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講一個尋親的故事,主角也不知道該算誰,就先說照片右邊的黃新華女士吧。
黃新華年幼時名為黃楊,他的父親黃賢忠與母親楊環在1951年時,雙雙因為義民中學案遭逮補。黃賢忠遭處死刑、隔年槍決,臨刑前僅准抱女一次;楊環被判5年有期徒刑,她入獄時就懷著7個月身孕,因此黃楊(黃新華)是在監獄中出生、自幼失怙的孩子。
這段幼年經歷黃新華是沒有印象的,直到她上初中時,母親才帶著她到善導寺祭拜父親,並告訴她父親是白色恐怖受難者,在父親來台之前,在廣東還有一個三歲喪母的兒子,算是她同父異母的哥哥。
這些,就是她對父親全部的了解。
直到1993年,父親的墓碑在六張犁亂葬岡被發現。她伴著母親,走進在荒草瀰漫的墓園,找到那塊只比手掌大不了多少、寫著父親名字的墓碑。看著母親俯下年邁的身軀,充滿皺紋的雙手一張一張地燒著紙錢,她才第一次體會到,母親在獄中孤身帶著女兒、丈夫被槍決卻不知屍首何處,而牢外親人朋友又避之惟恐不及時,那種深深的孤獨。
這些苦難唯一能訴說的對象,過去是那塊放在善導寺的木製牌位,而今,是這片亂葬荒地中的一塊小小石碑。
2012年,她接到國家檔案局通知,告知父親留有遺書。她既欣喜又悲痛,喜的是自己能看到父親親筆的書信,痛的是,這封信竟要等待60年才送到家人手中。
打開留給母親的遺書,開頭就寫著「忘記我,越快越好」,在結尾處,自知難逃死罪的父親特別交代,他已把年幼的女兒,託付給他認為罪刑不重的同案獄友邱興生做乾女兒,望他待為照料。他寫信時沒有想到,不久之後邱興生竟也被處死刑,並與自己在同日槍決。
檔案中還有留給父親廣東家人遺書,父親對哥哥黃偉民提到他在台灣有個命運同樣多舛的妹妹黃楊,並對哥哥囑咐:「以後你若能到台灣來,希望你來找她。」在給叔叔的遺書則寫道:「我僅此二兒,應使其親愛提攜。」黃新華看著信,心中一片茫然,不知叔、兄是否健在?也不知該拿這些信怎麼辦?
該年8月,一通來自受難者互助會的電話,讓她得到哥哥黃偉民的消息。原來,多年來哥哥一直沒有放棄尋找父親的屍骨,盼能妥為安葬,甚至還珍藏著1993年的台灣報紙,卻始終沒見到尋獲父親墓碑的消息。這數十年來,只要有親友來台,他必定託他們找尋。今年哥哥一名福建友人在六張犁尋找父親的墓碑時,正巧碰到墓園管理員,這才得知父親遺骸已經入塔,黃偉民也是這時候才知道,他在台灣尚有妹妹。
沒能收到父親遺書的哥哥,竟然還是完成了父親的遺願,找到了自己。
黃新華收拾行囊,帶著遺書回到父親的故鄉廣東。叔叔早已過世,而哥哥已經是癌症末期,兩人執手相看淚眼,癌末的哥哥唯一還說得清楚的話,只有一句「我好苦啊」。在台灣,他們家人成了白色恐怖受難家族,而在中國,哥哥因父親來台,在文革時被打成黑五類,同受極權政府壓迫之苦,這段兄妹重逢,成了他晚年唯一的慰藉。黃新華回到台灣後不到一個月,黃偉民撤手人寰,那天剛好是黃新華的生日。
講到這裡才說了照片右邊的黃新華,照片中間的人是她的母親楊環,那右邊的人跟那罐奶粉又是怎麼回事?
那人名叫邱文夫,是黃新華父親託孤對象邱興生的弟弟。邱興生同遭槍決,邱文夫也是在60年後才收到遺書。當時年僅23歲的邱興生,自知也將被處死後,在遺書上特別交代家人,他在獄中收了摯友的女兒做乾女兒,名為黃楊,「她的母親還在看守所46房名為楊環,望指導照顧,有時也可送牛乳等」。
於是,收到遺書的邱文夫多方探聽,終於找到了楊環與改名為黃新華的黃楊,即使已過了一甲子,他仍特別記得帶著兩罐奶粉造訪,算是完成了兄長臨終前的願望,這才有了這一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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