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海線絲綢之路 【中國僧侶尋根求法】

文／節錄於《佛教海線絲綢之路》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終身榮譽教授路易斯‧蘭卡斯特（Lewis R. Lancaster） 圖／佛陀紀念館

法顯大師（公元337–422）

複雜的佛教文化，花費了很長的時間，才遠播至中國和東亞的港口及腹地，直到公元五世紀， 才出現抵達印度的中國僧人，最早的記載是法顯 （公元337–422）── 一位三歲就加入僧團的出家 人。從這個例子的觀察來推敲，最初成為出家僧侶的中國人，是在孩提時期，甚至可能是在孤兒的身世背景下認識佛教。中國僧人抵達印度是佛教歷史上很重要的一刻，因為其顯示了，中國僧人在面臨教理和實踐方面的問題時，不再完全依賴來自印度的傳教士，而能自行開啟尋找答案之 旅。

法顯的旅行目的，是為了求取律典（Vinaya）， 希望讓中國僧侶的生活能夠完全遵照佛陀所規定的行為準則，其旅行也讓我們意識到，當時在中國及海港社區，佛教徒對於宗教信仰所關切的重要課題。公元五世紀初期，中國的出家人有明顯 增加。隨著人數迅速增長，中國僧侶開始對來自東亞各國僧侶和僧尼的行儀規範、受戒條件，甚至服裝穿法等方面，生起疑問。可想而知，生活 於本土與那些雲遊四處的僧侶間的差異愈來愈顯 著。因此，關乎中國的出家僧眾應遵循哪些行 儀、規矩，應如何穿著、受持哪些儀式等課題， 佛館雙閣樓外的玄奘大師園區佛館菩提廣場上八宗祖師-玄奘大師 《大唐西域記》佛光文化出版 佛光文化悅讀網 https://www.fgs.com.tw 成為五世紀旅行者的主要關注點。法顯表示，中 國僧眾生活方式的千差萬別造成極為混亂的情景，東來傳教的僧人也經常嚴厲的批評那些初入僧團的中國人。因受到這些問題的困擾，法顯決定直接前往印度求取完整的戒律，以在中國建立一個被認可及正統的僧團社會。

法顯逗留於印度和斯里蘭卡的日子有不錯的成果，他不但尋找到其所渴求的典籍，也參觀了重要寺院，其中之一是斯里蘭卡的無畏山寺 （Abhayagiri），此寺院當時與大乘佛教有很深的因緣，且有大規模的比丘尼僧眾。他在這裡接 觸到的比丘尼，皆已受具足戒，並且她們依循戒律的規範生活。有賴於這段因緣，法顯帶回中國的律藏典籍當中，包含比丘尼的戒法。前後歷經二十年的旅程，他準備返國時，無畏山寺的十名比丘尼隨行他回廣州，法顯希望藉由十名比丘和十名比丘尼主持儀式，讓中國婦女可以受持具足戒法，此「二部僧受」戒會，是中國婦女成為正式尼眾必經的儀式。

法顯在斯里蘭卡生活了兩年，他除了複抄文本，也獲取他認為對中國有重要性的其他典籍， 在斯里蘭卡生活將近兩年之間，他親眼目睹一位商人送來一把中國產製的白色絲綢扇。在內亞的長途跋涉中，逐漸淡忘了中國文化的法顯，如今在斯里蘭卡進入與中國直接往來的貿易圈，當他看到那把扇子、聽聞有航往祖國的船舶，心中便滿懷返回中國的渴望。 從法顯的旅行資料來看，他啟程時會選擇遙長 的陸地路線，是因為在他的認知裡，印度位於一路西行的地理方位，因此，他依循動物大篷車商隊運載貨物的路徑──從印度西海岸港口和沿其河 流的腹地道路，再穿過內亞抵達長安──反向而行。然而，當他對海上航線有更多了解後，加上已身處有船舶往返中國的斯里蘭卡，便決定乘搭船舶回國，不採取穿越內亞的原途。他所經歷的第一次航行是從孟加拉灣南下印度東海岸，其船舶倚賴東北季風（十月至十二月期間）的風向行 駛，而他後來由斯里蘭卡回程，則仰賴西南季風 （七月至九月期間）航往東、北的方向。

法顯由斯里蘭卡返程的路途中受到氣旋襲擊， 為了讓船隻保持漂浮的狀態，船員將船上貨物扔到海裡。此時，法顯深怕他在斯里蘭卡費心蒐集的佛教典籍會被扔掉，據他的敘述，暴風雨來臨期間，他與船員們的關係愈加緊繃，船員開始威脅要把他扔進海裡，因為害怕是法顯給他們帶來霉運，而法顯的隨行侍者則予以警告，船員要是這麼做，將會受到懲罰，於是，船員還是讓法顯留在船上一同航行。上述插曲中的船員並不是佛教徒，他們是來自印度洋西部地區的水手。

