个十多岁女中学生的读者来信，后来这个写信的女孩子给她打电话，说有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要带自己走，“我想不辞而别，我讨厌我母亲，就是想避开她。”
她感到心惊胆颤，但也只是从女孩的家庭关系和个人成长的角度开始劝服：“如果你只是想避开你的母亲，在上海同样办得到，对吗？你不想考大学也可以，十八岁中学毕业就做事也可以，但是，你不要把希望寄托在朋友身上。出外闯世界，我看你还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我时常会想，这样一个故事发生在今天会怎样——是的，一个十多岁的女孩子跟着三十多岁的男人远走高飞的故事，今天也还会发生，纵使那一套说辞变了，我们今天高谈女权，这样的事也还是会不停地发生。
但我们来看一看，生活在九十年代的素素是怎样看待这件事的。她竟然一句也没有提“男人会骗人”，只抓住了一个问题，这个女孩因何要走，有没有别的法子可以帮到她。
那是１９９３年。为什么会这样地不同？想起后来我搜“小女人散文”一词，在1998 年 05 期的文艺评论上看到一篇《“小女人散文”价值论》，作者叙述“90年代女性与男性共同拥有一片天空（都市白领丽人阶层的出现，表明女性在实现人的价值的同时，亦关注起女人价值的实际）”。
那是怎样的年代啊，人们过圣诞节，欣赏麦当娜，和全世界一起平分一代年轻人的狂喜、迷惘和叛逆。
如今我们再来看，生活在那个年代的素素是怎样看麦当娜的，也就是我最喜欢的一篇，《PLAYBOY》。她从麦当娜佩“PLAYBOY”这件事开始讲起：
“麦当娜从１９８４年红到如今，名闻遐迩。麦当娜的‘名声’来自她本人不断出新的歌曲艺术魅力，来自她自我标榜的‘性革命’，也来自舆论、权威、正统阶层对她不厌其烦的抨击。……从没有一个女明星，因为性感、因为性而受到公众如此强烈持久的抨击。”
她认为麦当娜是极具才华和勇气的，而且关注到女权运动的支持者、女性主义的倡议者，同样也在大力抨击麦当娜，她们认为麦当娜的色情形象、女性受虐镜头，其实是将女性重新贬为一个性的象征和工具，从而将女权运动至少拉回了二十年。
多么讽刺，与此类似的事情今天也在重演，并且变本加厉，我们的社交媒体用语甚至退步到异口同声批评其“媚男”的地步。对，我们会使用“媚男”这样的词，相比起八九十年代批评麦当娜“将女性重新贬为一个性的象征和工具”，恐怕也至少拉回了二十年。
但素素是这样认为的，“麦当娜不是将女权运动拉后了二十年，而是对整个女权运动的一个总结和反动。麦当娜反叛的勇气和能力是令人堪惊的，然而对女权运动而言，她不是一个高峰，而是一条歧路。”
在文中，她回溯了美国前二十年来的女权运动，非常凌厉地指出：
“遗憾的是，我们竟然沾沾自喜。我们竟然乐于接受‘国际妇女年’如同接受‘国际气候年’，比如第６５届奥斯卡电影评选，因以‘女性为主题’而获广泛的称赞，据说是可以以此表彰妇女对电影事业的贡献。女性问题如此不断地引起重视，说明女性依然只是男性社会中众多问题之一，而不能与男性共同面对社会问题。”
这已经很辛辣了对吧，但她又接着补充道：
“更遗憾的是，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兴起的激进女权主义运动，经过岁月的磨蚀，到八十年代到今天，已被偷梁换柱。‘女性主义’一词不再是强调女性优越于男性，也不是理智的男女平等，而是强调女性应安于本分的温柔平和，安于生儿育女，安于辅助男性。”
她一贯嘲讽的语气：这该是又一个世界潮流了？
最终文章又回到麦当娜佩“PLAYBOY”这件事上，素素认为，这并不代表麦当娜是花花公子的玩物：
“相反，她在身体力行地玩弄（PLAY）男人（BOY），她的放荡是她精心挑选的武器，她的性感，也不仅仅是为了取悦男性、左右男性。麦当娜同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女性一样，深知无力反抗男性社会，于是，只好“异化”，只好吸取男性社会的种种恶来施之于男性社会，来反叛男性社会几千年来缔造的种种规矩、种种神圣、种种道德。”
但即便是这样，她的眼中也没有燃起兴奋的火焰，她是失落的，甚至于绝望：麦当娜孤军作战于歧路，麦当娜终会销声匿迹。而女性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今天该踏住哪一个节拍？
我不禁想到在她之后的另一位女作家，在十二年后的三月八日，马雁以十足嘲讽的语气写下，《节日快乐，社会主义的女儿们》，表达了对女性处境的担忧和不满：
“由于１９４９年开始的自上而下的平等立法，中国女性被无偿赐予了受教育与工作的权利，女性的经济自立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可贵的效益——广大的中国男性们也从细节上（比如说家务）身体力行着两性平等的基本国策，即使，不那么情愿地（从某种意义上说，受教育和工作的权利并非无偿，那只是预付给中国女性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笔代价）。基本国策中‘两性平等’的书写虽然完毕，但社会主义的女儿们，作为乌托邦孕育的后代，她们的故事并未完结。”
后来时隔整整两个月，她好像还是为此不平，又写下一篇《一个女性主义者的寡妇年方案》。
但这里有一个可怕的发现。在素素所处的九十年代，她眼中的女权主义，是国际的女权主义，这也十分贴切，我先前已经说过，那确实是与全世界一起平分狂喜、迷惘与叛逆的时代。但到了马雁所生活的２００５年，似乎越来越闭塞，她所书写的已经完完全全是当时中国的情况，即便没有什么别的证据表明，我们也可以从她的标题一窥究竟，她使用的是“社会主义的女儿们”，已经没有麦当娜和她的追随者了。
而如今又过去了七年，那个年代更是消亡得够彻底。按照素素的说法，在愈发狭窄的今天，女性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又该踏住哪一个节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