然而，發生在法顯身上的劫難並未結束，數週後，當船隻航越安達曼海進入南中國海後，季風將它吹向中國海岸以北的方向，導致其錯失進入 廣州的珠江關口，而船員們對船隻當時的所在地亦失去掌握。那個時代的海上航行仍然困難重重，例如，船隻沒有判斷經度的功能、船長缺乏準確的地圖、船隻在暴風雨中任由狂風吹拂等。 終於，在七十餘天後，船上的水和食物開始耗 盡，在不確定所在位置的情況下，船員將船隻靠岸，並試圖向當地人詢問，令他們訝異的是，船隻已隨風漂浮到位於廣州以北一千多英里的山東半島，比起船隻要在廣州登陸的原先計畫，這讓法顯意料之外離首都更近。

法顯和他所帶回的文本並未能解決有關比丘尼 受戒的問題，在求那跋摩（Gunavarman）（367– 431）這位重要僧人抵達廣州時，其仍然是一個令人關切的課題。求那跋摩來自喀什米爾，據說， 他是那裡的王室成員，由於其地理位置的緣故， 人們會以為，要從喀什米爾到東亞的漢地領土， 完全只能採取商隊路線。然而，如同求那跋摩等僧人所選擇的路徑，喀什米爾人常常經由南下的商隊路線走到印度西海岸，再從那裡航海至斯里 蘭卡、東南亞和中國。在其旅途的一開始，法顯 與同行的貨運商隊，從中國穿越內陸地區抵達喀什米爾後，他並沒有再跟隨商隊後續的路程，換 言之，法顯沒有選擇該地區多數旅行者所走的南北相接主要道路；反之，他穿越印度河，藉由所 謂的北路（Great Northern Road），往東進入恆河 盆地，由此抵達佛陀的出生地。

另一位早期從中國去到印度的旅行僧人是義淨，他和法顯一樣，自小進入佛教寺院學習，受到玄奘經由內亞抵達印度再回到中國的啟發。玄奘於公元645年從印度歸來時，當時的義淨還是個居住在寺院裡的孩子，能受其啟發，想必是因為玄奘的名聲於教導義淨的僧眾間廣為流傳。公元671年，三十六歲的義淨獲得一位贊助人的支持，開啟從中國航行到印度的旅程，沿途都在「環線」上的海港之間穿行，完全沒有採取玄奘所走的陸地路線。他首先從廣州航行到巨港（Palembang），在那裡學習梵語數月後，繼續前行印度，並在印度雲遊和求法十年。

在印度期間，義淨留學那爛陀，這是七世紀時期，一所吸引外國僧侶前來學習的佛教研究中心，因在中心進行許多與佛教典籍及數世紀以來各種思想流派相關的發展研究，它也被稱為「大學」。據說義淨在那爛陀學習的時期，有3500名僧侶常住，如此一所為數千名僧人開辦的研究中心，需具有現代大學該具備的結構設施，和足以支持與維繫大學運作的經費預算。因此，統治該地區的王室指派村落裡的所有人為寺院提供資金，而義淨到達那爛陀的那個時期，已有兩百多個村落為其提供資助，從當時印度的生活和習俗角度來看，將王權統治下的村莊作為厚禮饋贈確實是國王的習俗。而居住在這些村莊裡的人們，認為自己就是這整個結構的一部分，因此會把村莊視為他們永久的家園；身為居民，他們必須將農耕一部分收成，繳交給村落業主，業主將這些永久居民的農作收成及勞作視為他們所持有的房地資產。在這種形態之下，當村落合法轉讓給新業主時，居民的生活並不會受到干擾，對居民而言，轉讓只是單純意味著，他們的收成盈利要交付給另一個人或團體。有些人稱這些居民為「奴隸」，但他們的處境其實更接近於封建的農奴，也就是村裡的居民須以一定程度的勞動力和部分農耕物，作為他們獲准居住在家園裡的交換條件，他們雖受到業主的保護，但同時也受到業主的管控。例如，他們離開家園到他方旅行的行動自由受到限制，而這與奴隸制度完全不同，奴隸是主人所擁有的一項有形動產，可以被轉售給另一個人。像那爛陀這樣擁有兩百個村莊的寺院，可以要求村裡的居民履行職責以換取居住權，這相當於只要對村莊所有權的結構不變，就有收入的保證，在許多國家，這種村莊賦稅的經濟模式資助了佛教寺院很長一段時間。

當義淨離開那爛陀及其富裕的資助環境後，他面臨旅程的不確定性。重返中國前，他先回到蘇門答臘逗留五年，五年後，他經孟加拉灣返回中國，從泰母羅里卜地（Tamralipti）航行到馬來半島（Malay Peninsula）的吉打（Kedah），在吉打停留一年後，則再度回到巨港（Palembang），在巨港再次逗留六年，這期間義淨開始著手翻譯他在印度所蒐集到的手稿文本，公元791年將部分的中文譯本寄回中國，自己則於四年後返國。前前後後完成了持續二十四年的旅程，他回到廣州時已高齡六十。

在印刷術尚未發達的時代，中國僧人在印度花費數年的時間，謹慎抄寫梵文經本，以便將這些複抄本帶回祖國。義淨亦有對這些梵文經本進行抄錄。我們並不確定當時部分於那爛陀完成的寫本是抄寫在中國的紙上抑或印度的棕櫚葉上，但在巨港進行翻譯時，他所使用的是紙。義淨曾表示，他需要更多的紙和墨，這有可能意味著，巨港並沒有生產紙墨，而需仰賴進口，然而，我們很少聽到船運將紙列為交易商品之一。雖然棕櫚葉的持久性不如紙張，但其亦是用於書寫的選擇之一，當在亞熱帶環境外的佛教僧侶找不到棕櫚葉時，他們則改用能夠在印度河流域山麓地帶取得的樺樹皮。儘管如此，我們在商貿交易的紀錄中並沒有找到棕櫚葉或樺樹皮，似乎這兩種樹木都由撰寫文字的個人或小組自行進行加工處理，製作成可書寫的頁面。雖然某些手稿抄寫的過程中，確實會涉及棕櫚葉和樹皮的購買，但由抄寫員自己運用當地的方式來備製書寫的媒材似乎已成為主流。中國製的紙非常不同於樹葉、樹皮、石頭、銅片或金片等自然材料，紙是經工業加工製成的產物，可以用大麻布、大麻植物和木材所絞碎成的漿進行大量生產。雖然據義淨所說，在海上貿易網絡中發現到紙張，但紙仍然是貿易世界中的次要商品。

阿底峽（十一世紀）或許是印度佛教導師中最著名且最有影響力的一位，他為了找尋其信仰的最好學習資源而踏上海洋之旅。他生長於孟加拉灣附近，孟加拉灣是個活躍於當時、與恆河系統的腹地相連的海上貿易中心。其附近地區以大型寺院建築群聞名，例如，那爛陀（Nalanda），在婆羅門教日益壯大以前的數個世紀中，這個佛教僧侶社區扮演塑造佛教形式的角色。據阿底峽的傳記記載，他與佛陀波利（Buddhapali）的情況一樣，由於在印度當地重要的寺院已找不到滿意的導師，因此選擇離開家園。他從孟加拉灣乘船，航行到蘇門答臘巨港，並在那裡居住了十二年。阿底峽進入佛教的航海世界，在三佛齊（Srivijaya）首都接受密教教法的訓練。他在傳記中描述他所學習的教法，其中表示，他必須先對大乘的教義「般若波羅蜜」各典籍有全面了解，才能進階修鍊咒語和陀羅尼。根據西藏的佛教思想與教法，由於般若是諸佛菩薩之母，因此這些般若思想體系下的教本被稱作為「母親」。由此，一個人必須學習並徹底實踐「母親」的教法，才能開悟證道。

阿底峽歷經漫長的海上旅行到達蘇門答臘訪師學道，之後經由斯里蘭卡，循這一條同樣傳揚海上密教教法的路線返回家園。回到孟加拉灣家鄉後，他的名聲因其在巨港的密集受訓而流傳開來。他被遊說前往尼泊爾傳授教法，後來越過山脈到達西藏地區。也就是說，阿底峽在「大圓環」「環線」上的其中一個海港求法後，將所學教法帶入印度次大陸的山脈和內陸地區。此後，他的餘生就在整個西藏旅行，而他在蘇門答臘所習得的密教傳統，最終成為藏傳佛教成形的關鍵。

禪宗「祖師」中最著名的是菩提達摩（Bodhidharma）。他的名聲使許多關於他的旅行和修行實踐的故事流傳民間，因此很難在這種種傳說中找到這位歷史人物的真實刻劃。儘管有少數人聲稱他像佛馱跋陀羅一樣是透過陸路而不是海路，大家普遍認同他是由印度南部經海路到達廣州。當時他很可能會追隨其他人的腳步經由廣州的海上關口入境中國。傳說故事接著是他從港口到南京去見皇帝，但那次拜訪並不成功。故事將他描繪為相貌粗獷、目光銳利，如果他以這種態度晉見皇帝，那麼言不投機也就不意外了。據說，他與中國的官僚相處上有些困難之後，便退居到一個僻靜的洞穴中，要成為他的門徒，須歷經艱難挑戰，才能找到他，並被允許追隨他身邊修行。

菩提達摩的教學方法並非口傳，而是心法。圖像描繪他專注面壁禪坐，從他沒有登台講法和與社會接觸的退隱生活來看，難以說明他作為當代中國寺院的主流宗派禪宗始祖的重要角色。然而，他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甚至包括在武術界的角色，可說完全確立。同時，我們須留意的是，除了菩提達摩之外，其他禪宗祖師也是這一法門之教義和實踐傳承故事的一部分。

達摩跟佛馱跋陀羅一樣，與朝廷的關係並不相契合，且他退隱山林，不與社會接觸。儘管如此，他有弟子傳承其教法，且被尊為當代中國寺院主流修行法門中國禪宗的初祖。